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我是来自经管学院的Tiffany，我想问Peter，您刚刚谈到了阿里巴巴和亚马逊是否应该进入保险行业。从效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收集了很多用户数据，可以进行大数据挖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平衡隐私和利润？您如何看待苹果公司拒绝美国FBI对恐怖分子手机解锁的要求。

Peter Cowhey：首先关于我提及的阿里巴巴或者Facebook问题。目前每个国家针对限制个人隐私数据在某些领域的应用都有相应规定。美国有一个合同理论，即你用数据换取一些好处，你们默认他们会使用这些数据盈利。比如，免费的无线网络并不真正免费，他们通过你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数据进行预测、制造商业机会或进行市场推广。但若他们将数据透露给保险公司，说这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好，这就侵犯了个人隐私权。目前，我们需划清界限，即公司应当如何妥善使用用户个人数据。其实，用户也可以通过公司对数据的分析获得一些好处，比如可以通过衡量一些人开车习惯，使今后的车子性能更好更安全。

至于苹果公司和美国FBI的对峙，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美国我们有两个法律上的传统，第一个是美国宪法是不保护个人隐私；第二是，美国宪法反对政府利用个人隐私，政府必须去法庭申请才能使用个人隐私。美国政府希望苹果协助办案，解锁恐怖分子的手机，苹果的回应是，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已获得法律许可，但是政府不能要求苹果在系统中专门为政府设置后门。法庭需对此进行权衡，一方面是苹果的权利，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安全的顾虑。这是一个自由vs安全的经典问题，必须保护双方的利益，政府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必须由一个独立的法官来做出判断。我的太太是一名终生的法官，一个非常独立的法官，如果她觉得不对，甚至美国的总统也不能够命令她执行总统命令。

Q：我来自墨西哥，目前是复旦发展研究院的访问学者，我的论文涉及墨西哥、上海和京都的创新。几年前我从哈佛商业评论上读到一些关于中国为何无法创新的文章，说原因是中美大学差异，美国大学思想激荡，而中国则不然。但是我在复旦两年间， 我看到复旦大学一直在创新，鼓励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Peter Cowhey：美国有一个关于中国创新的长期研究项目，我们也相信，中国一直在创新。哈佛商业中的文章不太准确。到底中国在创新方面做得怎么样，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评判维度，一是高端创新，即有突破性的创新，无论在商业上成功与否。中国的这类创新不如美国。第二点，利用创新推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尤其是国企。

Pradeep khosla：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富有，通过对研发投资带动了科技发展，美国才成了富裕国家。我想问一下，中国经济中有多少行业多少比例是通过创新创造的工作机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若中国的创新不能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说明中国的创新力度不够，不足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经济发展。

Q：我来自复旦发展研究院，想问一下校长先生，您在您的发言当中讲到摩尔定律，实际上摩尔定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有的时候我们要花2.5年的时间才能看到研发的成果，我们该如何利用计算机技术提高性能降低成本，是利用将一切都数字化建立数字模型的方法吗？

Pradeep khosla：摩尔定律并未完全结束，可能还有两三代，还有大概1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很接近于建立单电子晶体管，我们有集成在单芯片上的四核、八核处理器，采用并行计算的模式大大提高计算能力。我们还将继续沿这个方向进行下去，虽然无法再小于一个单电子晶体管了。第二，如果对并行计算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可以用非确定性计算代替确定性计算以提高计算能力。第三，如果我们对信息如何存储在DNA上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将能够把信息存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因为生物学上的信息存储密度远远大于在电子材料上的存储密度，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将把生物学应用到计算和信息存储上去。

Q：我是心理学在读博士，但我对国际政策很感兴趣，校长先生您此前讲到有名的城市都有自己有名的大学，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没有特别出名的大学，就是深圳。我想问一下如何在短期内将深圳大学打造成优秀大学？ 

Susan Shirk：据我了解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深圳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深圳一直致力于引进优秀人才。加州很多大学也很年轻，一开始前景也不明朗，这些需要时间。鉴于深圳的生活质量很好，特别重视环保，本地家庭也很重视教育，我认为深圳大学很快就会脱颖而出。

Peter Cowhey：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一定不要在教工的质量上妥协，如果你能够请来优秀的教员，就会进一步的吸引到更优秀的教员，有了优秀的团队，大学就很容易成长、发达，壮大。

Q：我是复旦的学生。我想问一下Peter和Susan，信息可以让一个国家倍具活力，也可以带来一些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威胁。您能否从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角度谈一下信息安全？Susan讲到了中美关系，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政策，TPP的成立以及美欧协议的重建，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亚投行，战略上，它能否对抗TPP以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新伙伴关系？

Peter Cowhey：来自信息的威胁的确存在，但是我们应该看全局。像3D打印、信息全覆盖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便利，但也确实给恐怖分子带来了便利。如今信息也越来越廉价，日渐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但不能让信息影响我们的生活，不要过度担忧信息带来的威胁。社会的任何阶段都有相应的问题。

网络安全可以类比公共安全。针对公共健康问题，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政府一般会在做好早期侦测的同时，渐进式地搭建平台。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渐进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   

Susan Shirk：当我们在谈到贸易协议或者一些经济外交的举措时，也会讲到地缘政治学的对抗。美国政府有时会犯错误，比如亚投行的成立的过程中反应过激，这可能是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犯的错误。我的理解是中美在TPP中有许多共同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两国可以逐渐开启讨论，一旦我们能让所有国家政府进行TPP谈判，我们就有机会与中国政府正式接触，制定路线图，最终促使中国加入T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