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人」

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Edward Glaeser最近接受了WSJ撰稿人Varadarajan先生的专访，谈及了远程办公对城市和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再次强调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

在新冠病毒 2020 年 1 月来到美国之前，只有 5%的美国劳动力一直远程工作。然而，在疫情爆发后的几个月内，几乎每个可以在家工作的美国人都这样做了。今天，远程工作已是白领的常态。

哈佛经济系主任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说，“如果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办公室出勤率“相对于疫情前的水平下降了约 19%”。这个平均值遮掩了大城市之间一些让人吃惊的差异。休斯顿正好为平均水平的 19%，和洛杉矶为 21% ，纽约和波士顿的出勤率均下降了 32%。

“再看旧金山，”格莱泽先生饶有趣味地谈道，“旧金山更是下跌了 52%。科技中心更是显著。”

这些数字都是基于谷歌地图的数据，通过监控用户手机的位置来跟踪用户的进出而提取。他说，“它们非常好，是可靠的指标”。然而纽约物业管理公司 Kastle Systems，一个提供刷卡技术来打卡进入高档办公楼的公司所提供的数字却令人不安。格莱泽先生说，在美国排名前 10 的城市中，“这些数字下降了 50% 以上”。“它告诉你，在最高端的办公楼房地产市场，情况更加严峻。”

格莱泽先生对这一切的长期影响有着复杂的感受。他说，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说，我们“倾向于支持（这样的）选择，而不是认为只有一种方式生活或工作“。“许多员工喜欢一定程度的混合办公形式。”有些人，也许是那些处于职业生涯后期的，可能会满足于完全远程的工作方式。他不认为每个员工都回到办公室是“绝对必要的”。“但我会说，如果这不发生，城市将面临许多困难。”

55 岁的格莱泽先生可以说是城市研究领域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在哈佛校园办公室接受线上采访时说，Zoom社群不断壮大。但他强调，自 2021 年 8 月以来，他就坚持回哈佛校园办公了。他研究的城市经济模型的“标记”（译者注：Hallmarks）是空间：“讨论个人和企业做空间区位决策。”他认为，Zoom和混合办公可能会继续存在。“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互动将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因此，区位仍然绝对重要。”

正如格莱泽先生所说，城市是人类最优秀的创造之一，也是企业家精神、创造力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为一名城市经济学家，他的思想灵感来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 年）。格莱泽先生说，马歇尔构建的假设对他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城市的伟大在于它带来的优势，”马歇尔观察认为，“（在城市中），人们在与从事同样技术行业的（空间）邻近的人互动中获益。交易的奥秘不再是秘密，而是仿佛在空气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会被城市吸引——以及为什么在格莱泽先生看来，面对面的工作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至关重要。他说，城市，以及工作中的面对面接触，具有“重要的学习机会，对年轻的员工来说是充满价值和至关重要的”。“逐月逐年”地积累经验和提高生产力，确保城市的个人收入高于其他地方。

格莱泽先生高度评价了 2017 年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译者注：经济学TOP5 期刊之一)上的一篇“出色论文”。该论文记录了人们如何通过在大城市工作获得学习机会和提高。该论文的研究表明，在马德里工作的收入比在西班牙农村要高 55%。“当员工来到马德里或巴塞罗那时，这些工资好处不会一下子出现，”格莱泽先生说。“相反，新员工在大城市只比中等城市的员工多赚 10% 左右。”（但是） 10 年后，收入差距将扩大至35%。

“那些不想回到办公室的年轻人，”他说，“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他们以为“在星巴克工作的经历会和周围有导师的情况下有一样的职业发展。”（事实上），两者的结果并不一样。格莱泽引用了一项研究，发现远程工作者面临“被提升的可能性降低了 50%”。

格莱泽先生将这场疫情描述为一次对城市的直接而严重的伤害。“就城市的定义来说，”他说，“城市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物理空间。城市意味着密度、接近度、亲密度。”社会疏离相当于“世界快速去城市化”。美国人从心甘情愿地支付“高额溢价”，无论我们是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广告公司，还是一个只想待在纽约的 22 岁的普通年轻人，突然之间就不想在我们身边有任何人了。”

世界确实虚拟连接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尽管我们发现 Zoom软件和其他技术令人筋疲力尽，但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会遭受更大的经济或健康损害：“我们如果继续前进，不保持社交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有更多的死亡，更差的经济——损失更多我们的生产力。”

