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足以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吗？中国作为很多经济体的大众商品出口国，其经济的下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众多经济体的影响如何？未来的经济调控将在怎样的环境下开展？投资究竟是如何与VR共舞的？经常账户顺差与资本账户逆差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完成了什么任务？将来还有多长的路要走？韦森、哈继铭、李扬、赵晓光、丁爽、杨成长等专家为您解读。

请看本期观点荟萃——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这些年呼吁减税，是因为当下的外贸形势。中国的制造业产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总量上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的出口总量也为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5%左右。从2007-2013年，全球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复苏，到目前全球经济又开始往下走，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开始减少。同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单位劳动力成本快赶上美国了，跟俄罗斯差不多，人民币这些年实际上相对于美元一直在升值，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实际利率在10%以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税收负担太重，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就导致我们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以致2015年出现出口总额的绝对值的下降。这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中还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制造的人工成本上去了就降不下来，这在经济学上叫工资刚性。另一方面，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劳动力总量开始收缩，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即使从现在起放开二孩政策，但短期也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在此情况下，近来我主张第一是保持货币相对宽松，降低实际利率，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的还款和利息负担。现在我们本外币贷款余额已经超过100万亿元，按照财政部的官方数据，光国有企业就有近78万亿元的贷款。故企业债务成本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故通过一定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实际利率，也很快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格局下当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项，第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和外贸出口增速的下行，中国在国外投资的增加，热钱的外流，人民币币值有下行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应随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贬值的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行的要贬值就让它贬值，没必要维持较高的币值，因为出口占中国经济的很大一块，现在制造业非常大量地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第三就是通过减税降低企业成本。通过这些措施，尤其是通过对企业的减税减负，降低企业的成本，最终是为了救活企业。企业救活了，中国经济才有持续的增长。

好在去年，中央决策层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都有所动作。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全年，央行五次降准，六次降息。去年8月12日，央行也允许了人民币中间价有了一定幅度的贬值。但是，在给企业减税减负方面，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提了出来，但还没有明确讲减税，只是说在研究降低增值税税率。在今年的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上，我在提问环节直接问楼继伟部长，中国经济增速目前下行得这么厉害，许多企业经营困难，为什么中央政府不考虑给企业减税。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就明确说了要减税。

此外，我们的物价、房价这么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政府税收太高，比如有房地产的专家计算过，中国的房价这么高，其中70%以上的房地产行业的收入实际上是被地方政府拿去了，其中包括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和各个环节的税收。前几年，我也曾计算过，中国现在的消费品物价这么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在中国的消费品中政府各环节的税收太高。故现在讲减税，不仅仅是给企业减负，避免大面积破产倒闭的一项短期宏观经济措施，而且应该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根本性举措。

哈继铭|高盛集团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复旦大学校友

从出口来看，如果用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它自己国家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在发达国家中，对中国出口最多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占GDP5%以上，其次是日本，约占2.7%，比较小的是意大利和美国，只有0.7%。以中间产品出口为主的韩国比较特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占GDP10.3%，中国进口韩国的中间产品加工之后再出口、内销。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下滑的时候，这些对中国的敞口比较小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比较轻一些。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受的影响要大很多。

从资本市场来看，美国ICP500对中国的销售仅占总销售的2%，而且美国很多企业对中国企业是没有太大销售的。相比来说，德国的达克斯所占比例要高一些，澳大利亚股市对中国的敞口暴露度也都在10%左右。所以，股市和基本面出口的渠道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无论从出口还是资本市场的指标来看，美国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比较小。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渠道，使得中国经济的调整会影响到美国？能想到的是中国金融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暴露度有多大，美国银行的资产其中有多少跟中国是有关系的？分析显示，这个是0.7%、0.8%。美国的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也有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赚的利润不超过其总利润的1%，换句话说，美国经济受中国的影响在西方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小的。

既然美国经济受中国的影响很小，那么，为什么中国股市下跌的时候，美国也跟着下跌；中国下跌百分之多少，美国下跌的幅度也不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种金融上的感染效应，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打喷嚏了，第一大经济体可能要感冒一下。

