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人工智能技术正日新月异地发展。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宣布了一系列重大更新，包括发布完整版的o1模型、AI视频生成器Sora，以及引入Canvas创作功能。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Nvidia）展开了反垄断调查。随着中美科技竞争不断加剧，人工智能（AI）领域逐渐成为双方技术博弈的核心战场。2024年11月24日，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发布年度报告，提出启动类似“曼哈顿计划”的AI研发倡议，通过竞速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领先与战略优势。这一报告反映了美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紧迫感，同时也折射出其技术发展方向的多层次挑战。本文将从USCC提案的核心内容切入，结合马斯克与OpenAI冲突、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的新动向，对政策背后的战略逻辑与实施可能性进行系统分析。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向国会提交的2024年度报告（来源：USCC）

USCC报告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是重新定义全球权力平衡的核心技术，其军事、经济和社会潜力已使其成为美中竞争的关键领域：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上，还涉及产业化进程、生态系统建设以及对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

USCC强调，美国虽然在芯片设计、云计算和算法模型等基础技术方面拥有显著优势，但这种技术领导地位正面临来自中国政府集中投资和政策支持的“威胁”。委员会注意到，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成为全球AI领导者，并通过政府支持、军民融合以及对数据资源的集中利用加速实现这一目标。

报告进一步论证了美国在技术竞争中面临的外部挑战与内部缺陷。USCC认为美国面临外部挑战主要源于中国的“举国体制”的大动员与政府的战略性支持，例如通过国家级投资基金和地方政府补贴快速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利用价格战和补贴策略抢占优势地位。USCC还宣称，中国在数据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表现出独特优势，尤其是在面部识别、公共安全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应用，形成了规模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训练数据集，为人工智能模型的改进提供了优越条件。

报告认为，尽管美国AI技术生强大，但在政策协调、资源整合、基建配套等方面仍存在短板。USC认为AI研发所需的算力资源被少数科技寡头垄断，政府缺乏对这些资源的系统性调控与分配，这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和公平应用。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于2000年10月成立（来源：维基百科）

USCC提出的“AI曼哈顿计划”不仅关注技术竞争，还关注美国整体制度建设和国家战略协调。报告的政策论证部分强调，美国当前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体系缺乏统一性和前瞻性，而中国通过集中式治理和战略规划已在某些领域形成制度优势。USCC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于开放的研究环境和多样化的技术生态，但这种优势需要通过国家级协调和战略性资源分配进一步巩固。

例如，在芯片制造和高端计算能力方面，尽管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的快速追赶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对美国的长远优势构成威胁。报告特别指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不仅是技术本身，而是对人才、数据和产业链的系统性整合，美国需要在这些方面采取更具进攻性和前瞻性的战略。

基于以上论证，USCC认为，只有通过“集中资源和多部门协作”，才能确保美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建议的具体执行路径强调国家级动员，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集成广泛的资金支持、法规调整和技术优先策略，以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取得优势。

二战期间主导“曼哈顿计划”的主要官员和科学家（来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该计划的执行方法首先涉及建立一个由国会授权和资助的多年度合同机制，为美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据中心企业提供资源，推动AGI技术的发展。此外，计划建议国防部赋予AGI相关项目“DX优先等级”，这意味着在资源分配上，这些项目将享有国防生产法框架内的最高优先权。这种机制能够确保关键的人工智能生态项目在供应链和制造能力上优先得到支持，避免资源稀缺或技术瓶颈的阻碍。

在政策组成上，该计划提出多维领域的配套立法，包括要求对中资参与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进行事先审批和事后监督。这一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敏感技术和数据外流，同时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不受侵害。相关立法将涵盖基因组研究、药物开发以及与政府机构合作的领域，这些都是生物技术发展的关键环节。

计划涉及对关键技术和服务进口的限制，特别是那些由中国企业控制的高端技术产品，包括具有先进运动和认知能力的人形机器人，以及可远程监控或维护的能源基础设施设备。程序设计方面，计划特别强调联邦政府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纵向整合。这种整合不仅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市场部署的技术开发全周期，还包括设备制造能力的投资和中间服务环节的支持。为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计划还建议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制定“量子技术供应链路线图”，以协调技术投资、供应链评估和联邦研究活动，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减少分散和重复。

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隶属于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EOP），成立于1976年
 （来源：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尽管USCC提出了一套看似“天衣无缝”的国家工程路线图，美国AI产业内部却正在发生一场路线分歧，这可能会影响通过“AI曼哈顿计划”打造“国家队”的难度。这场发生在马斯克与OpenAI间的冲突，不仅是技术和商业竞争，更是美国AI发展生态中的一场理念与利益的深刻对立。作为OpenAI的早期支持者和联合创始人，马斯克曾希望通过非营利机构的形式推动AI的安全与普惠发展。然而，自2019年OpenAI转型为“封顶盈利”模式并进一步寻求商业化扩张以来，双方的理念和利益分歧逐渐显现。

