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影响，增长呈现放缓的趋势，经济复苏困难超乎想象。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复苏？《宏观力》日前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做了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深度剖析，本文是摘编，有修改，以下是相关内容。

我想分享的是，假如下半年或从今往后我们将迎来一个平稳的疫情环境，由防疫政策造成的不确定性大幅度降低了，使得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上可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的恢复和稳定上面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是否应该做比较大的调整？是否应该以大规模刺激需求端为目标？包括今天我们的对话主题所谈的投资问题，是否要推出大规模的公共资本支出计划来更多拉动GDP的增长？

这个问题如果放回在20年以前，我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但是今天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是那么放心大胆地同意这样的看法了。原因是什么？

第一，从必要性来讲，今年GDP增长目标只有5%左右，只有20年前的一半。所以在这样一个增长率已经下降的前提下，再去大规模放水，再去人为拉动总需求，扩大各级政府的公共资本支出，我认为必要性不大了。

第二，从可行性来讲又怎么样呢？从我们现在的经济健康状况来看，基建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非常低，债务规模和企业的杠杆率又非常高，金融资源错配又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通过大幅度放水提升公共资本开支，对GDP的拉动非常有限不说，还会造成日后更严重的增长拖累。现在很多人说，我们要解放思想，接受MMT（现代货币论）的建议，大水漫灌并不可怕。殊不知中国其实是早已践行了MMT的思想的。但现在的经济问题不是可以靠放水就掩盖的。这些年很清楚，我们的宏观政策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坚持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基调，不搞大水漫灌的信贷规模扩张，经济下行和困难格局短期确实难以改观，但如果重蹈2009的政策，情况可能会更糟。这是个两难。所以我很理解，央行的货币政策难以有很大作为，只能以托底为目标，可操作空间极其有限。

就算没有上半年的疫情反复和上海等地的封城，我们每年的资本开支本来就大的惊人，还能增加多少？现在整个西方的经济状况不佳，滞涨风险大，货币环境将进入趋紧时代。所有这些条件的变化也都不利于、不支持我们采取放水政策。

这就引出我要分享的一个观点。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的活力和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能力还没有被很好地释放出来。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比如不当干预和政策环境预期等。

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些年一方面我们不断出台大量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以鼓励创业和就业，从就业角度来讲，这些当然非常重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些年国家对一些产业领域和资本的管控与干预有所增多。

这就回到一个更基本的市场经济在我们国家的地位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我们探索经济发展的道路，尽管曲折，最终还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共识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结构改革和建设市场经济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才有后面较长时期的稳定环境，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不可否认，我们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好政府跟市场关系的问题，甚至于有时候这种关系也会变得相对没那么稳定。政策中总还是有一些不利于经济长期向好的倾向会出现，使得市场主体开始又对经济的前景不那么乐观了。我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从中长期来讲，即便疫情平稳了，中国经济仍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韩文秀年初说我们近期要减少密集出台这类不利于市场主体恢复信心和对经济活动有限制性的政策，希望有助于恢复和稳定市场预期。这说明对这类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到的，但怎么从长期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有坚持改革的决心和思路的。

我这两年多次表达一个观点，放水不如向地方政府多下放一些权力。也就是说，眼下经济变得困难，又碰到疫情冲击，不确定性加大，地方也好，行业也好，企业也好，这时候都是在寻找出路。这种情况下，把更多的权限下放，向地方分权放权，给他们更多的应对困难的自主决策和处置权。经济上的困难多，需要更多的解决办法和选择，放权就是减少来自上级的一些干预，给下面更多的动力来寻找办法。

改革开放后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这个。放权可以激活市场经济，也有助于地方去盘活存量。我一直说，经济越困难，越是应该把更多权力留给地方寻找出路。地方的办法总会有的，动力也大得多。而且地方之间有竞争力，容易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对市场机制的更多依赖。很多看上去无解或死结的问题，放权之后说不定就迎刃而解。

从改革动力来说，下放给地方更多权力可以推进更多改革，有助于盘活存量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如果更多权力给地方，鼓励它们能在比如国有企业混改、僵尸企业处置、债务重组等方面有更大作为，经济局面就会朝一个有序的方向改善。从长远来说，这么做才有可能实现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目标，为我们下阶段的内涵式增长创造有力条件和体制环境。

其实放权就是改革。去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要更多发挥地方政府在稳定经济中的主动性，鼓励地方更大作为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而这并不难，这么多年我们在自贸试验区形成的可推广的经验就一条，就是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但这需要有更明确的放权思路和制度保障的出台。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这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一定是要能够释放市场活力才行。做不到这一点，其它的都用处不大。

张军教授，1963年生，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