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老师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强舸以美国的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框架对特朗普百日新政展开分析，探讨了新政重头戏“减税”法案的提出背景、各方态度和出台前景。他认为，该法案2018年前仍难落地。2018年中期选举将改变参议院格局，会成为该法案出台的重要机遇。此外，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对美国政策过程产生影响，由原来的政策过程是法案到国会进行辩论，大公司游说国会，展开拉锯，往往总统卸任了，法案还没通过，企业不战而胜；而现在特朗普发表推特对企业进行批评，数次重创相关公司股价，大公司被迫在姿态上低头。最后，他谈了特朗普新政对中国内政的三点影响。第一，中国不可能成为全球化旗手。当前欧美国家反全球化主要是反政治全球化，即边境失控、难民危机等问题，而非经济全球化，作为有最严格国籍法和边境管控的国家，中国不可能接过政治全球化的旗帜。第二，即使减税法案落地，也未必会出现生产线大量返回美国的现象，因为几十年来美国存在8年左右的加减税政治周期(伴随政党更替)，而企业投资周期至少十年以上。第三，特朗普执政将给中国当前治理“清真泛化”等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提供一个较宽松的国际窗口期。

▲吴心伯老师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吴心伯肯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是成功的。在特朗普百日新政中对华政策是一个亮点，令人出乎意料，实现了顺利对接（双方通话）、平稳过渡、良好开局（习特会）。究其原因，特朗普本身对华有一个务实的态度，没有自冷战以后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也没有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制衡中国的强烈欲望。特朗普具有问题导向的思维，他面对的两个首要问题是安全问题即朝鲜问题、经济问题即贸易逆差问题。因此他的执政基调是与中国合作寻求解决问题，而不是企图改造中国或制衡中国。另一方面，特朗普自身具有较好的学习和调整能力，例如在质疑“一个中国”政策、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国”等问题上具有反思和调整。同时这也和中国的有效斗争密切相关，中国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对塑造、引导特朗普对华政策具有关键作用。吴教授还列举了接下来中美关系的4个挑战：首先是经贸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将会是常态；第二，朝核问题上，特朗普紧盯中国，督促中国切实对朝鲜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则美国可能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第三，南海问题上，特朗普没有被军方绑架，而是将其放在中美关系大的框架中，未来也可能成为和中国谈判的一张牌。第四，台湾问题，未来将在一个既定框架下继续进行，但在军售和提升美台关系方面会挑战中国的利益。总体而言，百日新政期间，中美关系比预期好，如果按照目前的轨迹，中美关系能够比奥巴马时期发展得更好。

▲郑华老师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华认为中美习特峰会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巨大进步，说明中国的外交更加富有自信、内涵，对形式的要求也逐渐淡化。非正式、庄园式会晤在奥巴马时期就有，当时习近平访问拉美后顺带去美国，而习特会的时候，习近平在访问芬兰后直接就会见美国首脑。中美峰会中一直存在主动与被动、主场与客场的问题，中方在此次峰会中被认为表现主动，但是郑华认为，越是主动的一方，越富外交自信。针对朝核问题，郑华认为在中美朝的发展关系上，或许可以从中美苏关系中发现历史的相似性和规律性。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斡旋空间和影响力在逐渐下降，在对美交往中使用的筹码有可能会减少，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夏立平老师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夏立平认为，朝鲜今天的复杂局面，美国、朝鲜要负主要责任。如今美朝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进入新阶段，尖锐困难。特朗普政府已经将解决朝核问题作为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项，用两个月就完成对朝政策的评估，其中一个结论就是：要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特朗普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为利用战争边缘手法、经济制裁、外交压力这些综合性的措施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而通过制裁使朝鲜完全弃核是做不到的，美国只能期望达到不使朝鲜发展出能打到美国的战略核导弹这一目的。

同时，特朗普也为和朝鲜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一面强硬，一面又表示愿意与金正恩讨论解决，留下软的一手。可以说朝核问题现在并没有发展到直接威胁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阶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没有做好动武的准备，只会对中国施加压力。现在不具备打仗的紧迫性，留给特朗普迫使朝鲜弃核还有三年时间。

特朗普的对朝政策既是对中国的严峻挑战，也是战略机遇之窗。挑战在于，朝鲜半岛是唯一仍然存在冷战格局的地区，以及金正恩已经把核武器作为支撑政权最主要的支柱。机遇在于，特朗普上台后，愿意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进行紧密合作，且近代以来朝鲜问题都与台湾问题紧密联系。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全盘的战略谋划，若朝鲜研制出打到美国的核导弹，中国可以与美国谈判，帮助美国解决核心利益，但是美国也必须解决中国核心利益，即放弃台湾作为美国的实力范围。

▲陈燕老师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燕指出，特朗普上任以前的涉华言论主要以批判为基调，然而在特朗普上任以后，其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习近平是很好的人，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对其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陈燕认为，要看待特朗普在涉华言论方面的“变脸”，需要从四个方面理解：第一，特朗普不可预测、灵活多变的性格因素，既给对手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同时提供了塑造其态度的可能性，机遇和挑战并存。第二，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承诺的一些政策调整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面临很大的现实困难，因此在施政过程中其态度和立场也会发生调整。第三，特朗普目前的班底主要由以库什纳为代表的“稳健派”人士构成，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施政。第四，国内政策落实上的失利，迫使特朗普转向寻求在外交政策上有所建树，因此当前朝核问题成为其抓手。