2024年3月，马斯克首次向旧金山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OpenAI违背非营利初衷，并在决策透明性上存在问题。11月，马斯克再次升级诉讼，将案件提交联邦法院，指控OpenAI和微软违反《反垄断法》，通过限制投资者资金流向AI竞争对手的方式形成“不公平竞争”。此外，马斯克寻求初步禁令以阻止OpenAI进一步推进其转型计划，同时批评OpenAI的模式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忽视AI发展的长期社会责任。

2024年11月，马斯克对OpenAI提起诉讼，试图阻遏竞争对手的进一步发展

（来源：CNBC）

与此同时，OpenAI则坚称其商业化转型是为了获取必要资源推动技术突破，并未改变其“造福全人类”的使命。公司认为，商业化能够更高效地实现其技术愿景，并强调其与微软的合作旨在加速研发进程。

这一冲突揭示了美国AI生态中的两大核心矛盾：技术发展路线的分歧与资源竞争的失衡。马斯克强调技术发展的伦理与安全，尤其关注AI滥用可能引发的隐私泄露、虚假信息传播等社会风险。他认为，OpenAI的商业化策略可能短视于资本利益，而忽视了技术的长远影响。相反，OpenAI则聚焦技术突破和产业化路径，通过与微软的深度合作，整合高性能计算资源和资金，力争巩固市场领先地位。

资源竞争则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紧张态势。AI研发需要庞大的计算能力和资金投入，OpenAI通过微软获得了显著的基础设施优势，而马斯克则依托xAI和特斯拉的资源整合，通过建设孟菲斯超级计算中心和快速融资来迎头赶上。这种内部资源争夺暴露了美国AI发展中的协调困境，也反映了巨头企业间技术生态的不均衡。

冲突的外溢效应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愈加显著。马斯克在2024年积极助选特朗普，并成为其政府的重要技术顾问。特朗普随后任命马斯克为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的联合负责人，赋予其与政府内部团队合作削减开支和减少监管的权力。这一举措引发了舆论的广泛担忧。

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任命马斯克和拉瓦斯瓦米共同领导“政府效率部”（来源：CoinGape）

媒体与公众质疑，马斯克可能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推动政策倾斜，干预其公司与OpenAI的竞争。例如有分析指出，马斯克可能通过影响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OpenAI与微软合作的反垄断调查，从而对竞争对手施加压力。此外，其新创的人工智能公司是否会通过政策手段优先获得稀缺的GPU资源，也成为争议的焦点。这些疑虑不仅指向马斯克个人的商业利益，还牵涉到AI市场公平性和政府资源分配的透明性。

USCC提案中的“AI曼哈顿计划”试图通过国家协调缓解内部竞争压力，但马斯克与OpenAI的冲突却突显了这一模式可能面临的执行困境。虽然公私合作的模式旨在优化资源分配并提升技术整合效率，但政府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在马斯克这样具有多重身份和利益交织的技术巨头的参与下，如何确保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将成为重大挑战。此外，这场冲突还暴露了技术伦理在政策设计中的缺失。如何在推进技术发展的同时，防止国家力量被用于商业竞争，将对“AI曼哈顿计划”的实施效果构成重要考验。

与此同时，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阻碍中国建立本土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同时减缓中国人工智能在军事现代化领域的技术发展，避免其利用AGI先进技术。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的第三套对华限制措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此表示，这是美国对华“有史以来实施最严厉的出口管制措施”。

12月2日，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

（来源：美国工业与安全局）

本轮重点在于关键半导体设备和软件的出口管制，新增24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及3种开发软件进入出口管制名单，这些设备和软件是制造先进节点芯片（如7nm及以下制程）的核心。借此谋求切断中国AI技术升级路径，并锁定美国及其盟友在EDA软件上的持续垄断地位。

其次是对高带宽存储器（HBM）的严格管控，尤其是针对高性能计算机和大模型训练中的使用。HBM是提升人工智能芯片性能的核心装设备之一，通过控制这类存储器，拜登政府认为可以精确遏制中国在AI领域的发展，同时确保全球HBM供应优先流向支持美国科技目标的企业。

