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茶座系列十二 

2015年10月28日，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举办题为“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的学术贡献及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学术茶座。主讲人为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博士后郑霁光，参与者包括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的尹翔康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的王文春博士、汪洋博士、王进博士，以及其他人员。 

郑霁光博士首先从瑞典皇家学会对迪顿的评价标题“Angus Deaton: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Welfare”说起，简要介绍了迪顿的生平和主要学术贡献。安格斯·迪顿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剑桥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博士论文是用计量的方法研究英国的消费。毕业后他分别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迪顿的主要贡献迪顿主要是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对家庭行为、经济发展以及健康和贫困等社会经济问题用微观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并将计量经济研究模式扩展到收入和储蓄、贫困、健康和福祉等方面，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他的贡献还包括提出质量分析指数，营养需求分析方法，拟面板数据，价格指数，不平等和贫困的测量方法等多个方面。 

接着郑霁光博士以迪顿发表的主要论文为基础，从家庭消费行为、经济增长、价格波动、贫困、健康与福利等几个方面分别介绍了迪顿的学术贡献。迪顿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上面。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比如1980年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面的文章《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在2011年被评选为1970年以来发表在AER上面影响最大的20篇论文之一，对消费、价格和收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80年迪顿出版了第一本专著《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把对偶理论引入福利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迪顿对消费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迪顿悖论，反映了收入过度平滑与持久收入假说（PIH）对持久收入的预判之间的矛盾。迪顿通过参加1991年的Clarendon讲坛和其他学者的交流，融会贯通了自己对消费经济的理解，次年写了他的第二本专著《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迪顿从布里斯托到普林斯顿以后，利用在普林斯顿和世界银行的工作机会，他参与了发展和家庭调查的研究。他指出了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机制的不足，模型容易受到外生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并提出了自己对发展经济学研究机制的探索和设定。迪顿通过设计生活标准测度调查，获取了许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迪顿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研究表明深入了解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有利于理解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行为。 

迪顿到普林斯顿以后，除了关心发展问题，也一直致力于贫困度量的研究。如何合理的设置贫困基准线对了解贫困现象意义重大。迪顿重点研究了印度的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在《Data and Dogma: The Great Indian Poverty Debate》一文中阐明了印度的贫困人口虽然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远低于印度政府的想象。此外迪顿根据家庭调查数据对健康和福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尝试为解释健康、不平等、幸福感等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他在2013年的著作《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中总结了前期关于健康、财富和不平等话题的一系列研究。 

最后，郑霁光博士总结了迪顿对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影响。作为实证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迪顿的研究涵盖了微观经济层面的家庭行为、发展、贫困、健康和复制等多个方面。迪顿的实证方法重视社会经济生活中关于个人利益的各种经济因素，让人们对健康，幸福程度等有了新的认识。未来的经济学发展将更注重对微观数据的研究，通过对微观数据的实证与计量来洞察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期间，要重视规范数据的搜集和统计，重视对数据的合理度量。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在未来将更重视以人为本，关注现实问题。 

在剩余时间里，与会人员就讲座内容进行了探讨与评议。尹翔康教授对茶会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重申了迪顿对消费理论和拟面板数据方面的贡献；王文春博士总结了迪顿的AIDS模型和迪顿悖论；汪洋博士对迪顿关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的结论进行了点评；王进博士对迪顿关于生活标准、收入与人口测量学的研究提出了相关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