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议长伊萨耶夫于11月4日宣称将代表“吉尔吉斯斯坦党”参加总统选举，对暂摄总统一职的扎帕罗夫提出挑战。至此，吉国内的政治形势还未有定局可言。吉尔吉斯斯坦因议会选举引发的骚乱并非是一起孤立事件，而是根植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社会领域中诸多内生性矛盾爆发的表现。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并在回答这三个问题的过程中指出其国内的四对矛盾。本文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内生性矛盾不解决，其政治生态难以得到有效的改善，不稳定的局势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上述内生性矛盾包括了族群矛盾、宗教矛盾、部族矛盾，以及发展矛盾。前三对矛盾影响了国家统一认同的形成，形成了一条难以被突破的社会群体的边界，社会的分裂使得吉国的发展缺乏一个有序稳定的环境，反过来又加剧了前三对矛盾。

第一个问题：骚乱代表了什么？议会选举引发的骚乱直接代表吉国政府的行为能力正在弱化。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国家强力机关也失去了对社会应有的控制。此前，支持前总统热恩别科夫的力量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但是执政一方无力维持并巩固对己方有利的选举结果。在骚乱爆发以后，政府的保卫力量甚至无法保障枢机重地的安全，总统办公室和议会所在地“白宫”被示威者轻而易举地闯入。

政府行为能力的弱化根植于其内生性的矛盾当中。长期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在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的不同领域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从族群角度上来说，如何定位国内如乌兹别克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并对其赋权是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族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的稳定。从宗教角度上看，吉尔吉斯斯坦自立国以来便面临着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着宗教地位的斗争。宗教问题对吉国来说不是单纯的信仰问题，还涉及到政教关系内容、去极端化工作等政治、社会问题。从部族角度来说，基于部落的认同是吉尔吉斯民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特性。吉国的南北部族对立阻碍了其国内强力政治联盟的形成，使得其政治更易陷入周期性的反复动荡。

由于上述的内生性矛盾带来的不稳定，吉尔吉斯斯坦难以规划并实施一个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因为发展引发的贫困、腐败、低效等治理问题反过来阻碍了上述矛盾的解决。

第二个问题：骚乱改变了什么？外界人士可以观察到，这次骚乱鲜有关于什么“公平”、“民主”一类的动员性口号，反政府的目的比较直接。迄今为止，吉议会也仅仅准备重新选举，而未见选举制度上有什么改进。也就是说，骚乱改变只是执政者的角色，但并未触动规则本身。要注意的是，骚乱极大地恶化了该国的政治生态。一个经国家司法机关审判的涉嫌绑架的服刑者能够轻取总理一职，说明该国政坛没有一个在法律或是道德上的“退出机制”。这意味着随着执政者的更迭，利益集团的更替，该国易陷入较为残酷的恶性政争、党争的局面中。

第三个问题：骚乱影响了什么？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吉尔吉斯的政治力量通过暂时性的结盟而非制度性的纽带来维系。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来说，社会交往是一个交换的过程。执政力量为了获取政治支持就必须给予支持者一定的资源作为报酬。当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其政府行为能力日益弱化，能够合法给予的资源就日益稀少，也就愈难通过此种方式取得支持。短期内，其政治动荡的状态将会持续下去，国内的局势也影响了国际资本对其投资环境的评估。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到，大选导致的政权更迭将令海外投资方持更久的观望态度，一些业已规划的工程也不得不暂缓推进。

吉尔吉斯斯坦的稳定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打击“三股势力”、遏制毒品走私等跨国安全问题的重要合作者，目前看来，由于复杂的国内问题和困难的发展形势，作为合作者的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成为中亚地区治理跨国问题中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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