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朱天教授公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今天我准备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我们知道，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是非常悲观的，最典型的可能是Krugman和Roubini等人。他们对中国经济悲观的看法是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也就是基于两种结构的看法：一是中国快速的增长牺牲掉，或者抑制了消费，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另外一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来自要素的驱动，而非效率的驱动。许多人持这样一个看法，即中国如欲保持高速增长，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更多靠消费而不是投资来驱动。这个看法实际上也是包含地缘政治含义的，包括美国的许多官员、议员在内的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要通过“重新平衡”，通过提升消费占比来大幅减少贸易顺差。以上是许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

这样的看法不是空穴来风，也是有依据的。我想，所有持这种看法的人都会把中国官方的统计年鉴拿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表内反映的投资与消费占GDP的比重。可是，现在已经出现一种非常离谱的情形：今天中国国内固定资产的投资率已经高达70%，这是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正因为这个数据如此离谱，它反而提醒了我要格外谨慎，要去问问数据本身到底真实不真实。如果这个数据本身就有问题，那么我想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很多看法以及背后的逻辑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很多人不仅会用官方的数据进行判断，还会把中国放到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比。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消费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概是70%，中国非常例外，是一个典型的outlier（离群值），低出平均水平两个标准差之外，消费水平甚至连印度都赶不上。这也进一步提醒我，可能是数据出问题了，但偏偏少有人去深究这些重要的问题。相反，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投资银行的分析师都经常直接拿这个数据来做文章，大家都认为中国是个非常奇怪的国家，经济未来会出大问题。

其实，过去十年里，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些数据和基于这些数据的判断提出了质疑。中国的消费水平低下是否有被夸大的嫌疑？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否有意义？毕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国的消费占GDP比重约80%，中国这个超常增长的经济体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分析中国消费时，必须考虑到很多因素。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对官方统计的质疑。

首先，大家知道，中国每年公布的GDP数据里，如果用支出法来衡量的话，是由消费、投资、贸易余额这三项构成的，但从来没有人要去了解中国官方公布的消费数字是如何统计的。实际上，消费是用家庭收入调查来统计的。被调查的家庭每天要记账，但他们记账时很容易漏掉几样东西，用2009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国家公布的支出法居民消费总额比住户抽样调查多17000亿人民币，占当年GDP近5%。同样都是官方数据，用抽样调查统计的消费数据就比支出法公布的数据小。这不是很奇怪吗？要知道支出法GDP中消费数据的基础来源就是家庭的收入调查啊。其实国家统计局也知道，靠记账统计家庭收入会漏掉许多东西，譬如住在自家房子里的人是不会统计每个月付多少房租的；去看病的人只会记下来从口袋里掏了多少钱，不会记医疗保险承担了多少费用。在使用这些数据之前，国家统计局加入了估计值，例如估算住在自己家里的居民如果租房可能产生的租金是多少，以及医疗保险系统提供的数据。经过慢慢校正，才构成了GDP中的消费数据。这就是GDP中消费数据虽然来源于家庭收入调查，但数据却不相等的原因。

即使考虑了这些因素，数据还是存在问题，比如支出法GDP中的医疗保险支出，跟卫生部公布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差很多。我相信卫生部的数据比支出法GDP中统计的医疗保险数字更准确一点，因为支出法GDP是通过恒等式计算的，所以部分数据是经过处理的，并非是真实的数字加总出来的。而中国的GDP数字是通过收入法核算出来的，也就是用通过各个企事业单位上报的财务数据核算的，这是中国GDP的基础数据，相对比较准确。这个数据定下来之后，支出法统计GDP的数字再根据投资、消费、贸易余额等不同类别进行配平。贸易余额数字比较准确，因为它来自海关；可是投资与消费就不那么准确了，这就带来很多问题，以至于大家默认了这个数据的正统性，也就得出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失衡问题的结论。

官方资料的不一致

关于消费统计的一个很明显的质疑可以用汽车消费来说明。中国汽车消费的增长非常快。中国的汽车销售大约占GDP的3%，接近印度和韩国。在全球许多经济体中，汽车销售占GDP的比重与家庭汽车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严格正相关关系。但中国的数据却显得非常可疑，GDP中有3%来自汽车销售，而汽车消费的占比却出奇的小。这提醒我们，中国消费数据的统计存在很多问题。