格莱泽先生指出，虚拟工作对教育环节不同部分的影响并不相同，这可能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他引用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 5 月，拥有高等学位的人远程工作的比例为 68.9%，而远程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和高中辍学者的比例仅为 15% 和 5.2%。“这是一个相当精英化的现象。”

但是现在来自新冠病毒的威胁已经减弱，员工会回到他们的城市办公室工作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仅是渴望让他们回来的雇主，还包括从城市的市长们到最卑微的渴望在城市人行道上做生意的咖啡和热狗小贩。

2019 年，零售、休闲和酒店行业的服务人员有3200 万，占美国劳动力的五分之一。他们可能会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这些人员通过给来大办公楼的人提供服务赚钱，”格莱泽先生说。他曾认为，这场疫情对他们来说将是“绝对灾难性的”。“事实上，劳动力需求的下降都受到了联邦慷慨放出的数万亿美元的保护。”随着这笔钱的枯竭，影响可能会很日益明显。

这一切都具有讽刺意味。“往往与政治信仰有很强的相关性，” 格莱泽先生说。“流动的差异——人们四处走动——在红色州和蓝色州之间早期非常明显。在蓝色州，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要多得多，那里也有更多的智力劳动从业者。”尽管自由主义者也对经济不平等表示担忧，但远程工作的影响“对于蓝色州的（阶层）向上流动而言，可能比红色州更成问题，”他说。“旧金山的有钱人不去办公室减少了对城市服务的需求，而这些服务主要是由旧金山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提供。”

格莱泽先生将如何设想在全国范围内重返办公场所的理由？“如果我去做纽约市长 [Eric] Adams 或波士顿市长 [Michelle] Wu，那将非常容易。”这项工作之一就是公民和道德“劝告”，以及谈论城市的至关重要性。“城市要成为一个繁荣的地方，人们在这里相互买卖，相互交流。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许多主要的城市写字楼市场在白天都感觉像荒地，这十分可怕。”

格莱泽先生说，城市应具有“提供经济机会的传统功能，尤其是帮助穷人成为中等收入者”。他建议让企业尽可能容易地重新开业，并为目前处于休眠状态的市中心地区的新企业提供“许可证免税”（译者注：Permit holidays）。最重要的是，他希望美国城市的市长能够解决在疫情期间惊人增加的犯罪问题。他指出，与 2019 年相比，2021 年“主要美国城市”的凶杀案增加了 44%。

在向企业主提出建议时，他显得“更加谨慎”。“我会说，‘我知道你的很多员工不喜欢来上班，所以让我们看看一些数据。’”他提到自然杂志（译者注：Nature）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了远程工作对 61,000 多名微软员工在2020 年前六个月的影响。研究表示，“公司范围内的远程工作导致员工的协作网络变得更加静态和孤立，不同部分之间的桥梁越来越少。”员工发现获取和共享信息变困难了许多。格莱泽先生会建议雇主问问自己，他们是否 “因为不将员工聚集到办公室而给公司带来了长期的问题”。

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能让他们的员工回来吗？当然。他们可以利用工资让任何人回来。”有一个价格会让“我们几乎所有人进入办公室——问题是，多少钱？”但他说，弄清这个问题是让我们思考“工作的性质和办公室的性质”。他认为回归的速度和回归率会因员工执行的任务而不同。

他举了他自己工作地方的例子。“我认为在这座大楼里拥有一个学者的社区非常重要，”他说，“一个可供我们的研究生使用的场地，在大厅里碰面，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团体。”相比之下，他总认为从事“财务工作”的辅助人员需要在大楼里。“他们只需要一点时间熟悉工作，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远程连接对教育来说是灾难性的，格莱泽先生说：“远程学习对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儿童造成十足灾难已经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尤其是处于劣势的孩子。”大学教学也受到了影响。他说，在 Zoom软件上给 100 名学生讲课，“只是一部糟糕的电影，一部非常糟糕的电影。当您通过 Zoom 软件授课时，现场的讲解和与学生的互动所带来的任何魔力都不复存在。”

至于个别员工，格莱泽先生会告诉他们，他自己在九个月前回到哈佛办公室“对我的心理健康来说真是太棒了”：“我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因为我再次和年轻人们以及同事们在一起。这不仅带来高的工作效率，而且令人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