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熊易寒，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留守”“失母”这一系列的符号开始锁定在数千万懵懂的孩童身上。“家”成为一个脆弱而松散的集合，“爸爸”“妈妈”成为陌生甚至带着恐怖的字眼。但家庭松散的另一方面，却是孩子们身处阶级的越发稳固、越发贫穷。当这群孩子被这种越来越坚挺的阶级分化逼得走向死亡时，很多人责怪起他们无情的父母。可是，究竟是谁无情？或许，我们可以提出许多应急的、过度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的实施本身带着重塑社会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来讨论，根本的出路应该通向何方？

“贵州毕节的儿童自杀案和湖南衡阳的儿童投毒案，让媒体注意到留守儿童的一个亚类型“失母儿童”，即母亲与父亲离婚或离家出走，有的在法律上还维持婚姻关系，但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家庭成员。很多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对于孩子的心理和人格发展是不利的，而母职的缺失对孩子的成长尤为不利。一般来说，未成年子女更容易跟母亲进行细腻的情感沟通，而这对于孩子的心智发育和社会化至关重要（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父亲的角色不重要）。

笔者几年前在研究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跨地域婚姻越来越常见。以往的婚姻市场都是地方性的，本村本乡本县的人进行通婚，而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市跨省婚姻。如果夫妻双方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这样的跨地域婚姻跟本地人通婚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最多有一些文化差异问题。但对于农民工来说，这样的跨地域婚姻往往比较脆弱。首先，很多农民工都是早婚早育，夫妻双方的心智和情感都还不成熟，不少母亲甚至是在未达到适婚年龄意外怀孕的，这样的家庭往往是仓促组合的,有些甚至没有合法登记，只是按照乡俗“摆过酒”而已；其次，不少年轻妈妈在怀孕生产之后就留在了男方的家里，而年轻的爸爸为了养家，不得不继续在外地打工，于是产生了两地分居的问题；如果男方家庭比较贫困，再加上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紧张，女方在当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娘家远在天边，身边没有可以倾诉和依赖的对象，夫妻关系就更难维系。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以上两条是农民工跨地域婚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当然，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其不幸。家庭暴力、性格不合、父母反对、婚外情都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且这也并非跨地域婚姻的专利，本地婚姻同样面临类似的考验。但据我的观察，在跨地域婚姻中，女方更可能离家出走——由于在当地没有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女性离婚或出走的顾虑较少，可以选择回到老家或去外地打工，开启一段新的生活，甚至可以隐瞒这段婚史。孩子通常就留给祖父祖母抚养或照看，而其父亲继续在外打工，如果单身，家里就无人履行母职；如果再娶，又会涉及更加复杂的家庭关系，如继母与孩子的关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家庭中的孩子都要比同龄人承受更多的心灵创伤。

流动让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流动与贫困的结合也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大量的“临时夫妻”。“临时夫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分居的已婚男女背着配偶非法同居。一些打工者与配偶两地分居，在城市又有生理和情感的需要，于是组成临时家庭；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家庭情况，约定绝不破坏对方的家庭生活；也有个别情况是其中一方隐瞒自己的婚史，与他人同居甚至重婚。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这种“临时夫妻”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意味着家庭危机乃至婚姻的破裂。上海作家叶辛的小说《问世间情》刻画了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尬尴处境。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并非完全虚构，叶辛在上海一家民营企业进行了长时间的蹲点，采访了不少农民工，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

另一种则是没有长远预期的临时夫妻。这种夫妻可能是合法夫妻，也可能只是事实婚姻，他们的共同点是夫妻之间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情感纽带，所以婚姻关系随时可能终结。譬如，某位家庭成员突然患重病，出现难以偿还的家庭债务，或者发生其他重大变故，都可能导致女方的出走；其实也有男方抛弃妻子的情况。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底层群体没有福利体制的庇护，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巨大的生活危机面前，一些人无力面对，只好选择逃避。

在母亲出走之后，孩子也就由留守儿童转变为单亲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环境可能是同龄人中最不利的。

一种情况是溺爱，疏于管教。一些父亲和祖父母对失去母爱的孩子心怀愧疚，往往对孩子百依百顺，或者倾向于用物质来补偿孩子，却很少与孩子进行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他们并不清楚孩子真正需要什么。再加上祖父母年迈体衰，他们也无力对孩子进行教育和管束。一部分孩子可能逃学、打架、沉迷于电子游戏，甚至于觉得整个世界都“亏欠”自己。

另一种情况则是家庭暴力。一些父亲因为不满妻子“背叛”，往往迁怒于孩子，对孩子动辄打骂。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有可能过度内向，心理抑郁，甚至出现消极厌世情绪；另一个极端则是模仿父亲的暴力行为，迷信拳头的力量。

我们关注“失母儿童”的处境，但是也不要过度夸大“失母儿童”或单亲留守儿童的特殊性，以免将这个群体污名化。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有将单亲家庭污名化的倾向，不少人在择偶时会公开排斥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虽然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经历更多的心理痛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心智就一定存在问题。

对待“失母儿童”也一样。关怀“失母儿童”不能脱离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大框架。为农民工创造家庭迁徙的条件，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权利，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办法。在操作层面，可以鼓励“社工下乡”、“社会组织下乡”，为所有的农村孩子而不仅仅是留守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