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项城市。第一天隔离。

我们现在已经不出门了。透过窗户，我看到小区外面已空无一人，只有停放着的车辆。我看CCTV，虽然听不懂电视里在说些什么，但是通过画面也能知道，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是关于医生和医院的事。通过朋友们的翻译，我得知，中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证实，这种病毒通过呼吸道传播，极易发生突变和广泛传播。武汉已经“封城”。

就在20天前，我还参观了离武汉市不远的几个省市：安徽、江苏、福建、广州，以及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我一直不知道我离病原中心如此之近，我甚至还参加了数十场会议，在酒店的游泳池游泳，锻炼时也没有与他人保持两米距离。我会被传染吗？我会是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吗？我该如何用我并不太熟练的中文跟医生解释我嗓子痛的情况？医生们能通过我的手势和眼神明白我的病况吗？

我被告知，我所在的城市交通已停止运行，并且被强制要求所有民众戴口罩。我才发现，原来我从来没戴过口罩。

我的朋友们把我叫到了餐厅，他们准备了茶。对我说，达明，如果你现在想回阿根廷，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我看了看他们，对他们说我想留下来，走一步看一步。

我现在待在距离家乡19212公里的地方。如果我能从项城市挖一个地洞到圣路易斯省的梅赛德斯镇就好了，那离我父母所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有708公里。我想念我的父母、我的衣服、我的书籍、我的CD。我在这里只有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两套西装、四条领带、六件衬衫和运动衣。

河南省项城市老街（靠近袁世凯行宫）（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据报道，两天前中国将6000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密切接触者隔离。中国科学院宣称存在蝙蝠将病毒传播到人身上的这种可能。政府也将隔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湖北省。

我住在朋友巴勃罗·张家，和他们一起过春节。我和他、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亚里克斯、巴勃罗的岳母、他的妹夫迭戈·郭和迭戈的女儿露娜分住在不同的房间里。我的房间里有一张书桌和一台跑步机。我们默默形成了这样的作息：每天一起吃早餐、午餐和晚餐，晚上还一起看一部电影。此外，我还学习一会儿中文，处理一些工作。每天下午5点的时候我帮助亚里克斯练习西班牙语，并且做一些阅读写作练习。亚里克斯曾在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生活过一年，现在他申请到奖学金要去萨尔塔天主教大学学习国际贸易。

自从6年前起，我每年都会在中国生活几个月，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之前的几天，我们参加了一个婚礼，参观了一家生产手工毛笔的工厂，参观了袁世凯故居，并且拜访了一所乡村小学。我们还去练习打太极拳，参加了一家购物中心的开幕式，参观了市里的数百栋新楼房。我们把这些活动都录了下来，希望制作一部纪录片。

在汝阳刘泰和枫笔业练习书法（图片来源：迭戈·郭拍摄）

冬天的晨曦中苦练太极拳（图片来源：迭戈·郭拍摄）

参观沈丘县大陈庄小学（图片来源：迭戈·郭拍摄）

电视上说居住在武汉的日本人和美国人要回国了。我想，这是在大灾难中才会发生的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好征兆。

今天有43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死亡。昨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进入“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美国也宣布取消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我原本计划2月28日飞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因为要在华盛顿中转所以被取消了。他们给我退还了机票费。我现在要决定我是前往北京搭乘这家航空公司的最后一班飞机还是再等等看。我思考得无法入睡，于是拿出一张纸列出了所有的可能性。我认为现在回去途中是很危险的，因为感染正在扩大，很有可能在美国或者欧洲遇到麻烦。从中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又没有直达航班。我会不会是第一个将病毒带到阿根廷的人呢？我如果将病毒传染给我的父母怎么办？我吃了一片安眠药来缓解紧张情绪。还和巴勃罗以及其他朋友聊了一会儿。洗了个澡。最后，我决定等疫情缓解之后再回阿根廷。

武汉的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建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投放12亿人民币帮助恢复经济。 

