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在防范风险和稳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在贬值和通胀的双重预期下，能否继续大力度推进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什么？如何在未来十年的商业格局中获得生存智慧? 自2015年以来的增长下行态势是否会在2016年改变？李迅雷、吴敬琏、郭广昌、连平等专家为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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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

防风险成为今年头等大事

2016年前四个月过得太不容易了。新年伊始，人民币贬值预期大幅上升，这与央行在选定的“时间窗口”里推进汇改有关，从而导致国内外股市的大跌，虽然“熔断”一度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尽管眼下人民币汇率基本被控制住了，但民间理财产品和信用债的违约事件却此起彼伏，又给金融市场带来不祥之兆；同时，猪肉、蔬菜价格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狂涨，让通胀预期迅速攀升。

去年五月《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五问五答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从一定意义上说，防风险就是稳增长。实现今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须把握好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平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我们不妨罗列一下今年金融市场的各大风险种类：汇率、信用债、民间理财产品、银行不良资产、股市中的高估值板块等。汇率通过管制手段基本可控；信用债目前大约有17只违约且没有完成兑付，其中绝大部分的债务人属于国企，这说明上层对打破刚兑还是痛下决心的，当然前提是风险可控；泛亚、E租宝、中晋公司等民间理财机构的违约事件估计不是个案，后续违约事件还会发酵，但考虑到民间理财机构的总规模有限，最大个案也只是百亿级的，故不至于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信贷不良率虽存在一定低估，但即便实际情况很高，也不至于马上导致银行破产；股市同样存在估值偏高问题，但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了。

从大金融下的多个市场看，均存在风险潜伏现象，且这些风险在今后较长时间内都挥之不去。假如这些看似可控的风险同时发酵，则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就会大增。因此，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定政策和对这些风险的处置上必然会小心翼翼，不敢大刀阔斧。

需要警惕货币政策转向的负面影响

历史会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弹性也就越来越弱，波动幅度随之减小。以往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都是去库存和去杠杆的有利时机，但2009年之后，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就只上不下了，库存也去不尽了。一轮下行周期之后，除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格均处在历史的高位，劳动力价格继续上升，流动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了。

真要是GDP能起来，则货币政策收紧的问题也就不大了，就怕通胀上行而GDP不动。货币政策该如何应对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CPI的目标定在3%，而央行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中，控制通胀是最重要的目标。央行应该不会等到CPI已经到3%才去收紧货币，我估计一旦CPI超过2.5%，央行就开始准备做政策调整了，超过2.8%则必定会有收紧举措。

因此，通胀预期比人民币贬值预期更可怕，因为前者不可控，后者在资本管制条件下是可控的。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高杠杆、泡沫化”问题，2016年这个问题愈加严重，如果通胀真的加重了，则货币政策将不得不收紧，这对于存在高泡沫问题的股市、债市、楼市都是利空。对于实体经济同样也是利空。

不过，若按本人的判断，CPI的涨幅不会过大，3%多一点水平就可能止步，那么货币政策也不会大幅收紧，可能只是“温和转向”而已。货币政策转向总不是件好事，这一政策举措虽然有助于抑制风险爆发，但并没有解决经济的症结，充其量只是危机被延后而已。

按照《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说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今天不以‘壮士断腕’的改革促发展，明天就可能面临更大的痛苦。”

2016年中国经济在防范风险和稳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在贬值和通胀的双重预期下，能否还能大力度推进改革，的确是一个难题。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校友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为主题的演讲。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1、为什么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 2、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3、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4、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吴敬琏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可以归结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所谓“三期叠加”，依次即为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而所谓“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通胀率下降，企业利润在下降，税收在下降，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上升。

他解释，之所以推出供给侧改革，是因为中国用“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力量不足解释发生的问题，提出应对的方略为“扩需求、保增长”，这是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最终导致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不断推高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从供给侧寻找原因和应对方略经济。他强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应当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

“过去的刺激政策从需求侧找问题，造成一些后遗症，最突出的是货币超发、杠杆率过高，这就会导致风险积累。这个问题要消化，不消化基本就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吴敬琏指出。

至于当前中国的应对方略，他认为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落实改革。重点在于：要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他强调，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reform)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而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

