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上海论坛2016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互联互通与创新：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本文为绿色发展板块子论坛“G20中国（杭州）峰会与国际发展合作”的观点集萃。

 G20中国（杭州）峰会与国际发展合作

绿色发展子论坛

2016年5月29日 13:00-17:30

主席：

Joseph Wong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教授

郑 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1. 国际发展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议题，而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共同任务。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已涵盖所有国家，包括G20国家。

2. G20下属的工作组大多只聚焦于G20国家本身。因此，聚焦于全球国家发展的发展工作组需要创新变革。

3. 现在发展工作组的等级很低（处级）。我们建议把它升级到更高层次（至少局级）以更好地开展工作。

4. 我们还认为应该建立G20可持续发展中心，它可以提供永久的研究能力，评估能力，训练能力，以及知识的共享。它将为发展工作组以及其他工作组提供有力支持。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1. 金融危机期间，G20开会就好像是消防员一样在灭火。而现在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讨论正慢慢减少，会议已处于新阶段。现在选择于中国举办G20会议是非常合适的，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力量。中国正在有效地开展领导性工作。

2. G20组织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相互联系，例如WTO和UN，他们的角色也十分重要。

3. 对中国领导人的建议：1）中国在组织G20时需要聆听西方或是欧洲角度的公共意见。2）G20的领导机制要灵活。

 ——Enrico Letta

意大利前总理

巴黎政治大学巴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1. 全球部长级会议现在已经得出一些实质性的成果，比如在能源、贸易领域各种各样的承诺。但是有关发展议题的努力仍是欠缺的，希望20国集团能够做出有关发展议题的承诺。

2. G7的部长级会议应该强调发展

3. G7和G20应该更多地邀请非洲领导人的参与

4. G7和G20应该常规性地邀请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世界银行的总裁加入峰会，共同讨论世界议题。

5. G20需要尼日利亚等目前缺失的国家参与，同时还需要注入更多的资金到SDG，满足我们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G20和G7需要更好地支持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合作，最终帮助我们建设绿色的新丝绸之路。

 ——John Kirton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教授

G7&G20研究项目主任

1. 搭桥/旁路（bypass）是指不直接前往原来受阻的道路，而选取新路线绕过阻碍，使前进速度相同。我认为我们不应花很多精力去利用功能失调的制度，而应采取替代性的新制度。

2. 我们可以在全球治理当中运用搭桥/旁路的方法，例如建立更多的国际机构去解决一些相同种类的问题。比如目前存在的全球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WTO和RTA，就是一些相互有竞争性关系的国际组织。

3. 我们可以探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或者亚投行与过去其他多边机构的一些借贷措施相比，例如世界银行，是否起到旁路/搭桥的作用。

 ——Mariana Mota Prado

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1. G20峰会成功之处是它可以产出非常具体的可实施的结果和决定。

2. G20的议事日程应集中在某些领域，而不是讨论非常宽泛的包罗万象的内容。会议必须设置出清楚、紧密和有成果的决策。

3. 我们可以打破G20下属不同工作组的分隔，在例如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等领域建立更好的共同合作。

4. 对于“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话题，我们需要考虑在1）环保，2）财政，3）社会这三个方面都可持续的投资发展。

 ——Gregory Chin

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1. G20峰会不应继续过分地关注如何解决金融危机问题以及金融文化，我们要调整状态。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讨论正是把全球各类议题集中讨论的重要契机。

2. 中国正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中国希望在全球发挥领导性的作用。亚投行的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机构的创设、一带一路的倡议都显现了中国的决心。

3. 尽管一些小国，包括北欧国家在G20中没有席位，但他们的专家性意见值得尊重。

4. G20应提供高效率的平台，使大家一起讨论并得出最终的成果。G20要建立俱乐部效应，成为一个联系的网络。

 ——Andrew Cooper

滑铁卢大学政治学系/全球合作研究中心教授/高级研究员

1.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当举办G20峰会时，“发展”的议题尤为重要。

2. 2008年2009年G20首脑会议只是一个危机应对的组织，但是当G20进入第三个阶段，讨论包括政府长期治理的议题时，我们也应思考怎样在长期使G20组织本身发挥作用并得到发展

3. 关于G20发展工作组（DWG），应该做到：1）有独特性；2）与其他组织，例如联合国千年发展规划、OECD发展规划，互补、互惠；3）强调政策一致性

4. 对于提升DWG效率的建议：1）人的因素最为重要 2）信息分享 3）国内资源动员

 ——朱杰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1. 在现存的金融产业发展中可以看到很多创造性破坏。

2. 金融发展与经济转型需要公共企业家精神的复苏。                                                 

3. 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国际金融发展体系的新建筑者。

4. 联合国对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协议体现了一种绿色金融框架。

 ——Richard Carey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发展援助委员会前主任

1. 我们不应随意地进行国家间的比较，数据来源不同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

2. AidData数据采集的方法是寻找非官方的或非常规的数据源。

3. 现在我们可以从开放资源数据，如媒体资源中学到很多。但如果中国政府对官方援助的数据更开放，我们就可以了解更多。

4. 关于中国援助的说法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中国虽然不是非洲最大的援助国，但是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很快。

 ——Michael Tierney

威廉玛丽学院教授

1. 关于非洲的很多发展理论只解释了贫穷的持续性，并且这些理论不能被应用于该地区外。                                            

2. 发展型国家非洲没有取得足够成效的原因有两点：

1）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不是逐步渐进的，更多情况下是基于战争与被占领的历史导致国家与过去的断裂。

2）非洲国家的独立并没有切断同殖民时代的联系。殖民时代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阻碍了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改革效果。

 ——Barak Hoffman

世界银行专家

日本对于合作发展的经验：

1. 日本强调“高质量的增长”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消灭了贫困。                                      

2. 日本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特征：

1）全面性：不把任何一个国家落下。

2）可持续性：保护环境并且关心气候变化

3）有弹性：尽量减少发生灾难风险。

3. 日本在中国的发展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Naohiro Kitano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研究所副所长

1.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景，它旨在“完全消除”各种形式、各个地区的贫困，而不是一般性地减少贫困

2. 现实世界存在一个复杂的挑战：如何将服务传递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事实上，那些最穷困的人往往也是最难接触到的人群

3. 上述挑战是技术性的挑战。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挑战在于再分配。

4. 我们需要：1）加强我们对援助送达的关注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连接难以被接触的贫困人群 3）改变我们的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

 ——Joseph Wong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教授

1. 传统的南南合作很大程度上基于政治一致性。“新南南合作”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强调经济领域；至于政治和其它领域的合作可能是东西合作之间的关键。

2. 现在有一些新维度的问题，例如南北关系和南南合作可能被重新划分和界定。

3. 南方国家意识到，只有资金并不不能满足需求，它们还需要制度建设。未来南北的战略关系可能发生转变，我们会面临一些新挑战，例如新援助者与受助者关系。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战略：

1. 中国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伙伴。例如，尽管没有法律性的义务，中国仍已通过南南合作对MDG全球伙伴贡献良多。                                  

2. 中国从全球伙伴关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是非物质性的，包括更好的国际形象以及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这些非物质性收益可能被转换为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对于权力转移的担忧，中国的意愿可能备受限制。

3. 中国对全球伙伴关系的最大贡献体现为大量援助的提供。中国的动态支出-收益结构是：物质支出不断增加，非物质回报却不能得到保障。

4. 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战略是可供世界选择的一种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完美的战略。

 ——张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外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根据现场嘉宾演讲记录整理，未经嘉宾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