亚里克斯的姥姥给我们做了烩面和捞面条，也给我们做了菜、馒头、鸡蛋和玉米饼。晚饭结束后，我接受了阿根廷国家广播电视台的采访。中国和阿根廷隔着11个小时的时差，这时候他们才刚刚到早上。事实究竟是什么？美国流传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军用病毒的新闻是真的吗？这个传染病将会传播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吗？我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出于谨慎，我只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和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来回答问题。我对他们说现在没有人出门；超市即便开着门，人们还是用送货上门的方式来获取食物。街上播放的喇叭让人们待在家里。至于说这种病毒会不会传播到阿根廷，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告诉他们，有可能，但是，最好咨询一下阿根廷卫生部部长。我不想引起民众恐慌。虽然我不是流行病领域的专家，但是我知道国民恐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作为最早拉响疫情警报的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大家都在发照片纪念他。一场针对官员们应对武汉疫情刚暴发时所采取的举措的讨论被展开。西方大多数民众、学者以及政客们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限的。我访问过中国11个省的20多个城市，我学习了汉语和中国历史，结交了很多中国学者，即使这样，我对中国还是缺乏了解。我知道在中国说话的方式和做事的方法有很多都跟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或许这恰恰是中国最吸引我的地方。做事的方法不一定都要相同。

一位80岁的中国游客成为法国境内第一例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患者。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500名死者，大部分死者都来自武汉以及武汉周边城市。昨日，湖北省更换了大量的官员。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统计方式也做了调整，根据新的统计方式，感染者多达15000名。也就是在今晚，我们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前几天，我们观看了具有中国功夫武打元素的电影《叶问》，几部喜剧，以及由桂莉芙·栢德露、麦特·蒙德、裘德·落主演的电影《传染病》，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场传染病，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极为相像。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都没说话，片子结束时，我们感叹道，什么时候才能研发出疫苗。

一位61岁的巴西公民在圣保罗市去世，此前，他在前往意大利出差时感染了新冠病毒。截至目前，意大利已有800例确诊病例。阿根廷也针对新冠病毒拉响了警报。一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学者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布：阿根廷媒体针对病毒已传播到意大利表示担忧。他说对了，因为阿根廷与意大利和西班牙关系密切，因为阿根廷一半的人口都是这两个国家的后裔。我打电话给我的父母，告知他们要推迟他们的假期，因为他们原打算在4月份去看望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特伦多市的我的爷爷奶奶。

在我下载的App上没有显示项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数据，但是有整个周口市的相关数据。我居住的城市已经连续3周没有新的感染病例，并且那6名感染者也已经痊愈。我认为，是时候启程回家了。

乘车去郑州，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然后搭乘从北京到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飞机，再在圣保罗市中转，最终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趟旅程将会是安全的吗？戴好口罩，带好酒精洗手液，与人保持社交距离。我会是第一个携带病毒的阿根廷人吗？我会传染给我的父母吗？我非常害怕。巴勃罗开车送我去郑州，亚里克斯跟随我们一起。巴勃罗的妻子为我准备了香蕉、苹果、饼干、水、茶叶以及其他许多礼物。当我们快进入郑州的时候，警察拦住了我们。他们查看了我的护照，给我测量了体温。一个警察非常恐慌地看着我，因为温度计上显示我的体温偏高。巴勃罗告诉他是因为我穿的衣服太厚了。我们把车窗打开，等了一会儿，我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在火车上原本每排该坐4个人的，现如今只坐2个人。每到一站，我都要测量体温。到北京站后，我打车到了机场。距离我的航班还有7个小时，我去了一家咖啡厅消磨时间。桌子与桌子之间隔着很宽的距离，且每张桌子只提供一个座位。最终，我登机了。我的座位旁是一对60多岁的夫妻，但是我们全程都没有交流，甚至整个飞机上都没有人交流。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我的第二次隔离。

旅程很顺利。但我一直睡不着。只有一半的乘客戴了口罩。埃塞俄比亚机场的旅客很多。我去了一个没人的区域。我找到了热水，泡了茶喝。3个小时后，我上了第二架飞机。飞行员是阿根廷人。这次航班有50多名从埃及度假回来的阿根廷人，全都戴着N95口罩，他们很害怕不能进入阿根廷。旅行社跟他们解释道，从意大利出发的航班跟其他航班是分开的，需要对乘客进行检查。但是从中国或非洲起飞的航班都允许入境。 