因此，他表示，提高供给效率主要靠市场。市场的主要功能：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同时，改革转型的阵痛难以避免，因此吴敬琏也建议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例如，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及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此外，结构性改革也需要辅之以短期政策，例如运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具体而言，实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但“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运用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的降低税负。

郭广昌|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复旦大学校友

近日，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十人看十年”的论坛上表示，未来的产品生产不再是简单的将产品卖给客户，更重要的是制造过程能够极快的响应到客户的需求。

他在演讲中提到：“包括以后的电影怎么做，肯定不是靠哪个天才导演做一个电影就能成功，更多的是从IP里找该怎么拍，就像美国拍的电视剧，基本上也是C2M的方式，无缝对接。C2M无缝对接之后核心的元素有哪几个?

第一，移动互联网的入口会碎片化、多元化、个性化，所以不要希望以后能够依靠一个大平台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每一个企业必须寻找到你的移动互联网入口，而且是有可能的，因为入口已经碎片化、多元化、个性化了。复星现在已经在寻找自己移动互联网入口，包括最近投资婴幼儿的移动互联网入口，叫宝宝树，打通复星在整个大健康，尤其是婴幼儿这个专业的体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产品力。工匠精神也好，互联网把客户和制造之间的路趟平之后，未来最值钱的是什么?或者叫内容，或者叫产品力。复星这么多年做的是两个事，一个叫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什么全球资源?拿来主义，全球那么多，不是中国人没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需要社会环境的，整天打仗怎么可能有工匠精神?我们30年快速发展，工匠精神逐渐在恢复过程当中，但是要满足中国人富足、健康、快乐生活方式的话，一方面要自己打造，另一方面拿来主义，所以我们投了旅游业的地中海俱乐部，投了亚特兰地斯。为什么要投地中海俱乐部?抓住了整个家庭的心，抓住了小孩的心。最近投了以色列的国宝阿哈瓦，是以色列高科技加死海的深海泥制造的化妆品，真的很好。产品力非常重要，一方面要自己打造，另一方面是拿来主义。未来平台还是值钱的，但是产品力，真正打造好的产品更值钱。而且我相信从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会为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小众品牌愿意付一定的钱。

第三，我们在产品力和移动互联入口之间，一定要打造一个无缝链接，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方面一定要做到无缝链接的链接起来，这个链接不是简单的我的产品直接卖给客户了，更重要的是制造过程能够极快的响应到客户的需求，或者客户需求能够直接反映到制造过程里去，移动互联网渗透到整个供应链，渗透到整个制造过程，这才是未来。这是第三个因素。

第四，所有这些都要基于数据，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要有数据的来源，第二，一定要有数据的加工能力。比如移动互联网，红领制造用一些基本的人体数据，就能做个性化定制，基于后台有一个庞大的关于衣服跟人的模型的数据支持，这一点是别人没看到的，是它十年打磨出来的。我要看到太长的未来，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未来三到五年我看到的就是这个趋势，复星集团回到C2M趋势，做未来的整个生态链的布局。”

连平|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校友

中国经济一季度获得“开门红”。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近日撰文指出，自2015年以来的增长下行态势可能在2016年改变，出现L型拐点。未来增长可能在6.5%至7.5%区间摆动，保持中高速的平稳运行态势。

连平预计，在外需缓慢回暖以及多方面积极因素共同作用下，2016年出口形势有望改善。全年投资可能企稳反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在直接推动投资增长的同时，还将带动上游钢材、水泥等行业需求。年内CPI涨幅将上升，PPI降幅则会持续收窄。消费具有保持稳健增长的潜力。

不过他也表示，面对众多结构性难题和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经济挑战，2016年仍需要更有针对性、更为适度和更加精准的政策应对。如实施更有力度、重点突出、效率更高的积极财政政策。年内降准应仅限于对冲因外汇占款减少所带来的流动性不足，未来已不宜再考虑降息。

房地产政策应因地制宜，从扩需求和促投资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在需求端，应继续解除三四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现有的不必要的限制，促进合理购房需求顺利释放。在供给端，积极推动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改善供应吃紧状况，以市场化手段防止房价上涨过快。

（本期观点由学生记者戴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