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至11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古代之比较？前帝国时期的发展轨迹：从地中海到中国”在线上召开。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Michel Espagne教授和复旦大学黄洋教授致开幕辞，会议召集人林志鹏教授和Julien Zurbach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并详细阐释了本次会议所关注的话题的研究现状和会议宗旨。

复旦大学黄洋教授主持第一场讨论“公元前一千纪的农业变迁与城市化”，并由黄教授和林志鹏教授担任评论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立刚副研究员介绍了他和郑州大学田成方副教授合作完成的研究《中国东周时期（770-221BC）城市化对农业结构的影响》。东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化的第一个高峰，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催生了一批规模各异的城市。这一时期，这些城市的城市人口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层，人们的饮食需求以及不同的社会地位对粮食供应和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借助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法，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乡村以粟为主粮，小麦仅限于郑韩故城底层城市居民；贵族以粟为主粮，而殉人阶层不同程度食用小麦。周、田二位学者认为，底层食用小麦不是主动选择，新郑古城（郑韩故城）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激增和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加剧等因素迫使下层阶级的人们以小麦为主食。在传统的以小米为基础的饮食中加入小麦，对东周的农业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预示着中国北方由粟作农业向麦作农业的历史性转变。

法国雅典学院Julien Faguer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公元前一千纪爱琴海地区的城市与农业经济变迁》。在研究公元前8-6世纪的城市发展及社会对立时，应该注意到，虽然城市的发展伴随着限制财产权的政治措施，但这种经济与政治的交织不应被视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城市也是农业生产需求增加的一个要素，我们应该将城市视为经济实践转变的驱动力。近期对亚历山大港在土地所有制演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对城市及其地方行政官的控制对新型信用经济的发展有法律方面的影响，这加速了土地及其产品的市场化。

第二场“青铜时代的金属经济”由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Olivier VENTURE教授主持，并由VENTURE教授和上海大学朱继平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易德生副研究员作了题为《商王朝对青铜原料的控制与交通线（“金道锡行”）的形成》的报告。青铜器对商王朝（1600——1046 BC）至关重要，因为大量的青铜器和青铜武器是商王朝的贵族阶层和战争的必需品。而青铜器是由青铜原料（铜、锡和铅）制作而成的。铅同位素考古显示，对商王朝而言，不同时期对青铜原料的控制方式有所不同，或者是直接控制矿产资源的方式；或者利用贸易交换的方式。无论用哪种控制方式，由于原料的远距离输送和分配，形成了用于运输青铜原料的交通线——“金道锡行”。这种交通线，某种意义上也是王朝的政治、经济的生命线。在报告中，易先生对於长江中游为商代青铜原料的主要产地一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论证。

法国巴黎高师Julien Zurbach教授报告的题目为《青铜时代晚期雅典宫廷经济中的青铜》。爱琴海的青铜时代是一个具有连贯性的历史阶段，其连贯性依赖于“宫廷”。这一时期的宫廷既是建筑，也是制度，宫廷是君主及其行政机构的所在地；行政当局控制着经济、外交和社会，以确保统治精英的权力。富有多种用途的青铜（制造武器、祭祀品、生活用品等）是宫廷运作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青铜的加工必须以一种安全的方式组织起来。Zurbach教授接着介绍了铜和锡的流通以及迈锡尼王国青铜加工生产者的组织结构，指出当时形成了一种“工匠村”的经济组织，而这种专业化模式并非是由宫廷主导的，不过，宫殿也会利用已有的专业化结构以满足需求。

第三场“道路”由复旦大学欧阳晓莉教授主持，并由欧阳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王进锋教授担任评论人。

德国明斯特大学Jordan Christopher博士报告的题目为《铺设帝国之路：古罗马和早期中国道路建设传统的对比研究》。他指出，罗马和中国道路网络发展的差异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不同地理条件所造成的。有鉴于道路网络的发展、湮灭和恢复都与政治秩序的变化紧密结合，比较古罗马和早期中国道路建设的传统，也就是研究罗马和中国早期历史本身的文明进程。此外，道路基础设施连接的质量对政治解体和崩溃有反馈效应，这种关联甚至可以部分解释东周政治权力分裂的问题。Christopher博士最后指出，此次对於古罗马和中华帝国早期道路的比较研究远非详尽无遗，更深入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案例的深入探讨上。

