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金融·复旦之声》 学生记者 余安琪

“问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是杜工部对盛世大汉博望侯的赞叹与向往。而今，21世纪的中国对外大战略——“一带一路”计划——与新一届政府一道，阔步走入世人之眼。作为新一届政府未来长期重点规划的大工程，“一带一路”已经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

凿空还是复制？

有关注便有争鸣，人云“一带一路”无异于拾人牙慧，是上世纪中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复制；亦有人对其称道，认为千载过后再遇凿空，必大利于华夏之中兴。在刚结束的复旦经济金融界校友2015年春季圆桌会议上，来自京沪两地的杰出校友们对此作出别样的解读。

校友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现时战略定位而言，“一带一路”都不能说是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复制。就前者而言，早在2000年前，丝路精神就曾为中国沟通西域，通达四方。因此可以说，建立与欧、亚、非友好往来的传统如今得以很好的传承；而针对战略定位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计划，则显见其与马歇尔计划的区别。如同本次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所言，“一带一路”是全球化时代下以深度开放合作为目的，多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而并不是冷战时期服务于两极对抗的“独奏曲”。另外，正因为处于全球化，国际分工空前的当下，“一带一路”无论从覆盖的地理区域还是涉及到的社会经济领域也都是空前广大的，因此该计划不失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凿空”。

单项输出抑或双向交流？

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计划也就承担着多种责任。国内外许多声音认为，在当下中国国内面临多个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从而掣肘中国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最主要的任务在于对外输出过剩产能，从而甩掉未来发展的一大包袱。进一步的，一些不乏阴谋论的评论认为，此番资本输出，势必带来强势中国强势的意识形态输出。

不可否认，该计划的实施的确将有利于我国消化过剩产能。有研究表明，与传统的商品出口以制成品贸易出口为主要特征完全不同，“一带一路”下的资本输出可以带动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双重出口，从而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以高铁为例，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需建铁路总长为1万公里左右，而铁路行业的钢材需求量占钢铁需求总量3%左右，修建一公里高铁需要钢材3000吨，是修建普通铁路的十倍。高铁出口可以帮助国内钢铁行业消耗一些过剩产能。

但这仅看到了计划对中国单方面的浅层次意义。深入分析观察不难发现，“一带一路”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占了大多数，尤其是亚非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国家财力不足，政府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基建开支，另一方面也有技术约束的原因。因此，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对外进行以交通为首的各类投资，为这些国家带去我国相对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于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而言也是颇为有益的。从计划公布后各方的反应也可看出，“一带一路”计划沿线的国家，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十分希望通过这一系列项目来改善积弱的基建状况，修建通往富裕繁荣的大道。

更深层次的双向意义在于，伴随产能与资本的输出，与之相关产业的中国标准、惯例以及十分重要的——人民币也将顺利走出去，实现我国在经济、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提升，对构建多极化的国际环境也将有卓越的贡献。

资本未至，人力先行

“一带一路”的计划是宏大的，愿景是美好的，然而付诸实践却需要的是具体而微的一系列完整周密的步骤。虽然从战略定位初衷与他国初步的反应来看，“一带一路”被普遍看好，但不可忽视其在推进的过程中已经遭遇了诸多阻碍。

比如，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脱节，对他国各类前期“尽职调查”的缺失，忽视他国民意情绪等问题，让既行的许多资本一尝被他国排斥的艰难。这些问题一方面根源于过去我国的公共外交都由政府开展，民间外交缺乏与他国沟通的经验，同时民间各类企业并没有形成比较有聚合力的商会组织予以开展公共外交，使得民间企业在与别国对话谈判中势单力孤；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国的高校智库没有很好的与政府、企业对接，没有能够切实解决市场之需。

在本次的春季论坛上，校友就以其投资印度尼西亚为例，说明了先期详细研究投资环境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有校友表示，其公司当时的尽职调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彼时工商银行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报告。而国内对印度尼西亚，乃至对整个东盟的研究尽管卷帙浩繁，却多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国内十分缺乏对这一地区翔实的研究干货。须知我国1996年就与东盟建立了对话机制，2010年就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东盟每年对我国贸易贡献也十分巨大，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没有对我们的贸易伙伴有足够的了解与认识。

在本次两会召开期间，中央也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联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相比前四通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目标，“民心相通”最难实现，也同时对前四个目标存在着隐形的制约。因此，资本未至，人力先行是必要的。

此处之人力，不应局限于由企业或政府聘请的专业咨询机构人员。发挥高校智库的真正功能在此时便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开放与“一带一路”计划沿线国家的学校、研究所等机构大批量的交换学生便能够多管齐下：前往交流的留学生一方面本身就是学术科研的骨干储备力量，理论知识有一定基础，便于其在相对其他人群有一个高屋建瓴的视角的同时，更易吸收大量他国知识和技术经验；另一方面，深入他国实地生活，对切身感受别国之风土人情，社会法规十分有利，远胜于通过文献，影视的资料间接感知的效果。如此，将为各大高校开展对这些国家深入翔实的研究，进而进行政策、商业咨询提供宝贵的资料与经验。

开放交流是国际研究之基，此后一系列科研分工与系统研究需要积极跟进。而相比于传统的理论研究，智库的定位在于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因此研究工作重点应放在挖掘他国实际需求，以需求为导向进行政策或企业战略的咨询将大幅度提高智库研究的效率与实用性。

而这一系列行动的开展离不开政策的鼓励和资金的支持，尤其是后者，对参与者将会是莫大的激励。政策为交流往来打开闸门，搭建平台之后便需要投入专项基金对那些切实可以解决“一带一路”需求的研究予以大力支持。专项基金的组成可以由政府、学校和企业等多个渠道构成，因为这些研究成果也将服务于多个领域，如是，将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