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纽约市联邦检方指控一名印度情报官员策划并指挥在纽约尝试杀害美国与加拿大双重国籍公民、卡利斯坦（Khalistan）分离主义者古尔帕特旺特·辛格·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据称，此阴谋涉及一名印度政府官员（在法院的文件中代号为“CC-1”）、一名印度公民及其一名线人和一名杀手，后两人被证实为美国缉毒局（DEA）的卧底，这也使得刺杀未能成行。其中，被起诉的印度公民是52岁的尼基尔·古普塔（Nikhil Gupta），此人已经于6月30日在捷克被逮捕并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布拉格，预计他将根据条例被引渡至美国。

这一案件的公开不能不让人回想起9月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于印度政府官员涉嫌暗杀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卡列斯坦分离主义者哈迪普·辛格·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的指控，此事引发了两国政府的剧烈摩擦，严重挫伤了印加两国关系。那么，锡克教分离主义是什么？莫迪政府和它的关系又是怎样？在外交上，前一个案件中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受到了挫伤，那么这一次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又或者说，这三国的互动关系另有玄机？本文将主要处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图为潘农在其纽约的办公室。图片来源：美联社

锡克教发源于15世纪末的旁遮普地区（位于今天的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1799年至1849年该地区还形成过一个锡克帝国。印度独立后，各地开始重新按照语言和民族划分邦界，但是旁遮普语未能得到承认，因为中央政府打算将原有的旁遮普邦分割成几个邦。同时，锡克教也没有得到承认。70年代起，锡克教徒的抗议声势越来越大，而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则施加了严厉的镇压。1984年，英迪拉·甘地被其锡克教保镖刺杀，引发更为剧烈的动荡。接下来直到1990年的时间里，预计有7000多名无辜平民和1000多名警·察·被杀害。

尽管有一段动荡血腥的历史，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指出，大部分印度国内的锡克教徒并不赞成卡利斯坦运动，旁遮普邦的暴力活动在90年代就已经基本消散。2005年8月，印度的第一位锡克教总理辛格向议会和全国就1984年的反锡克教徒骚乱致歉，而分裂主义者只在海外锡克教社群中活动并得到社群的资助。实际上，独立建国的提法首先就是在英国而不是旁遮普产生的。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关于印度的一份报告显示，95%的受访锡克教徒表示，他们对自己是印度人感到“非常自豪”；70%的人认为那些不尊重印度的人不能被认为是锡克教徒；超过一半的人说他们与印度教徒有很多共同点；大多数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社区受到广泛歧视。

莫迪上台以来，锡克教社群又一次被推上风口。哈托什·辛格·巴尔（Hartosh Singh Bal）在印度杂志《大篷车》（Caravan）上发表文章称，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对于锡克教不将自己认同为印度教而非常不满。此外，2020年印度农业改革法案遭遇了长时间的农民·抗·议，其中旁遮普邦农民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终致使政府不得不撤回法案，这被认为是莫迪任内极少有的重大挫折。由于印度人民党仍然要拉拢锡克教徒，这就不能像对待穆斯林一样声称对方是异质的，而只能指认他们受到了境外力量的蛊惑。2020年7月，印度政府将尼贾尔和潘农定性为恐怖分子，此时也正是印度国内农民·抗·议改革法案的时间点。说来讽刺的是，根据一张旧照片，50年前莫迪本人正是打扮成锡克教徒的模样来逃避政府的镇压，如今他却坐到了另一边去。

这样一来，印度人民党为自己的挫折“挑选”了一个海外分离主义。科米雷迪（Kapil Komireddi）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莫迪已经基本解决了引发印度教徒不满的传统宗教议题，这种成功讽刺性地产生了一种困境：缺乏新的可供炒作的议题。而对于海外锡克教分离主义者的打击能够让莫迪在2024年大选前获得新的名望。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雷塔·特伦布莱（Reeta Tremblay）罗列了尼贾尔案后莫迪政府和印度媒体传达的四条核心信息：加拿大是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和有组织暴力的避风港，印度裔加拿大黑帮和与巴基斯坦情报组织合作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有合作；加拿大政府一直无视印度多次提出的要对在加拿大领土上活动的卡利斯坦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要求；特鲁多政府在迎合加拿大庞大的锡克教社群；自由党少数派政府依赖于新民主党领导人贾格米特·辛格（Jagmeet Singh）的支持，后者据说同情于卡利斯坦事业。这些讯息构建了打击海外恐怖主义的安全需要，并帮助莫迪建立其强人形象。