从数据显示的基本面上来看，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美国受中国经济的影响都不是很大。但是在资本市场上看到的这个影响，远远超过这个。每次中国经济震荡，便会出现资本市场震荡、汇率市场震荡、外汇市场震荡，导致美国股市的调整，尤其是对某一些美国公司来说，这为美国板块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介入机会。比如，一月份中国股市调整、汇率调整，有些在中国没有业务的美国公司，或者过去有过、后来就没有的，股价都跟着一起跌。按照常理，一个在中国没有业务的公司根本不会受到中国股市的影响。后来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公司，经历了一波调整后，股价纷纷又回到原来的高点。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震荡可能提供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同时可能作为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全世界经济的下降、市场的调整，并不能全赖中国。其实，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并没有像人民想象得那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投资者、国际的政府官员也应当有这样一个认识。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自己的经济体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中国是很多经济体的大众商品出口国，但是对另外一些大的经济体，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影响所有经济体的地步。

李扬|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校友

“未来要考虑在政府高负债的情况下，如何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在《中国投资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上做出如是表述。

李扬说，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宣布增加财政赤字，将2016年的赤字率提高到3%，而且这个趋势会延续下去，明年肯定还要高一点，后年还要更高一点。现在许多人提到债务就只想到负面作用，没有正确认识债务本身。债务是工业化社会正常运行的条件，有了债务才能让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让准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人超出自己的预算约束，来使用更多的资源。“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认为这种债务是健康的，没有办法。中国恐怕要准备在政府高负债的情况下，如何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

李扬还以20世纪的日本为例证明提高政府杠杆率的必要性。他解释道，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它的居民、企业的储蓄率高，政府的储蓄率低。经济需求不振，企业不愿意投资，百姓不愿意消费，把钱都存在那里。高储蓄如果不变成投资或者别的使用的话，整个国民经济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这时候就要由政府出面，用发债的方式，把企业、居民手里的储蓄拿过来，由政府支出，维持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日本曾经有十年，政府大规模借债，然后去支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合理的赤字、合理的债务。”

赵晓光|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总经理，复旦大学校友

都说2016是VR元年，从资本到用户都为这一年分打足了底气，Facebook对Oculus的收购新闻更是让“VR”一词在Google的搜索指数大幅飙升。

作为研究VR及电子行业投资的领军人物——赵晓光断言：VR作为全新的技术和体验，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市场容量广阔，可能产生类似苹果手机的颠覆式效果。当VR产业由硬件红利期步入内容红利期时，游戏、影视、娱乐、社交、媒体甚至教育等诸多领域可以开发出巨大的空间，当前就在向前发展的关键路径上。

沉浸感和互动性使得影视剧、游戏作品的体验发生革命性变化，每天下班都可以去海边和草原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想象么?归根到底，VR代表了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和对现代科技的野心，毕竟PC、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科技产品，也曾是过去人眼中的美好未来。

TMT行业自然也有它的投资规律，“未来以产业链投资为王道”是他一贯的观点。从去年到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浪潮，其实股价表现的就是以天齐锂业、天赐材料为核心的材料产业。赵晓光提到目前有80%的企业是被高估的，现在投资者特别要关注公司的一季度业绩，一季度业绩好的公司，哪怕是50倍的估值，也有比较好的投资前景，但如果一季度没有看到商业模式的兑现，那它的估值要不断地下移。当问到创新推动的下一个周期时，他认为在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个浪潮是：“大视频革命”，机会有三：第一就是视频行业，以虚拟现实为代表的视频行业;第二就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SAS为代表的数据处理行业;第三个就是以传感器为代表的，能够不断地挖掘新的数据的行业。

而关于人工智能会否替代人类从事金融工作?他诙谐地说：“恩格斯说过，长久地看，我们都会死去。”

丁爽|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复旦大学校友

日前，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从中长期看，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将长期存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会随着整个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状况进行调整。

丁爽分析道，2015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为3%，而资本账户的外流也是创纪录的，完全抵消了经常账户的顺差，导致外汇储备下降。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经常账户还会保持顺差，特别是现在针对一揽子货币保持稳定的话，中国的贸易会有所回升，但资本账户的压力会长期存在。体现到汇率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可能性相对会比较小。2015年经常账户，中国的贸易顺差按照外管局的统计是5670亿美元，按照海关是6000亿，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服务贸易也是创纪录的，接近2000亿美元。