三是实体清单扩展与“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的引入。通过进一步扩展清单，美国对华科技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企业逐渐形成全面遏制，FDP规则旨在防止中国利用境外供应链绕过直接制裁，由此保障美国在AGI开发领域的独占性科技优势。在此基础上，本轮管制进一步将新型FDP用于包括芯片制造设备在内的关键领域，并引入更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审批机制以防止技术泄露。同时通过“长效机制”监控动态情况，确保政策可以根据科技演变态势灵活调整。然而，为了维持与日本和荷兰等关键盟友的关系，BIS在与其协商之后，为这两国的非美系技术出口设置了一定豁免，这表明美国试图在遏制中国技术崛起的同时平衡与盟友的产业合作。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主要的DRAM制造商长鑫存储（CXMT）并未被列入此次的实体清单。据报道，美国原本考虑将长鑫存储和其他11家供应商列入名单，但最终未将其包括在内。一名了解情况的匿名消息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等企业没有被列入“黑名单”，部分原因是来自日本的反对。据悉，亚洲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东京电子是长鑫存储的主要供应商。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管制措施不仅针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技术的出口，还首次将目光投向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活动，将140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进一步延伸了管制的深度，不仅针对生产企业，还包括可能通过资本渠道助力技术扩散的主体。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新规不仅适用于美国原产HBM ，还限制根据先进“计算外国直接产品”(FDP) 规则受EAR约束的外国生产的HBM（来源：芯智讯）

本轮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具有与AI“曼哈顿计划”高水平的战略配合意图。一是维护美国在尖端技术确保垄断性。AGI的实现对算力、算法和数据高度依赖，而算力的核心来源是先进芯片。美国对华半导体产业的精准打击，既是遏制中国竞争的策略，也是为美方“曼哈顿计划”提供资源和技术保障。通过严格控制全球先进制程设备和芯片生产能力，美国希望垄断AGI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巩固其在新兴科技时代的主导地位。

二是在重点战略领域优先分配资源。美国对HBM和AI芯片的出口限制体现出在AI关键技术领域的战略优先级配置，AGI的研究离不开高效能芯片的支持，而限制中国获取这类技术，使美国企业能够优先满足本国战略需求。此外，美国通过强化本土技术供应链，将更多资源导入AGI研发中，减少外部竞争对资金与技术的分流。

三是推动多边合作与打造AI技术联盟。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另一层目标是通过协调盟友，形成技术联盟以联合围堵中国。在AGI开发方面，这种联盟也被扩展为全球范围内的研发合作伙伴关系，使资源和技术更集中于美国及其盟友。在AI联盟战略下，美国可以削弱中国在AGI领域的技术协同能力，同时强化在全球范围的技术优势。

四是谋求长期科技脱钩，布局长远竞争。AGI开发是一个长期、资源密集的过程，美国的出口管制策略意在保证中国在短期内无法弥补技术鸿沟。通过对中国施加技术脱钩压力，美国在半导体和AI领域拉开技术差距的同时，也为自身“AI曼哈顿计划”争取时间窗口。

在美国经贸界的设想下，对华AI技术脱钩也能够服务于其“AI曼哈顿计划” （来源：《南华早报》）

“AI曼哈顿计划”着眼于美国长期竞争力，但将对美国政府的财政造成较大负担，也对资源分配提出较大挑战。推进AGI“曼哈顿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同时国内供应链重建和芯片生产补贴也需要大量投入。这可能增加财政压力，并与其他美国本土优先事项（如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挤兑资源。

拜登政府干预中美科技贸易关系进而服务于本国AI长期竞争力建设，造成了美国科技企业与政府实质利益冲突。对于从中国市场获得大量收入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出口管制收紧将损害其经济表现。针对新一轮出口管制，英伟达的态度相对温和。由于其为中国市场定制的H20芯片未被列入此次管制名单，英伟达并未表现出强烈反对。然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前曾表示，长期对华实施芯片出口管制可能导致美国产业在全球最大市场之一失去竞争机会。因此，尽管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限制有利于实现其在短期的国家技术安全目标，但同时也可能削弱美国半导体公司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保持技术主导地位的能力。

中国的潜在反制措施也将对美国AI竞争力建设造成压力，并有机会借此加速推进中国自主关键技术战略，在芯片设计、设备研发和制造上进行研发突破。此外，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对美发起关键资源供应的出口管制，其反制效果将立竿见影。例如对于镓、锗这两项被广泛用于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矿物，中国镓产量占全球的80% ，锗产量占全球的60%。

针对美国的单边破坏科技贸易的行为，中国方面回以强烈谴责与反制措施。12月3日，中国商务部公开表示，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端限制有关产品对华出口行为是“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清单进行打压遏制是“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不当行径。12月4日，中国商务部表示“与镓、锗和锑相关的物品因具有潜在军事应用”将立即对美实施出口限制，是对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反制。

可见，拜登政府和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在推动“AI曼哈顿计划”和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过程面临诸多复杂的政策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国际协调中的多边利益冲突，还包含国内产业界与政府目标的不一致、技术封锁效果受限、以及中国可能采取的多维度反制措施。同时，AGI研发和产业链重组所需的大量财政支持也与美国国内其他优先事项产生竞争，给政策实施带来长期压力。这些挑战的叠加效应可背离“AI曼哈顿计划”的初衷——不仅无法有效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还可能对美国自身的经济活力和全球竞争力造成反噬。未来，如何在战略目标与实际执行之间找到平衡点，制定更加务实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将是美国政府能否实现这一雄心勃勃计划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