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公布：预计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70%，约有2.3亿人从农村转移至城镇；城镇流动人口将达8000万人，流动迁移人口总量将由2014年的2.54亿人上升至3.1亿人。面对快速城镇化和大量流动人口，城市如何应对？

　　流动人口应逐渐“市民化”

　　我国虽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未来流动人口增速将放缓。王培安说，未来十几年，预计流动人口年均增长量将由现阶段的800万人降至600万人左右。
　　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化，为社会治理提出很大挑战，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需求不断增长。人口流动还将出现大量留守妇女儿童与老人，面临家庭不稳定、亲情缺失、子女监护和老年照料缺位等问题。因此，王培安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至关重要，应让流动人口在城镇获得均等生存和发展机会，公平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
　　流动人口应逐渐实现“市民化”。市社科院研究员、市政府参事左学金认为，目前，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增长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向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不妨按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分时段来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服务及早提供；低保福利等则可设置较长时间门槛。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彭希哲教授则认为，更具操作性的是以居住证替代户籍，在特大城市实行积分权益制，为流动人口提供权利与福利。专家同时强调，保护流动人口基本权利时，不能以牺牲城镇人口基本权利和福利为代价，方可使两个群体协调发展。

　　应正面看待人口流动现象

　　英国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院士、领导力项目主任艾伦·胡德森介绍说，快速城镇化模型在19世纪的西欧、20世纪初的美国都曾发生。城镇化原因有两种，中国与西欧、美国类似，源于经济的活力。欧美城镇化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呈线性，即先有人口涌入，再有社会保障。中国试图在人口涌入同时覆盖服务，这种努力很积极，但也会很艰难。
　　胡德森提出，农村移出的人口对农业经济社会将有持续贡献。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会刺激人们更多地使用农业机械，改善劳动力密集型的结构方式；　农村人口流入更多资金，刺激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专家们认为，社会发展带来人口流动现象，应从正面来看待、发挥其最大效益。如果片面地、人为地“一刀”拦下，或筑起一层墙来阻碍人口流动，既达不到“叫停”流动目的，更与社会发展轨迹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