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南储户被赋红码的事情引发广泛关注，大意是某些银行的储户，如果去郑州就会被赋予红码；有些外地人扫码了群内其他人发出的郑州码，结果原先绿色的健康码变成了红色码。这样滥用健康码，完全超出了设计者的初衷。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听到过的一个哲学讲座讲的故事：一些国人去海外某公司调研打卡机的使用，听完公司宣讲之后，有人提了个问题：如果代打卡会怎么样？这个问题竟然让公司宣讲人完全愣住了，无言以对。在这个案例中，就有类似的情况。健康码设计初心是非常明确的，即利用大数据进行科学精准防疫。设计颜色用红、黄、绿三种颜色来表示相应的规则。这样做也很巧妙，将交通通行规则赋予健康码，很容易让人掌握其意义。然而，这次的事件却它（红码）却被用来阻止特定人员（储户）的流动。

再看一下铺天盖地的讨论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滥用”成为批评这种使用健康码做法的主要观点。相应的批评做法从以下方面展开。

首先是对使用范围的分析。这种观点认为赋码现象体现了健康码使用已经突出了疫情防控的边界。有些学者从健康码的初始防疫目的入手，然后批判滥用行为使其变成了社会维稳码、储户码。这种出乎意料的做法是简单粗暴的行政权力滥用的结果，不仅会侵犯特定人群的利益，还会对整个健康码系统的公信力造成冲击。应该说，这种观点的确能够起到批判作用，而且是有一定根据，其根据是任意使用、超越防疫界限。其后果是侵犯他人利益、冲击健康码公信力这是其极大的危害后果。然而，滥用更多体现为一种黑格尔式的道德义愤。

其次是对使用空间的分析。从根本上看，健康码是确认自身是否在安全空间的根据，比如本人没有被病毒感染，也没有与阳性人群有过接触或者没有出入过高风险地区。这背后是一种表征关系。健康码本义是标识健康公共空间的构成边界，绿码确保某人能够进入、参与公共空间构建的合法性根据，比如公共场合都会有“请出示您的健康码”指示或者专人提醒。如今变成了场所码在等待抵达这一空间的人进行扫码，场所码更是将空间合理性经验化为特定码的符号。正在笔者看来，场所码的必要性并不大，它将原先健康码的权限给予了一定的限制。

再次是对背后开发者使用者的权力分析。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涉及开发者、使用者的利益。根据一些信息技术专家的意见，行政部分人工干预的可能性较大。使用者的使用至少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它充分利用了红码的规则，禁止通行；二是违反赋码逻辑。这个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两年前健康码刚推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出现了“被红”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是，从违反赋码逻辑到特定人群被赋红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需要澄清。

最后是对被赋码者利益的维护分析。给健康人群赋予红码这是违反了赋码逻辑；而给特定人群赋予红码不仅是违反赋码逻辑，而且还隐藏着特定目的。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并非是一种滥用，而是符合目的的使用了。而滥用则是不受理性制约的、违反道德的使用。背后的目的和利益才是根本的，如果不识别出这些目的和利益，那么新的特殊群体会被陆续标签出来。对这一点的危害，刘永谋有所预判。他指出，贯彻其他目的尤其是与利益相关的目标会导致一种伪技术治理（参见《河南储户被赋红码背后，警惕以科学为名的治理变为“伪治理”》）。

在笔者看来，需要对健康码的合理性运用进行深入追问。健康码使用的合理性是事件合理性、空间合理性以及公权合理性的叠合结果。如果仅仅从一种单纯的道德意义上滥用进行批判，会失去对严重后果的判断。

