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被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而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5年五大主要任务之一“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更是与“一带一路”战略密切相关。

围绕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战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更凸显重要性。东盟(ASEAN)全称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成立于1967年8月发表的《曼谷宣言》，是东南亚地区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合作组织。其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从地域上看，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从经济联系上看，东盟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经贸与投资总量绝对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国家投资的战略方向上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的相继成立，无疑将东盟诸国作为重要的投资目标国。

因此，探索东盟的区域发展进程，掌握中国与东盟的发展合作及面临的问题，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本文献综述的主旨。

随着东盟区域化进程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东盟的学术讨论和关注可以被大致分为3个阶段：

| 早期关于政治安全领域的讨论

这一阶段的时间起止大约是从1967年东盟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期间，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为这一阶段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东盟初创阶段的实质目标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观点。

首先，东盟成立是在强烈的政治动机的推动下实现的，其实质性的行为也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主要作用的。有学者认为，东盟一开始就是个政治组织，它在创建自身的宣言中将经济合作列为主要目标，本身就是出于共同的政治需要：东盟各国都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相当“年轻”，在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动乱后，其国家利益集中于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巩固，而东盟对经济的强调成为各国的共识，正式符合了各国维持稳定、防止颠覆的需要(Laruren Henry, 2007)。同时，外部世界的影响也为东盟各国带来了政治安全方面的压力，主要是由于美苏争霸给东南亚造成的不安定局面使各国忧心区域环境，特别是在此背景下东盟面临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和东盟国家的内部政局动荡结合在一起，迫使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加强合作（陆建人，1999）。

其次，在此期间东盟各国在经济合作方面缺乏共识，未能取得理想的成就。这主要是由于东盟各国具体的经济状态差异导致各国的利益分歧，各国承袭下来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模式非常依赖对外贸易导致相当高的竞争性，它们在关税削减的同时维持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这些给各国自行其是提供了方便（廖少康，1989）。在东盟逐渐以区域性姿态开展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协作谈判方面，仍然存在东盟各国自行其是的问题，有关东盟共同谈判立场的条款非常难以形成一致，这种困难大大限制了东盟以集体身份进行谈判的重要性（劳伦斯・D. 施蒂费尔，1979）。

此外，东盟通过几个主要政府间协议，在社会文化和科技等方面也制定了一些合作构架，例如，在成立宣言中对这些领域合租的明确表达，创立共同刊物、制定共同人口发展计划等。但这些方面的合作始终在低水平上运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王士录、王国平，1998）。

|| 以经济整合为重心的深化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起止包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间范围。随着东盟开始进行各个领域合作的扩展和深化，经济整合构成了这一阶段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重点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东欧剧变带来了美苏全球争夺格局的终结，区域内政治军事对抗的消除也促使东盟各国将关注的中心转移到经济领域，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经贸合作和国家建设上来（李东屹，2014）。李东屹更进一步强调，东盟经济整合的加强，主要体现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规划上。但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计划，并没有很好地顾及东盟内部各国间的具体差异和限制条件，从而致使建立在自由贸易区计划之上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曹云华，1992）。由于东盟整体区域在经济区域化上所能取得的效果往往耽于各国私利而无法落实，实际上次区域合作方面有些许努力，是更为现实和有效的尝试（ASEAN Secretariat,1992）。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东盟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失去了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但仍然是卓有成效的。Kusuma Snitwongse认为，东盟构建多边政治安全机制形成大东盟，同时开始积极向外扩展，比如东盟地区论坛等的设立，使东盟可以有效地将其政策主张和基本原则向国际社会推广，实际形成了东盟区域治理向外扩展的制度基础（Kusuma Snitwongse，1998）。

||| 最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起止是从1997年金融危机到今天为止的一段时期。这一阶段东盟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经历了不同的困境，开始修正制度的不足，并开始了一个向更大范围内全面发展的区域化进程。