我顺利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机场，我接受了体温测量，签署了一份健康证明书，并表示我将进行自愿隔离——阿根廷还没有实施强制隔离。

我家就在距离国会大厦200米左右的地方。一进家门我就先去洗澡，然后把所有衣服消毒。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我打开收音机。阿根廷确诊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是一位去过米兰的人，因出现喉咙痛而被收治进了医院。他们还说，现在阿根廷各地都开始出现疑似病例。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已有确诊病例。我只希望我不会成为新增病例之一。 

我父母在冰箱里放了够我吃几天的食物，水果、蔬菜，所以我不必外出。公寓很大，我一边打电话一边走来走去，就当做点运动。我想念足球，想出门散步。我在阳台上环顾，邻居们的生活一切照旧。大家没有为疫情做任何准备。我提醒我所有的朋友，让他们：购买食物、口罩和清洁用品。

一个64岁男子今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家医院里去世，成为拉丁美洲的首例死亡病例。他有多种疾病史，最近去过法国。 

人们十分焦虑。新总统于2019年12月10日就职，他手下的官员都有在前政府工作过的经验。阿根廷经济形势脆弱，还欠了美国一大笔债务，然而，它仍然维持着许多国家那种福利政策，例如免费教育和医疗、全民退休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对未成年子女的扶助措施。隔离迫使商业活动停滞，对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我已经隔离了一周，逐渐能睡得着觉了。人生中第一次收到如此多朋友打来的电话。我也很乐意跟他们讲我的经历。这是一次难得的心理训练。我的父母这会儿还在海边度假，等着回来。

政府给要工作的人设了两周的“特殊假期”，并让学校等教育行业停止运行。

政府宣布延长紧急医疗卫生措施，且30天内暂停申根地区、欧洲其他地区、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和伊朗的国际客运航班。 

争相购买隔离期间食品的人们将各大超市堵得水泄不通。就像世界末日题材电影里面描绘的一样，人们担心物资短缺。我朋友是最大的连锁超市的经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阿根廷有4500万居民，生产的却是足够4亿人口的食品量。因此食品不会短缺。

今天，我的隔离期结束了。我没有任何症状。我父母度假归来，我们在离家100米的比萨店吃晚餐。这是我两个月来第一次出门。今天只有10个人在这里用餐，平时都会有200多人。街上空荡荡的。暂时还没有实行全民隔离。政府宣布全面封锁边境线，直到3月31日。

疫情期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空荡的街道（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电视上播放了巴西的情况。博索纳罗总统不支持采取隔离措施。我觉得这是个错误，但我也知道，隔离对中产阶级比对那些靠日工资为生、不干活就拿不到报酬的工人阶级来说好过一些。 

我的弟弟妹妹们来看我了。中午我们一起吃了意大利面，喝咖啡、聊天。我妹妹是高中的文学老师，她准备开始网络授课。我弟弟是一家美国公司的公关，他将在家里工作。我父母已经退休了，都待在家里不出门。我们今天去了超市，商品都没有短缺。

隔离两周的家人终于团聚（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总统宣布实行全民隔离，直到3月底。我知道这个决策马上就要落实，所以搬到外婆家以便照顾她。她住在城市南部，她的房子和我们每次拜访她时暂住的另一所房子相连。我在那里放了一些书和唱片。爸妈为她煮了20个蔬菜布丁（一种用甜菜制成的绿色糕点）。我去了附近100米外的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了很多食物。

外婆非常苦恼，因为电视上的新闻很糟糕。我按照之前在河南学到的经验来做。我跟外婆说，我们只在中午和晚饭前各看一小时新闻，然后晚上我们就一起看电影，讨论各自的感受。我还说要陪她一起做几道新菜，一起打扫房子。

今天，我的中国朋友威利·刘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和他的妻子丽莎·林还有她的哥哥埃斯特万·林购买了5000个检测新冠病毒的反应试剂盒。他们有两个团结互助协会：铂烽基金会和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我们发起了一项运动，从福建向阿根廷运送医疗用品。我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伊格纳西奥博士还有卡洛斯律师打电话讨论了策略方案。我们和上海领事馆、阿根廷外交和宗教事务部、外交部捐赠办事处及卫生部取得联系，申请到了物资输入的许可批准。