印度方面迟来的回应也体现了这种建立国内形象的需要。12月20日，莫迪“少见地”接受了一家外国媒体——《金融时报》——的采访，首次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莫迪的回应称既然给出了相关信息，那么印度方面就一定会进行调查，“法治是我们的准绳”。莫迪还称，印度政府对海外恐怖主义网络表示严重关切。他指责说这些恐怖分子“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进行诽谤和煽动行动。最后莫迪强调，这样一些小事不应该妨碍印度和美国的双边关系。

因此，对于海外锡克教社群的打击很难说是对实存的安全威胁的回应。潘农确实有一系列出格言论：今年11月，潘农在一段视频中警告锡克教徒避免乘坐印度航空的航班，这令人不安地想起了1985年印度航空遭遇锡克教分离主义组织恐怖袭击的事件（他后来表示他的意思是呼吁抵制该航空公司）。他还承诺以杀害英迪拉·甘地的保镖的名字重新命名旁遮普的机场。最后，潘农宣布他的组织将使印度“巴尔干化”。但是，如之前强调的，这样的声音甚至在海外锡克教社群中都不算多数，在国内更没什么回响。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印度政府对锡克教社群的打压反而促成了海外锡克教社群的团结和极端化。雷塔·特伦布莱（Reeta Tremblay）指出，潘农是直到2018年才开始用非约束力公投来动员全球锡克教社群，而第一次公投发生在2021年10月31日的伦敦。在9月份特鲁多指责印度政府牵连进尼贾尔案后，数千人参与了10月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公投。莫迪政府对于海外分离主义威胁的渲染会不会构成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还需拭目以待。

图片来源：Times

在外交领域，两起暗杀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印度政府对于加拿大和美国方面的指控做出了很不相同的反应。同样的，加拿大和美国的指控方式也很不相同。9月份时印度政府声称特鲁多的指控是“荒谬的”，而12月印度显然对美国指控的反应非常谨慎，甚至还呈现出合作的姿态。12月17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美国和加拿大的两起事件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美国“告诉了我们一些细节”。苏杰生认为这样的信息和证据共享是合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相应的，加拿大方面特鲁多直接进行了指控，而美国方面是由司法部代表政府部门正式公开了这一案件。

这自然表明印度对其与美国关系的重视。雷塔·特伦布莱（Reeta Tremblay）就指出，今年印度和美国在双边关系上实现了大踏步前进，印度目前是美国印太战略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双边年贸易额达到1920亿美元。与之相对，自2015年以来印度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就很冷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卡列斯坦运动。另外，印度和加拿大的双边年贸易额只有120亿美元。即便加拿大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五眼联盟”成员，印度的区别对待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另一边，相较于拜登政府，特鲁多政府也更加关心本国的锡克教社群，他们在政治上相当活跃。美国则更加需要印度作为其盟友。这也让加拿大和美国的回应差异显得很自然。

图为今年六月，莫迪和拜登在白宫散步。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然而，有理由认为印度不是简单地对不同的对象做出回应。在这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案件的披露过程。有必要在梳理事件本身时间线的同时梳理印度、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互相通报和披露的历史时间线，这其中的错位展现了三国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仅存在关系上的差异（印加关系和印美关系的不同），还存在着交叉性：在何种程度上，印度对加拿大的回应也同时是对美国的回应？

案件本身谈不上复杂。2023年5月，CC-1招募古普塔，要求他买凶杀人。6月18日，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被两名蒙面男子枪杀。事后证明，这其事件和纽约的潘农案有着紧密联系。纽约检方提供的资料表明，6月20日，CC-1将尼贾尔在加拿大被杀的新闻告知古普塔，并催促后者尽快动手。值得一提的是，两天后莫迪开启了在华盛顿的访问。6月30日，古普塔在捷克被逮捕。