汽车消费可能被低估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基础的研究，试图去校正这些关于家庭消费的数据问题，其中包含三个工作。第一，我们知道，中国房屋私有化率非常高，农村人是不租房子的，他们自己盖房子。中国租房子的人其实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也就是说有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是不用付房租的。在西方国家，统计自有房屋业主的房租支出时要估计一旦该房屋出租，每月租金应该是多少钱，这样将产生一个虚拟的租金。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租金的数据，也不可能计算出虚拟租金，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漏洞。

第二，中国有大量公款消费，其中政府的公款消费比较容易计算，因为这部分已经计入了政府消费；但企业的公款消费则经由发票报销，进入了企业的成本，另一部分如汽车等耐用品消费则进入了企业的资本开支。考虑到中国大陆存在相当大一部分公司付账的私人消费，这一部分消费被严重的低估了。

第三，中国的高收入家庭非常不配合家庭收入调查，他们不愿意公布收入，所以调查中高收入阶层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三项就是我们校正工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官方数据，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居住消费仅占GDP的6%。我们可以找土耳其、墨西哥等类似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他们的居住消费占GDP约14-15%。正因为中国自有住房比例高，所以这部分实物消费被漏掉的也比较多。我们使用国际标准方法进行重新估计，将居住消费占GDP比重提高至12%。这样一来，消费占GDP的比重就提高了4个点。接下来是企业买单的私人消费，这也是家庭或个人的非现金消费。它实际上也增加了私人的实物收入。我们计算下来可以将居民消费上调1-1.5个百分点。第三部分是至少30%被家庭收入调查低估的隐性收入，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约为60%，所以这部分收入中有60%会被转化为消费，也就意味着总体消费率可以提高8个百分点。

家庭收入的统计不足早就被人发现。例如，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里，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40%。但根据企事业单位上报数据为基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显示的家庭收入占GDP比重约为60%。王小鲁等发现，即使这样，这个数据还是存在遗漏问题，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其他的调查，发现约70%的GDP是家庭收入。由于被漏掉的收入多，相应被漏掉的消费也就较多。官方公布的消费占比在37%左右，经过我们的校准，可以提高消费占比10-12个百分点。由于政府的消费占GDP10%左右，所以，实际上总体消费占比应该是在60-65%之间。

这样的数据看上去便没那么奇怪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从1968年到1997年之间，其消费率只有64-70%；香港过去50年的消费率也就在60%左右；韩国1987年到2000年之间的消费率不高于60%；台湾也就在70%左右。这些东亚经济体与中国有个相同的地方，都是高增长的经济体，内部结构的变化也非常快，所以消费占比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70-80%水平。或许60%是一个正常的、可以参考的水平，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中国过去三十五年中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

基于这个消费率的变化，我们也就可以推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在东亚四小龙和日本消费占比约60%的时候，当时每年都有超过30%的国民收入用于资本投入，毕竟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有赖于资本的形成，所以那正是他们经济增长最快、经济结构变化最快的时候。如果我们每年70-80%的国民收入都用于消费，那便不会有更好的技术研发；资本不会快速地形成；劳动生产率便不会快速提高，所以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便会比较暗淡。东亚四小龙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对这一点作了说明。

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如很多人所言，因为结构不平衡而不能持续？中国经济是否要进行“再平衡”？答案已是不言自明。其实，如果中国经济通过政府人为政策强行把消费提高10-15个百分点，进行“再平衡”，资本形成的速度一定会放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会大幅减慢，中国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脚步便会放慢，也就无法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能。

我得出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中国可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成为类似日本和四小龙那样的高收入国家。中国目前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与当年的日本与四小龙非常接近，经济结构的现状标志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朱天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非常大的反响。David Piling在文章中引用我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状况比看上去要好。许多媒体纷纷引用他的文章，渣打银行的全球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失衡真的很严重吗？》，通篇在介绍我们的研究结果。我想这是全球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中国的经济结构其实没有统计上显示的那么失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