阿根廷华人社团的捐赠（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阿根廷自发现确诊病例的一个月内，累计感染1353例患者，其中42例死亡，治愈率为20％。 

我平时买东西的华人超市关门了。据报道，在福建人开的10000多家超市中，未来几周20％将暂停营业。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排华情绪不断高涨。伊格纳西奥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在媒体上发起一场反歧视的运动。

伊格纳西奥接受了阿根廷最重要的三大报社之一《民族报》（La Nación）的采访。我也上了圣达菲市的广播节目。社交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中国的不实报道，特朗普将病毒归咎于中国的言论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阿根廷政府则表示支持中国。官方媒体和官员们没有攻击或指责中国，但是有一些私人媒体会激烈地谴责中国，尤其是写于美国或欧洲的。我的表弟是音乐家，他给我发了段一个西班牙人录的视频，那人说是中国制造了这个病毒来摧毁欧洲，他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跟他指出这个视频的荒谬和虚伪。令我震惊的是，这个西班牙人在视频中提到了一篇文章，我在社交网络上读过同样内容的英文版。

作为社会学家，我知道发生这场疫情危机后，公众舆论将会对中国不利。

我要去国际机场接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捐赠包，然后安排邮递发往萨尔塔省和门多萨省。机场离我外婆家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我在网上申请了出行许可，他们给了我一辆公务车以方便我去那边。医疗用品要进入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得到批准，我先前不知道。我必须亲自前往，代表萨尔塔省政府签名，接受捐赠并确认物品正确无误。整个流程花了5个小时。我们取完所有箱子，很快两辆快递卡车就将检测盒运往2000公里以外的实验室。

我的一个阿根廷朋友在深圳做葡萄酒销售生意，他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街上被袭击了，因为他是外国人。他还发了一张和中国女友的合照，说他很爱她，说中国是个美好的国家。还有别的外国人也谈到在中国发生了类似事件。古斯塔沃·伍是中阿混血（他爸爸是广东人），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脸书上发帖说自己在街上被人辱骂，就因为他有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调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14000人死亡，近190万人被感染。许多社会的不公现象是统计数据无法呈现出来的。

物资到达萨尔塔省卫生部（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试剂盒顺利到达。萨尔塔省与玻利维亚和智利接壤，这里原先只有200个试剂盒，现在他们多了2000个。新闻媒体对此正面报道。这星期内还将有一大批试剂盒送到，能够给数千 人做检测。

全球感染病例已经超过300万，其中有100万人痊愈。全球死亡病例超过22万，阿根廷有220人。我们知道隔离期肯定会延长到5月底。 

驻阿根廷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问能不能请我做一次采访，讲讲我在河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次隔离经历，还有我们是如何获得来自中国的第一笔私人捐赠的试剂盒的。采访前他说，他对我的个人感受以及我为什么要帮助中国移民很感兴趣。我同意了。在这一小时的谈话中我告诉他，在第一周和第二周的时候我还不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只是跟着我在河南的朋友一家人，他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到了第三周和第四周，我开始感到恐慌，难以入睡，最后，在所在城市里没有出现病例的情况下，我便回国了。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我的工作，我为什么离开祖国，还有我到底喜欢中国的哪一点。这次旅程是我人生中最焦虑的一次。第六周时我已经在自己家里隔离了，虽然还是睡不着，但感觉已经好多了。从第七周开始，因为没有任何症状，我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不过还是在隔离的状态下。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有更多时间来思考自己，思考我的人生，和心理医生打电话咨询。回想起我从二十年前开始环游世界，写作，教书，经历爱情，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我的健康状况受到生活节奏和旅途奔波的影响。很多时候我想和家人待在一起却做不到。 

父亲告诉我，有一个理论叫“盖亚假说”，称地球能够自我调节，现在它正处于自卫状态；人类在摧毁地球，而这次病毒就是地球的复仇。但我和父亲都觉得，这是一个谬论。 我想，人们可以把这次危机当成一次新的转机。比如，改换工作，减少旅行，健康饮食，多做运动。但是，我意识到，面对这或许短暂甚至随时会被不知名的病毒所终结的一生，旅行、写作、学习和冒险，便是我的“复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