从合理性角度来说，健康码使用准确地说是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使用，具有叠加的合理性根据。2020年的使用合法性以应对紧急事件的疫情防控为基础，即由处理紧急事件的疫情防控行为给予的合理性。当这种事件成为常态化时，新的合法性逐渐由国家公信力赋予。此外，公共空间也赋予了健康码新的合法性，进入公共空间需要展示绿色健康码。因此，健康码合理性表现为上述三种类似合理性根据的叠合。工具论意义上的使用是指将健康码作为治理工具。健康码设计的原则是数据与身体状态的表征关系，红、黄、绿代表了三种健康状态，三种健康状态又延伸出三种社会行为。如果健康码使用坚守其表征健康状态和疫情防控的原则，问题并不大。然而，如果离开了健康表征，使用势必会越界，因此健康码脱离了健康的语境，变成了单纯的码。然而在工具论意义的使用中，其依据的原则不再是数据与身体状态，而变成了数据与特定人群的关系，新的数据构造出特定人的健康状态和行为。赋予特定人群以红码，即便是健康人群也会被标识为红色。至此，两种逻辑共同作用于特定人群身上：第一种是表征逻辑，红色是不健康、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象征；第二种是工具逻辑，红色变成了标识和控制特定人群行为的工具。所以，储户码的使用者利用了两种逻辑的折叠效应，也就产生了今天看到的结果。

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上述的“码”都只是一种治理工具。在不同码的形式中，我们看到了治理观念层面的博弈现象：技术工具论与技术政治学的博弈。在技术工具论思维中，健康码是治理的中介和工具。储户码的使用从总体上还是遵循了健康码的使用逻辑，但是这种遵循是减法式的。在健康码的逻辑中，有两种逻辑并行：表征逻辑展示了数据与人群身体状况的表征关系；工具逻辑展示了健康码是控制危险人群流动的工具。然而在储户码的逻辑只有一种工具逻辑，控制“危险人群的流动”，与健康意义上的危险无关。可以看出，对危险人群的定义不再是从健康角度进行做出，而是从某个利益和权力角度做出了界定；在技术政治学视野中，技术体现了一种政治权力本身，而不是中介。尤其是在对特定技术如区块链、分布式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的诠释中极度突出一种政治性的含义，比如对权力、权威中心的解构与重构。大数据作为上述技术之中的一种特定形式，这种规定性也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

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技术政治学的逻辑还没有完全展开就遭受了打击。本来我们期待着区块链、大数据等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然而“储户码”现象的出现突破了人们的认知，大数据似乎并不能完成一种从中介到目的本身的飞跃。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工具论又一次胜出，这个现象也无疑是对技术政治学的一种打击。

另外，回到技术调节理论上来看，“储户码”充分展现了技术调节的硬效应。它的使用硬生生并且是合规地将特定人群加以控制。最初，这一理论提出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比如强硬的调节、没有温度的调节。在排队的时候，有铁栅栏和没有铁栅栏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前者实现了有序，而后者是尽管工作人员声嘶力竭地喊，异常辛苦却不见效果；疫情期间从坐公交车、地铁都要出示健康码，到后来要扫场所码；尽管繁琐，也有很多负面结果产生，但是不得不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省力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再看储户码现象，禁不住猜测，上述创意并非是拍脑袋而来，而是深知了利用强硬技术调节手段来达到特有目的的调节原理。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储户码这个现象的时候，看到了其越界使用、不良后果，是必要的。但更要看到，健康码在使用过程中的变更利用后果。无视健康，“健康码”便不再是“健康的码”，而只是作为一种带来风险的治理工具。如此，尽管技术伦理学仅触及了被侵犯的权利以及被侵犯者层面；技术政治学的分析也抵达了权力运用与权利维护的层面。然而，两者都忽视了社会现实运行中技术工具论带来的挑战。这一点才是真正要面对的、深藏于思维之中的技术观念。在10多年前，笔者进行过技术工具论的反思批判，但是这些年过去了，这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所谓储户码的现象就是这种工具论的极大表现。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极致表现。极致表现体现在奇点时刻。这是一个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术语，被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元宇宙的特征描述。如今也适用于健康码：当表征关系被突破，人的存在及其行为被含有特定利益和权力表达的数据赋予规定性、被塑造之时，这才是需要警惕的极致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