4月22日，复旦大学举行了“80后的世界——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发布会”。发布会由四位80后学者以谈话节目的形式，结合复旦大学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的最新数据从教育、工作、婚恋、生育等角度透析80后的现状，全方位呈现80后一代的真实世界。

教育现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

据80后学者，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安宁介绍，整体而言，这次调查中的80后个体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66%。这里的高等教育包括了正规全日制专科、本科以及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本科。

“如果我们看出生在不同年份的个体，可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上是在代际之间越来越高的。这基本上反映出了中国整体教育扩招的趋势。”胡安宁说。

调查显示，父母的城市户籍相比于农村户籍而言有助于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父母的出生城市也和子女的教育水平相关，父母出生在上海地区的80后一代有更高的教育水平。父母的教育水平影响子女教育水平，二者之间呈现正向联系。其中，父亲每提高一年教育，子女的教育水平平均提高0.42年。对于母亲而言，提升一年教育则会平均提高子女0.38年的教育年限。

工作现状：就业状态整体稳定

80后学者，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胡湛表示，80后受访者的就业和在业比例都比较高，且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从未换过工作，换过1-2次工作者近三成，就业状态整体稳定。

就收入而言，受访者的平均年收入达到了6万元，中位数为5万元，进入前10%的门槛为12万元、进入前1%需30万元。分类来看的话，月收入3千以下的偏低收入群体占31.6%，月收入3千至1万的中等收入群体占54.1%，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占10.4%。分职业来看的话，收入排前三名的分别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就职位而言，只有近2成受访者表示正在承担管理工作，其中高层管理者仅1%、中层为5%、基层为12%。被访者的收入水平明显随教育水平提高而提高，其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者中的高收入群体比例分别达到43%和78%。

而职务提升与教育水平提升之间的关联则并不明显。高层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几乎全部分布在高中和大学（专科与本科），而研究生学历的高层管理者在本次调查中极为罕见。这可能是因为从年龄来看，具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80后被访者大多刚毕业步入职场，且大多在大型企事业单位任职，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高层管理者；而高中或大学学历的80后被访者已经工作多年，在职位升迁方面具有资历优势。

婚恋现状：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念仍然对80后产生一些影响

80后学者，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心理学系讲师陈斌斌说，在本次调查中，80后受访者中已婚的占到53.78%，未婚占44.38%，大概有70%的人都存在着门当户对的观念，这也说明一些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念仍然对80后产生一些影响。

调查显示，婚前已经住在一起的占43%。当问到“谈恋爱多久开始同居？”有30%左右的人汇报半年之内，不到40%是一年之内，有15%是一年半至两年之内。

当问到“结婚前同居多久？”不到一个月的占18%左右，超过35%的人汇报半年，比重最大，半年至一年之内的为25%。一年半及以上的婚前同居，伴侣满意度相对较高。

此外，婚前同居主要是已经定亲或者订婚的，占60%；没有定亲/订婚，但是有明确结婚计划的有34.5%。只有5.5%的人婚前同居既没定亲/订婚，也没明确结婚计划。

生育现状：30岁是婚育的一道门槛

80后学者，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所讲师沈可介绍说，80后，作为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的婚育行为是否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调查得知，就女性而言，30岁似乎是婚育的一道门槛，一旦迈进这个门槛，女性结婚生子的比例，相对于29岁的群体，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

“就男性而言，这一转折点出现在31岁，较女性晚了一年。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31岁之后，结婚、生育均进入一个平台期，已婚已育比例不再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上升。”沈可说。

沈可表示，调查显示上海市80后的生育意愿已处于低位，40%认为只生一个好，56%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其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59，远低于美国、日本的水平。

那么，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的实际距离有多远呢？调查显示，对于“只生一个好”的80后群体而言，94%的被访者的确计划只生一个。然而对于“两个最理想”的群体而言，理想与计划之间仍存在相当的落差，已有75%的被访者计划生两个，而剩余的四分之一打算只生一个。

延伸阅读

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

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是由长三角地区第一次以特定人群为主体的全方位跟踪性调查。这项调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持，以1980-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简称80后）为跟踪主体，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

问卷设计历经4年多的时间，先后有国内外不同学科的50余位专家参与了问卷研讨和设计，整个问卷共分11个部分，425个问题，900多个指标。第一阶段调查为上海地区基线调查。调查抽样运用分层、多级概率抽样设计，在上海市范围内抽取80个社区、3311个家庭。整个调查耗时近半年，由近100位调查员实施入户调查。调查员采用平板电脑进行现场调查（受访者可直接在平板电脑上作答）。

在充分保护受访者隐私、获取第一手真实信息的同时，实现了通过计算机及网络实现逻辑跳转与纠错、标准化数据采集、调查监控（录音监听、GPS定位）等环节。上海地区基线调查于2013年实施完毕，共回收2367份有效问卷。接下来复旦大学将继续进行浙江、江苏地区的调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共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教授表示，复旦大学的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是集聚复旦大学各学科研究力量、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使用最新社会调查技术的一项长期跟踪性调查。它旨在为研究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化提供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数据，也为跟踪中国社会变化、推动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经济社会变革，居住在长三角地区、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人口群体（简称“80后”）是这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全程见证者和体验人。“80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已进入工作、婚恋、生育的年龄段。他们未来还会经历健康、工作、家庭生活的变化，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和老人的抚养。他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是我们跟踪了解中国社会变化、研究社会变化影响个人生活的最宝贵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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