7月底白宫得知了这一案件。8月初，总统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访问印度时提出了这一问题。一周后，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受拜登派遣，也前往新德里要求印度方面对此案进行调查。9月9日至10日在新德里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均私下与莫迪讨论了这一事件。9月18日，特鲁多在国会演讲中称，调查表明印度政府的雇员与尼贾尔的暗杀事件有关，但是没有直接将其视为印度政府的政府行为。这也是印度政府第一次被公开牵连进系列案件中。印度政府对此反击，声称指控是“荒谬”的并要求提供证据。加拿大方面没有予以公开。

此事严重挫伤了印度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在特鲁多发表演讲的当天，印度和加拿大分别驱逐了对方的一名高级外交官。9月21日，印度方面暂停处理加拿大公民的签证申请。10月份印度还驱逐了41名加拿大驻印外交人员。不过在10月26日，印度方面又恢复发放加拿大公民的签证。

图片来源：美联社

在美国这边，拜登政府继续在私下催促莫迪政府进行调查。9月份在华盛顿的时候，苏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向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提及此事。10月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受拜登派遣飞抵印度商讨此事。11月10日，美国和印度召开“2+2”部长会议时，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也提到了此事。一直到11月22日，《金融时报》爆料称印度政府官员涉嫌杀害一名美国与加拿大双重国籍公民时，潘农案才第一次公开在大众视野中。一周后，纽约联邦检方提出了指控。也是在提出指控的同一天，印度政府方面宣布将成立专门的高级别调查小组。

如同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苏桑特·辛格（Sushant Singh）所指出的，当9月份印度和加拿大政府在外交场上针锋相对的时候，印度方面已经知道美国方面得知了相关情报，并且已经把尼贾尔案和潘农案联系起来。然而，印度并没有因此对加拿大持任何让步姿态，而是直接称指控是“荒谬的”。另外，印度政府也显然希望私下处理（或者不处理）此事，直到美国政府方面公开了这一指控，才做出了反应。如此一来，各方的互动就颇有暗中较劲的意味：印度对加拿大的高强度施压可能也是对美国发出信号；美国持续不断的提醒和最终公开递交指控则回击了印度的主张。

到目前为止，印美关系并没有因为暗杀案而产生摩擦。本月初，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乔纳森·费纳（Jonathan Finer）带领一支美国代表团前往新德里进行技术合作的讨论，他在峰会上表示印度设立调查组表明两国政府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差异。虽然近日苏利文宣布拜登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冲突将无法参加2024年1月26日印度共和日的典礼——莫迪相当看重美国领导人出席这一场合——并且印度于1月在本土举办四方安全对话的希望也因为其他领导人的日程安排冲突而落了空，但是不能说拜登是将不出席作为一个回击。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沃尔特·拉德维希（Walter Ladwig）指出，2019年的特朗普和2021年的鲍里斯·约翰逊就因为类似的原因没能出席。

图为今年G20峰会莫迪与各国领导人在一起。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也警告称印度的行事方式意味着其正在威权化，这和拜登政府的外交策略会产生冲突。苏桑特·辛格（Sushant Singh）在《外交政策》上称拜登的策略是将当今地缘政治对抗理解为民主和专制的冲突，而印度在其领土外对他国公民进行的暗杀行为正在极大地破坏这个叙事。当然，苏桑特·辛格补充道，美国自己在这方面的历史也不光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阿维纳什·帕利瓦尔（Avinash Paliwal）认为印度情报部门的行为模式会使得“五眼联盟”的其他盟友感到不安，虽然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

这就需要美国做好相应的准备措施。科米雷迪（Kapil Komireddi）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印度并不是理所当然地与美国站在一边，如果印度认为美国正在危害其国土安全，那么它完全有可能靠向中国。《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则强调美国国会应当立法来打击跨国暗杀行为。

综合来说，潘农案并没有在表面上影响印美关系，但是通过梳理时间线就会发现，两国之间可能已经进行了一轮互动和博弈，而其结果谈不上是促进了互信共赢。2024年印度和美国都将进入大选年，而两国的选举动态都笼罩在各自社会冲突的阴影中，印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值得进一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