在这一阶段开始，东盟遭遇了东南亚经济危机，所以对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探讨，构成了这一时期早期的主要焦点之一。东盟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经济损失巨大，各国都陷入了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降低，甚至转入负增长（陆建人，1999）。同时，还导致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出现政局动荡，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主义趋势，威胁到了国家间正常关系和区域稳定（Amitav Acharya, 1999）。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从总体上看，学者认为是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东亚区域经济结构和东盟自身发展状态中现实问题的反应（李东屹，2014）。批评者认为，正是东盟的各种缺陷（不干涉原则等）导致了东盟不能预防或者有效地遏制危机（鲁道夫・C.塞韦里诺），比如，一直对东盟机制持怀疑态度的Michael Leifer就批评东盟一直是“与经济危机无关”，并认为东盟在危急中的表现削弱了其国际地位（Michael Leifer, 2000）。此外，对东亚区域化中双边多于多边、对话多于实质等现象，也有观点认为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不具现实性，反不如说是政治表态的意味更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东盟和东亚区域化的现状（David Martin Jones and Michael L.R.Smith, 2007）。

东盟经济危机促使东亚各国坐在一起协商和讨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分别开始了自由贸易谈判，开始构建“东盟＋3”合作框架（李东屹，2014）。此时的东盟合作已不限于东南亚区域内部，而是与外部国家和区域共同构成了一系列多层网状合作机制，使东盟组织成为更大的区域制度的一环，包括“10+3”机制、“10+1”机制以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另外也包含一些设计东盟国家的次区域合作，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李巍，2012）。东盟前秘书长鲁道夫・C. 塞韦里诺曾指出，东盟发展四十年来，在经济融合和政治协调上已经到了一个关口，阻碍东盟区域治理深化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融合和政治协调没有实现充分的相互支持，比如经济融合的最大障碍其实是来自政治上的，而东盟政治团结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区域经济的不断融合基础上（Rodolfo C. Severino, 2007）。因此，东盟开始致力于全面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

虽然中国与东盟在 1991 年以后正式开启了合作的步伐，双方的友好往来向着纵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但双方关系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中国-东盟的合作与纷争之中,始终有理论研究的支持。其中有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中国国家战略理论、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法探索等等（曹长智，2010）。

首先，中国对双方合作的政治因素的考虑多过经济因素。相对于能否获取经济利益，中国积极推动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更多的是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考虑，是为了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朋友，赢得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与东盟各国进行经贸往来，进口多于出口，长期处于入超状态。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双方的制造业结构相似，经济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

其次，东盟并不会与中国过分靠近。东盟在东亚地区实行的是均势平衡的战略，它一方面积极推动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改善，促使大国加入推动东亚地区整合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大国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打造自身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领导者的地位。换言之，它推动大国关系又不涉入大国的游戏。

再次，东盟各国受“中国威胁论”影响颇深，对中国的崛起仍保有疑虑，东盟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担心中国的威胁。在军事上，东盟担心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军事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会破坏东亚地区脆弱的平衡；在经济上，东盟的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在许多经济领域是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威胁到东盟各国的步发展的瓶颈。

第一，中国要发展好自身的经济，建立起与东盟新的互补性经济关系。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战略转型。通过加速发展，与东盟建立新的经济互补关系，并将中国模式介绍给东盟各国，只有如此，双方的经济才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中国要加强“软实力”建设，树立好中国在东盟各国心目中的形象，让东盟国家理解中国，信任中国，打消东盟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同时，中国要利用其与东盟各国的合作走在前列，并率先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加快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将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打造成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力量。

第三，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建立起双方处理南海问题的有效国际机制，以便求同存异，获得互利共赢的发展。

第四，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下，抓住中国-东盟经贸的机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而上升为国家战略。围绕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战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更凸显重要性。从地域上看，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从经济联系上看，东盟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经贸与投资总量绝对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国家投资的战略方向上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的相继成立，无疑将东盟诸国作为重要的投资目标国（郭可为，2015）。

本文作者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