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从天下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对自己的“近代”有着不堪回首的记忆，“落后”“屈辱”“挨打”等受损者心态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线。在这种弱者感受的氛围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丛林法则思想应运而生。重思我们的近代，已成为当代知识人的共同使命。

在《年代记忆：中国近代意识的形塑》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天纲以时间为线，从1817年“马礼逊在中国”到1927年“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终结”，选择了20个左右的重要年份入手，解析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以此串起一部中国近代史。作者试图打通清末民初，从“中国现代性”的全新视角讲述中国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从王朝统治史以及没落士大夫、“军绅”官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叙述视角中拯救出来，还原一部民众的历史。本期推介的正是《年代记忆》中第一章的节选，它记述了十九世纪英国建筑师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笔下的中国印象。

Thomas Allom 的中国风景风俗画

从17世纪开始，英语和法语里都出现了表示“远东”的词语，这个词常常代称中国。中国则在明末由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明“泰西”一词，指利玛窦来自的欧洲。“远东”和“泰西”的碰撞，撞出了世界文明史上最为炫目震耳的电闪雷鸣，这一场震荡历400年之久，竟然还未平息。

历来“泰西”和“远东”的人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地看待世界，把对方作为一个陌生的“他者”。从不同的立场看世界，普天之下的世界竟然会变得如此不同。文明不同，差异必然。有些不同和差异是能够相互补充和欣赏的，有些则涉及利益和信仰，坚持不下，相互间就会不断地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认为，人们已经找到了某些方法来平衡利益冲突，但却没有办法消除不同文明间的信仰差异。如果这种理论属实，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任何形态的合作，就将战乱不断。人类显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和持续。

消除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封闭的自我中心心态，积极地沟通和对话。通过对话，利益可以平衡，误解能够消除，某种人类的共性就能被发现，“大同”理想也能实现。有人说，中华民族现在是世界上最渴求对话的民族，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从这几十年的“开放”热情和近百年来的“西化”诉求来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对话”在双方地位平等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既不傲慢待人，也不自感屈辱，才能融洽。而这一点，当代中国人仍然没有做到。其中的原因，主要就是当初中国人是被动和被迫地开始与西方文明对话的。

一千多年来，西方一直在谋求与东方沟通，先是一个落后地区想从东方获得文明，后来就是想要通过东方贸易来加速自己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欧洲人最向往的国度。他们有长久的沟通愿望，17、18、19世纪，他们保持了远比中国人更高的对待域外文明的渴望态度。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落后，正是在这几个世纪里暴露出来的，也正好和双方的“开放”态度成正比。为此，我们应该看一看西方人是如何渴望了解中国的，他们为此做出了多大努力。有一部集19世纪中国风景画之大成的英国画册，正好可以看看欧洲人已是何等仔细和生动了解中国。

Thomas Allom ，1804-1872

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d

这部画册名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18、19世纪欧洲书的名字都很长。另外，封面上还都有长长的署名，并在标题中对书的内容做了简单说明。书名解释说：“由托马斯·阿罗姆先生根据原始并且可靠的素描稿重新画出，另由赖特先生从历史角度做描述性的注释”。出版单位是“彼得·杰克逊，伦敦费塞尔公司”。我们所据的上海图书馆藏本无出版年月，但是参照香港、澳门和欧美各大图书馆的藏本，这部大型画册的初次出版是在1843年，即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

原书分四小册，每册有30幅左右画作，共128幅作品。这部大型画册原想描述中国的风土人情，但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要凑集一部完整的中国风俗画，仍然不易。阿罗姆企图集中国风景画之大成，但从体系上看，画册毕竟浮光掠影，比较凌乱，难成系统。画册应该用一个新的体系加以编排。正好，乔治·赖特在每幅画作下都标明了省份或城市：如“江南行省”、“香港”、“广州”、“宁波”、“厦门”等，这样我们决定把原书重新组合，以城市划分，统为一大册，并改名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中国读者也可以借助19世纪的英国版画，窥得大清帝国的城市风貌。

把19世纪的英国版画介绍给21世纪的中国读者，在不同时空的转换过程中当然有很多意义要考虑。对现代中国读者来说，阿罗姆的这部画册有两大欣赏价值。第一，通过英国人的绘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那时，照相、电影技术还没有发明，人像、建筑、风景的存真全靠绘画。中国流行的“文人画”，用的是写意笔法，不是现实主义的风格。例如，鸦片浓烟曾弥漫全中国，但在文人画中找不到一幅《鸦片图》。民间年画里也不多，保存得好的更少，而这里就有。阿罗姆的版画给我们留下了中国文化遗产里没有的东西，可以参看。第二，通过这些绘画，我们可以看英国人乃至欧洲人是如何看中国的。这可能是更有意思的事情。外国人画中国，有他们独到的角度。正是这种外来的“偏见”，反而造成了“文化比较”的视野，让“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中国人恍然大悟。比如说，涉入“大西洋”事务之前的明中叶人，不大自夸“地大物博”，更不知自己给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这都是自16世纪起，葡萄牙人、法国人、英国人陆续到中国后，发现并告诉中国人的。赖特在此书的序言里说：

“在这个美丽的国度里，有世界的最高峰，广阔的驿道，无数的运河，许许多多的拱桥和宝塔，更不用说还有那绵延北疆的万里长城。……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人们普遍爱好古玩，不屑与外国人做文化交往。因为他们拥有举世无双、富于创造并异常出众的历史。他们的农业和工艺制造业是别的民族不可比拟的榜样。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三大发明———印刷、火药和指南针，都是由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

清末以前，中国人并不把“万里长城”“四大发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最早使用这些赞美的是欧洲人。欧洲人把中国看作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画册中，中国不但没有被“丑化”“妖魔化”，相反被描绘成其大无边的天堂帝国。在序言里，作者说中国是一个有“1000多万平方英里（约相当于2590万平方公里）、3.6亿人口的广大帝国”。3.6亿的人口数大致准确。可是说中国有25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即使考虑到后来在蒙古、西北、东北地区失掉的大片领土，中国也没有如此“广袤”。中国北部和俄罗斯的边界很晚才划定；南方福建、广东人不断向南中国海地区移民。因此，帝国的疆域都是开放的，既有的“中国”（十八行省）也没有仔细丈量，清政府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大。清朝固然“大”，但是欧洲人夸大“地大物博”的中国还有自己的原因：英国人倾向于把中国夸张成一个市场无限广阔、人口不可胜数、社会极其富裕、欧洲各弹丸小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大帝国。

19世纪前期的欧洲对中国还是具有敬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部画册里的中国，烂熟了的中国。当时，社会不安但不动乱，民生凋敝但不破败；中国南北的各个城市死气沉沉，但还井然有序，保持着最后的体面。偌大的中国依然披着康乾盛世的华衮，尽管夹里爬满了虱子，但表面却还光鲜。

唯其如此，阿罗姆的中国风景风俗画弥足珍贵。在向世界彻底暴露之前，我们很少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中国内地是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才彻底开放的。此前，很少有外国艺术家获准进入中国内地，他们难以用现代笔触勾勒铁幕之后那个酣睡的中国；甲午战败之后，辛丑再败，中国彻底垮了。清朝腐败、颟顸、无能、愚昧得一塌糊涂，随着官僚体制崩溃而来的便是中国民间社会空前规模的大混乱、大贫困。20世纪中外艺术家笔下的中国，都是《流民图》《五子登科》般的惨象怪相，阿罗姆笔下的悠闲、旷达、富裕、烦琐、神秘都成了“光荣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