“2015年中国出口很不景气，负增长，但这是不是说明中国贸易就失去了竞争力了？我觉得这个判断可能太早。”他解释说，其他主要国家贸易的增长，比中国的负增长更厉害。世界贸易组织刚刚发布的全球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出口下降差不多3%，全世界平均下降13%，中国出口在世界的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上升到13.8%。所以，贬值的压力不在于出口，更多的是资本账户。

“外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非直接投资资本外流，如果把误差和遗漏放在一块，实际上去年差不多达到7000亿美元。每个月按照各种数据，2015年全年的资本外流是75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还是比较吻合。”他认为，资本外流从去年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反映家庭部门的大规模资本外流，主要还是反映了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不仅是去杠杆，而且是积累美元资产。一方面归还外债，一方面是积累对外资产来对冲外汇的风险。”

对于经常账户，丁爽表示仍然比较乐观，中国的市场份额还在增加，即使在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一揽子货币升值了3%到4%的情况下，中国还是获得市场份额，这说明竞争力还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是从今以后不再升值了，很可能会使得中国的贸易状态有所改善。从进口来说，总体的贸易顺差改善不会那么多，但是实际上它实质的进口状况可能比去年还要好。

关于资本账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他解释道：“我们从去年以来一直对美国的经济非常悲观，曾经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增长1.4%，现在我们下调为1%。对美国经济的共识预测，每年年初都是3%左右，最后调到2%。大家预测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美国经济回归到它的潜在水平，这个潜在水平可能在3%左右。当然，也有可能美国潜在增长的速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按照我们观察的周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扩张期已经超过它的顶部，接下来要往下走。如果是这么一个状况，美元的强势，年中还会走强，市场还会有一到两次美元加息。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只有1%的话，不仅不会继续加息，年底之前要讨论减息了。最近四位美联储主席讨论是不是加息加错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个错误。如果这样，人民币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问题在于资本账户上面。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完成了，但是家庭部门的资产配置多样化需求，还没有全面展开，而且今后这方面的需求会增加。”

在他看来，最近汇率的稳定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央行的预期管理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间接的受益于美元的走弱，有一些资本账户的管制措施，特别是现行的措施得到了加强。“从央行角度来看，要是外汇市场的状况有所稳定或者改善，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还会继续进行，这个方向是不变的。所以，即使经常账户顺差造成升值压力，这会使得政府更加开放资本账户，把这部分压力去掉。所以，如果有升值压力，资本账户的开放力度会更加大，家庭部门的资产海外配置会进一步增加。总体来说，经常账户还是顺差，资本账户可能逆差会长期化，最后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会随着整个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状况进行调整。”

杨成长|申银万国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校友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都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型，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转型要求，政府也始终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作为工作重点，但是这一次经济转型与过往历史上的完全不同，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是一次长周期的重大发展阶段的调整。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经验，欠发达国家在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发展、走过赶超阶段，特别是人均GDP达到或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随着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绝对成本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经济增长动力会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结构将跟随进行重大调整。在这个调整阶段，传统经济增长动力会急剧下降，经济增长会失速；经济结构会剧烈调整，金融市场也会出现动荡，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矛盾和风险会加速积聚和释放。德、日、韩等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阵痛，并且经过较长的调整，才逐步步入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有一大批欠发达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失去了增长的持久性，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面临欠发达国家走过赶超阶段后出现的共性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次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主动适应经济增长动力变化，全面优化经济结构，尽量减轻转型期的阵痛，让经济尽快步入下一发展阶段。我国具有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外部条件，有能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应对策略，主动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加速改革和创新，尽快迈入未来三十年的次高增长阶段。

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正式步入转型调整期，一直到2015年，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出现下滑，这五年构成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前半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十年高速增长阶段和五年转型调整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回落到7%左右，目前经济转型在进行中。

五年的经济转型实践，让我们对我国经济转型的特点、路径和方式有了一些认识，具备条件去总结一些规律，并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经济转型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增长动力的改变、增长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三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从转型的历程来说，大约需要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单从经济增长率的表现来说，将经历持续回落、相持和缓慢复苏三个阶段。从发展阶段来说，2016年已经大致步入相持阶段，经济增长率趋于稳定，各种矛盾和风险加速积聚并逐步释放。经济转型步入相持阶段也是最困难时期。

（本期观点由学生记者戴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