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Yoyogi National Stadium, with its unique roof design, was built for the 1964 Olympics.

Photographer: Soichiro Koriyama/Bloomberg

东京政府抓住了此次机会，将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变为现代化都市。

即使今年的奥运会就近在眼前，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对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说也并非遥远的记忆。从标志性的子弹头列车到蜿蜒的首都高速公路以及广阔的代代木公园，当年的奥运遗产无处不在。

这些雄心勃勃的项目捕捉到了当时的东京精神，即为复兴城市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努力。同样地，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所做的相对温和的准备工作（尽管由于新冠疫情而需要推迟举办）也反映了东京当下的经济形势。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对于时任政府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借以实施一场快速且全面的变革，哪怕这会扰乱生活、甚至需要做出文化牺牲。游客们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座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最先进的公共交通在升级后的机场和高档的新式酒店之间呼啸而过。不仅如此，位于东京西南部的巨型军事基地的摇身一变成为了这座城市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象征着东京未来的和平与繁荣。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奥运会与战后时代（Olympics  and Postwar） 》一书的作者、东京大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教授吉见俊哉（Shunya  Yoshimi）说到。”但它也同时成为了日本政府的一个主要口号，这使得东京努力成为一个更快的城市、更高的城市和更强的城市。”

狂热的建设步伐

Clockwise  from top left: Construction workers inside the Olympic stadium in 1963;  The launch ceremony of the Tokaido bullet train line at Tokyo Station  on Oct. 1, 1964; Construction of a new Tokyo highway, in Jan. 1962; The  opening of the Metropolitan Expressway on Dec. 21, 1963.

Photographers: Pressens Bild/AFP/Getty Images, Sankei Archive/Getty Images, AP Photo

当日本在1959年赢得奥运会申办权时，该国的繁荣正刚刚开始，而东京仍困于战后的创伤与恢复。

落后的排污系统意味着污染的河流、劣质饮用水、空气质量低下，而糟糕的道路网络和不断增长的汽车数量必然意味着交通拥堵随处可见。随着人口从1945年的349万猛增到1963年的1000万，东京住房存量的增长却难以跟上。

记者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ing）于1962年作为美国大兵来到这座城市，他在自传《东京迷（Tokyo Junkie）》中写道他对东京的总体印象是 由摇摇欲坠的木制房屋组成的并不雅观的城市蔓延 和 粗糙的小棚屋。

相比于现在，当时的人们对于举办奥运会的看法缺少了几分怀疑，首先会将之视为一个发展机会。有了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本就已热火朝天的建设步伐更上一层楼。

政府加快了包括首都高速公路在内的道路建设，建成的高速公路在建筑物之间穿梭，在河流上横跨，甚至沉入地下——这是一种比购买私人土地更便宜、更快捷的建设方法，它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的供水系统并扩大了地铁的覆盖范围。

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豪华酒店（如有17层的东京新大谷酒店，作为当时日本最大的建筑）也因接待外国游客的需求而大量建造，当时并不常见的西式抽水马桶也借此机会得到了推广。

东京当时仍有好几处美军营地的驻扎地，东京奥运会恰好给了日本政府一个要求归还更多土地的机会，而当时的美国也正在为减少其在日本存在的明显证据做着准备。

日本的奥运会组织者把目标定在了宽敞的城市远郊西北部——德雷克营。而美国则提出愿意归还华盛顿高地，该营地规模较小，但位于现代日本元老—明治天皇的神社旁边的黄金位置。日本方面最初抵制了在如此昂贵的房地产上建造体育设施的想法，但后来该地区最终成为了奥运村和国家体育馆的所在地。现在著名的螺旋式悬挂屋顶的开创性设计让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e）放弃使用柱子，在俯冲的天花板下形成开阔的空间。

一桥大学社会学教授隆町村信孝（Takashi Machimura）写道：“将集中在东京西部的皇室与军事场所转化为全新的基础设施，能够推动这些地区的城市复兴，同时扩大与东部城市传统中心的差距。”

The Yoyogi National Stadium, which was still undergoing construction, next to the Athlete’s Village in July 1964.

Source: The Mainichi Newspapers/Aflo

奥运会吸引着年轻人涌向涉谷（Shibuya）、代代木（Yoyogi）和原宿（Harajuku），这一片地区至今仍是日本青年文化的中心。日本国家广播公司NHK在这附近建立了新的总部，吸引了其他网络公司、企业与商店。最终，奥运村被改造成了代代木公园，这是东京为数不多的适合慢跑和野餐等活动的大型城市公园之一，并因其靠近涩谷和原宿而广受欢迎。豪华酒店也有助于将该地区转变为休闲和商务旅行者的前往目的地。

杜塞多夫大学现代日本系的教授Christian Tagsold写道：“看着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所在场地，我们可以看到，奥运会既取代了历史，又因其与明治神宫的接近而被置于历史背景之中。”

遥不可及的目标

1964年，日本决心利用东京奥运会来证明其经济与技术实力。而对于2020东京奥运会（译者注：推迟至2021年），东京的城市规划议程在设计上远不及当时那般雄心勃勃。

面对越来越多关于奥运会成本和负面影响的批评，国际奥委会急于表明，成熟的城市可以在最小的干扰下举办赛事。东京在2013年的申办中提出要办一个“紧凑”的奥运会目标，所有的主要场馆将保持在奥运村的8公里以内。

但东京市的建设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到这些适度的目标。面临20亿美元的高价以及与周围历史悠久的明治神宫外苑区的不协调，重建已经老化的国家体育场的方案被取消。一个更适度的结构在2019年完工，但争论抑制了人们对奥运会的热情。同时，努力通过使用现有的、更加偏远的体育设施来削减臃肿的奥运会成本又会破坏使用有限地面的目标。

位于该市东南部的东京湾的开发项目也未能捕捉到民族国家精神。位于晴海、通过垃圾填埋建起的氢动力奥运村——本应作为一个住宅开发项目启动和运行—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受到耽搁。在运动员最终抵达之前，它将一直是处于“鬼城”的状态，不对公众开放。

更为积极的是，政府已经为轮椅使用者和其他城市居民改善了无障碍设施。但是，东京所做的大部分努力被视作商业房地产的机会主义，这与2012年奥运会东道主伦敦等城市的振兴努力相悖。

事实上，东京最出人意料的重建项目位于涩谷，主要是由被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优势所吸引的私营企业推动的—而这是1964年奥运会的主要遗产。

The new National Stadium, designed by Japanese architect Kengo Kuma, will host the Tokyo 2020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Photographer: Soichiro Koriyama/Bloomberg

涩谷车站周围的项目包括综合商业设施，例如涉谷之光（Shibuya  Hikarie）和涉谷Scramble  Square，这两个项目都将建起超过30层楼高的商业大厦。涩谷河也已被改道，并安装了一条人行长廊。曾经因众多流浪者聚集而闻名的宫下公园（Miyashita  Park），已成为一栋有着屋顶绿地的购物中心。

东京在1964年之前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城市改造，为首尔与北京这样的新兴城市提供了指引，两座城市分别担任了1988年和2008年的奥运会主办方，都寻求奥运会的经济效益并以此作为对世界开放的一个窗口。随着对奥运相关发展的批评不断增加—从成本到中产阶级化—奥运会的组织者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模式。而东京这次似乎错过了提供这种愿景的机会，并强化了奥运会对于成熟城市的价值质疑。

吉见俊哉说到：“我们需要改变自身对于城市的想法，从’更快、更高、更强’转变为’更愉快、更弹性、更可持续’，而奥运会对于后者来说并非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