基于以上四方面，中国接下来与特朗普打交道，既要分析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也要综合考量美国内部的利益博弈、权衡与牵制；既要看到特朗普随性、不确定性的一面，又要看到他善于学习、利于塑造的一方面，后者为中国提供了塑造其对华态度的机会。

▲沈国麟老师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副教授认为，特朗普这一白宫新主人与主流媒体关系之僵是近几十年来比较罕见的。在竞选之前，特朗普还是一个受媒体欢迎的新闻人物；竞选总统后，主流精英媒体不接受他执掌白宫，因为他的观念与主流媒体的价值观向左，而且这一趋势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特朗普与媒体的关系正在调整，而双方仍在角力。特朗普竞选口号和就任后的施政言论消耗了美国的传统软实力，因此软实力的代表机构大学、好莱坞、主流媒体都反对他。沈国麟提出，特朗普的表态存在一个循环：即表态——补充认知——重新表态——再度补充认知。而特朗普不断在推特上发表言论，其实是一种政治传播的策略。知道与主流媒体关系不好，所以绕开主流媒体；同时刺探民意，进行放风。如果说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是特朗普个人言论，不代表白宫，白宫还可以出来进行官方修正。在社交媒体上与网民互动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家政治传播的基本策略。沈教授指出观察美国民意应从多种渠道来综合分析，特别是美国的基层民意，既不能完全依照主流媒体、也不能完全按照社交媒体。

▲倪建平老师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教授倪建平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在美国社会深刻变动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受各种形式和程度的干扰，但双方巨额的经贸利益已经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双边关系要实现良好发展，首先要妥善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发展仅靠一次首脑会晤是不够的，更要依靠进一步挖掘两国广泛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潜力。要避免未来中美两国可能发生的局部贸易摩擦，需要双方都要采取协调行动。在下一个一百天，中方相关部门需要协调在华美国跨国公司提出的相投资环境和市场公平原则的关切，以减少局部贸易战的可能性，其次还要发挥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鼓励它们积极参与特朗普启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宏大计划。

除了经济领域，要保持双方关系良好互动，还需要深入开展更广泛的社会人文交流；要进一步开展对美媒体外交，促使驻华美国记者更全面地报道中国，鼓励与来华的美国记者、美国留学生进行广泛交流，这有利于奠定两国关系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刘胜湘老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胜湘提出，中美关系每20年有一个周期。第一周期为1949-1969年，这一周期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美国政府在这个周期的对华战略是敌对性的。第二周期为1969-1989年，中美关系为战略合作，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展和威胁。第三周期为1989-2008年，中美关系进入大国竞争时期，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谋求霸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倡多极化。第四周期为2008 -2029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真正定位应该是中美战略竞争，之前第三周期中国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挑战美国的霸权，但第四周期不同。

因此，在第四个周期下，特朗普对华的战略和政策依然在中国不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这一框架下发展。刘教授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会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领域，美国一定会注重发展经济，并对中国施压，核心是人民币和美元之争；军事领域，美国一定会增加军费，争论的核心是美国对台军售；地区问题领域，朝核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问题，而目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力是不够的；全球体系领域，中美全球竞争的核心是在海权方面。

▲郭学堂老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学堂认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就职时发表的演说都暗示了其力图保证美国白人的利益和支持基督教原则，从其力图打击伊斯兰国势力也可以看出这一内在逻辑。基于这一逻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确实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不是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在某些外交领域是可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但在某些核心外交问题方面，中国必定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郭学堂教授总结道，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了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原则”，即“美国优先”这个中心，和“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两个原则。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原则，中美“竞争合作并存，竞争大于合作”的双边关系仍会持续下去。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最终还是以美国的经贸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以军备竞赛、在东亚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为抓手，力图遏制中国发展势头。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当前东亚复杂的格局，必须发生一场变局，来确定中国在东亚的位置。中国力图通过主动外交的方式来迎接变局，力图通过非战争的形式来实现。

▲黄仁伟老师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分析指出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大背景是全球化潮流出现两个方向，正潮流和逆潮流。逆潮流从2001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发展，财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两极分化，全球化的受损者越来越多在发达国家出现。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和转移，造成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以反全球化为特点的草根政治。二战以来奠定发达国家的稳定在于福利国家体系和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现在这两个支柱发生动摇。同时移民潮进入发达国家，带着国际犯罪、疾病与恐怖主义。所以，原来叫好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核心地区成为灾难。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特朗普推翻原来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些政策正在改变美国的战略方向。特朗普正在理性化，从特朗普现象变成特朗普主义，形成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对此黄仁伟教授提出特朗普的两重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保护主义的经济、贸易、税收政策和在国际经济机制的现存体系中大幅度倒退；反移民；解体美国的盟国体系；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利益的核心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

实际上这些政策中恰恰包含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即吸引新的、先进的市场要素重新返回美国，通过反移民来保证美国民主制度的持久性、中产阶级的稳定性，要求盟国交军费来保障美军未来发展，无视过时的意识形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