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最早仰慕中国文明的欧洲人之一，并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了德意志。今天，大家在缅怀这位在哲学、数学、物理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均有不同造诣的稀世“通才”的同时，从未放慢寻求中、德两国在历史、现实层面上的交流。 3个世纪以前，一位毕生从未踏足东方的德国人，受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影响与启发，成了最早仰慕中国文明的欧洲人之一，并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了德意志——他就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日前，由复旦大学与德国汉堡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德莱布尼茨论坛在沪举行。本届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承办，主题为“德国在中国：思想与艺术”，邀请中、德双方在历史、思想、文学、哲学、艺术史、音乐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德国与中国在历史、现实层面上的交流展开探讨。　　
“思想者，事实之母也”简约的中国名字，标准的美式英语，典型的西方学者模样——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冯凯（KaiVogelsang）为大家清晰地梳理了“思想”一词在清末民初意义演变的过程。　　
“为什么会选择‘思想’这样的一个话题？”一个设问式开场白。在冯凯看来，对于“思想”而言，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固然存在的，而这本身正是错误的，“思想”也有它的前世今生可以探究。随意走进一家书店，相信《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史》总是不难觅寻的。“思想”无处不在，甚至人们不经意间会将这个词汇所要表达的内容抹上“陈旧”、“繁冗”的色彩。但事实上，我们需要用这个词汇来描述、思考。　　1892年，“思想”现身辞典之中，作为动词使用。“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第一次把“思想”作为名词使用。事实上，与“阶级”、“宗教”、“种族”、“社会”、“代表”、“问题”、“方针”、“发展”等等词汇一样，“思想”最初来自欧洲，经日本中转，最终传入中国。某种程度上，它们重塑了中国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　　
谈及这些舶来词汇的身世，冯凯还引述了1903年《申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描述了当时一些老夫子对于年轻学者使用这些从日本引入词汇的诧异与愤怒，斥之为“崇洋媚外”，“无法应用思想，终将成为思想的一个奴隶”。可悲的老夫子却不曾知道，他口中的这个“思想”原本就是一个飘洋过海而来的新词汇。冯凯认为，“思想”的隐蔽性在于其并非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发明出来的词汇，只是关于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演变于人们每天的谈话之中，以至于老夫子们都没能注意到它的发展变化，也就遗漏了对于它的抱怨与排斥。　　1905年是“思想”大繁荣的年份，“国际思想”、“革命思想”、“独立思想”、“法律思想”、“教育思想”、“爱国思想”、“种族思想”等等词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最初的时候，“思想”这个概念是被泛化的，人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前面的修饰词上，却对于“思想”这个概念本身缺少了专门的讨论与定义。　　
中国有美学，始受德国古典美学之影响　　冯凯教授对于舶来词汇的解读得到了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朱立元的呼应。朱立元表示，中国古代有丰富、深厚的美学思想的遗产。但是美学作为一门现代的人文学科，只能追溯到上世纪之初，是由西方，主要是由德国传播和移植到中国来的。这个移植进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筛选和改造的过程。如冯凯教授所言，1900年前后很多西方词汇通过日本引入中国。“美学”这个词亦是以日本为中介，来到中国。中国现代美学形成的初期，主要是受到德国古典美学的巨大影响。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方法剖析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王国维深受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 本 华 （Arthur Schopenhauer）的影响，借鉴其悲观主义视角品鉴《红楼梦》，著成《红楼梦评论》。王国维研读康德的哲学、美学著作，发表了《汉德之哲学说》。1904年，借鉴另一位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的美育理论，王国维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受德国美学思想熏陶，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反思，并将两者融会贯通，堪称中国美学开创与奠基之作。　　
不难看出，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建构受到德国古典美学影响，而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先生则受德国古典美学影响更深。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曾言：“中国有美学，始以蔡元培先生提倡为最早。”蔡元培的现代美学理念建构于1900年留学德国期间，其所著的《欧洲美学丛述》成为了中国最早介绍康德美学的论文。1919年，蔡元培发表《美学的进化》，用中国传统儒学观点解读康德批判哲学的体系。与康德的观点相一致，蔡元培强调道德置于审美之上，审美最终目的是道德教化，可见其与康德美学深层次的联系。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分5期发表康德学术文章，文章主要依据相关日文文献进行编译，虽并非直接从德文翻译而来，作者还是下了番功夫，对康德哲学做了基本的介绍，足见一个世纪以前其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上个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对于其是否与康德美学趣味判断相关联的讨论仍在继续，亦足以印证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三位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这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德奥音乐的特殊品德是什么？答曰“思考性”　　
音符的华丽总是可以轻松逾越文字、语言、文化背景的限制，在不同地域、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们耳畔形成共鸣。在德国基尔大学音乐史教授杨兹（TobiasJanz）看来，如果有这样一本全球音乐通史，那么从18世纪起，其内容应该不再单单以西方音乐为主，而是更多加入亚洲音乐、非洲音乐的故事，音乐与空间、历史相结合，体现音乐在不同时空所呈现出的不同韵律。杨兹认为，中国的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是相互依赖的，其理论似乎更加符合欧洲传统，尤其是古希腊之后的欧洲传统。　　
在音乐文化中，德奥音乐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具有不可分割性，并在整个世界音乐的范畴中发挥主导性影响和支配作用。从约翰·巴赫到理查德·施特劳斯，近250年黄金时代，德奥音乐悉数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那么，德奥音乐的特殊品德是什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给出的答案是“思考性”。他认为，这与德国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旋律同样可以陷入哲学观念的沉思之中；音乐的思考，就在纯粹的音乐之中；音乐对于一个主题的沉思、变化、发展，就像哲学观念在发展一样。　　
谈及德奥音乐进入中国，贝多芬（Ludwigvan Beethoven）的例子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贝多芬的音乐被中国音乐爱好者实质性地理解、接受、鉴赏，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其中，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蔡元培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傅雷先生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在中国音乐爱好者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贝多芬的音乐因其所释放出的积极、健康、向上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人民大会堂首演，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贝多芬传》再版，“贝多芬热”在中国达到高潮，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音乐理解。如今，中央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分别演奏了全部贝多芬九部交响曲。最近，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已经被列为钢琴专业教学、音乐院校教学的重要教材。华人艺术家演绎德国音乐，往往会融入富有东方色彩的诠释。特别是钢琴家，尤其是傅聪先生，善于在演奏过程中揉入中国文化的痕迹，让人感受到东方宽广的气息。　　
德国音乐在中国的接受史，以及中国音乐家对于德国音乐的诠释再次印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的过程中，也会迸发出新的感受；再次印证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的正确性。我们总是从自己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接纳“他者”，而“他者”也在这种特别的交流中显示出特殊的意义，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升华”。

本文刊登于文汇学人

2015-04-26 作者：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