巴黎第一大学Louise Dorso博士向与会学者作了题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阿拉伯半岛间（公元前9-6世纪）的路线、行程和关口》的报告。现存的楔形文字记录显示，公元前9世纪，存在着一条或多条路线，将生产香料（同时也可能生产黄金）的南阿拉伯帝国与汉志绿洲以及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市场联系在一起。借助三个铭文和考古资料，Dorso博士研究了美索不达米亚国家对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的道路所采取的策略问题。第一个铭文显示，公元前八世纪上半叶，来自Hijaz的Tayma和Saba王国的商人已经掌握了通往近东和亚述主要市场的路线；它们证明了乌鲁克和塔伊玛之间存在一条直达路线。在al-Haīṭ绿洲发现的两篇铭文显示，当时可能开辟或使用了一条或多条绕过Nefud沙漠，直接将巴比伦南部与汉志相连的路线；“运河石碑”显示也许在希望发展一条连接埃及和波斯的海上航线的背景下，阿契美尼德统治阿曼海岸的问题被整合起来。

第四场讨论“从区域网络到国家”由复旦大学金寿福教授主持，并由金教授和复旦大学马孟龙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海德堡大学Maxim Korolkov博士的报告《从联通到征服：公元前约10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东亚——从互动空间、领土型国家到帝国的发展轨迹》探讨了东亚从地方政权的互动空间到中央集权帝国的发展轨迹。早期国家领土和网络模式主要是在地理边界以内垄断资源开发和在联通区域中广泛寻觅资源。大约公元前500年后，东亚国家基建水平提高，得以在更广阔的的互动区域上实施领土化，并最终建成帝国网络，这些网络是资源、货物、人员、知识在次大陆上流通，并服务于国家建设目标的基础结构。在帝国的发展过程中，他强调秦国地处西部高原、中原和长江流域的交界处，这个关键的地理位置，为理解其在前4世纪中期开始的扩张模式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楚国在东周时期对长江流域的领土化进程，则成为日后秦帝国在长江流域郡县体系的基础。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Juan Carlos Moreno García博士报告的题目为《青铜时代古埃及的地区和国家建构：不安定的平衡》。他指出，使用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如“领土国家”、“边界”、“主权”、“中央集权”等分析古埃及法老统治地区会遇到一些局限，在尼罗河流域的大片领土上，君主专制下的权威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几千年来，不同的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城市和领土联盟、区域王国）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并经常导致中央政权的崩溃。因此，在法老权力同质化的外表下，有相当复杂的现实状况。君主制的实际生存取决于是否能找到一个所有参与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否则，政治分裂和区域自治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在官方记录中被忽视的力量也应获得重视。

第五场“更广阔的视角”由Julien Zurbach教授主持，并由复旦大学王忠孝博士担任评论人。

这一场由中兴大学游逸飞博士报告《西周与罗马——从殖民、分裂与郡县的发展阶段看中西历史异同》。他指出，尽管学界经常比较秦汉与罗马两大帝国，我们却不宜僵化看待中西历史各自的发展历程，以为在两者的历史阶段里，秦汉只能跟罗马比较、罗马只能跟秦汉比较。若将视野扩大，罗马与西周亦有可比较之处。比如罗马行省与城市的强烈征服性与自治性虽并非秦汉郡县制的主要特色，但若将视角转移到西周，我们便可在“周代城邦”里看到类似的征服性与自治性。受到李零先生关於西周、秦汉为早期中国两次大一统说的启发，游逸飞博士认为西周可称之为征服大一统，但此时中国内部的自治性仍强，西周的大一统最终走向东周的分裂，然后出现了秦汉中国的郡县大一统。据此反观欧洲历史进程，罗马亦可谓征服大一统，罗马之后的中古时代则是分裂阶段的开始，延续至今。他强调，将西周与罗马的征服大一统阶段当作中西历史比较的一个支点，有助于我们重新分析中西历史的异同，然而要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有待于学术界打破既定的中西比较的二元模式，将思考方式升华成多区域古代文明的多元比较模式，才能达到。

会议召集人林志鹏和Zurbach教授作总结陈辞。两位教授总结了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并再次回顾会议主题“比较”：林教授指出通过比较我们不仅能开拓历史研究的视野，同时也能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文明进程有深一层的体会；Zurbach教授最后谈到，引入比较对研究某一区域的文明是大有助益的，学界需要持续合作，推动对古代世界的比较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