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的讨论由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王秀林首先发言，探讨唐代爱情传奇《李娃传》的佛教溯源。她发现三藏法师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中的难陀故事与《李娃传》在题材、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高度相似，均以“士与妓女”为题材，主旨为“以淫止淫”，且情节波折、人物塑造和语言表达相近。通过考证《一枝花话》的衍变，王老师论述唐朝难陀故事“惑于女色”“音声绝妙”的广泛影响、唐代“说话”艺术的繁盛、中唐“好奇”风尚的流行以及白氏家族的佛学信仰，并得出结论：白行简的《李娃传》，可能改编自佛教律典难陀故事，而非源于《一枝花话》。

上海商学院副教授李志强论述了佛经故事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他以动物报恩和人与动物互变两类故事为典型，梳理了《搜神记》《幽冥录》等志怪小说中动物故事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过程和背后动因。李老师认为这一现象与当时本缘部佛经中动物故事的翻译和流行有密切关系。志怪小说中的动物故事，与佛经中的动物故事具有模式上的共同性，且在佛教教义表现上呈现渐进发展过程，体现了佛教社会影响和信仰的深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张煜从袁枚的佛教思想入手，重新解读《子不语》中的荒怪故事。张老师指出，袁枚作为性灵派代表，奉行享乐主义，注重感官与情感，对于佛教秉持着不佞佛，也非全盘否定的基本态度，反对放生、阴德，批评宋儒之风，坚信佛教因缘，又有近似道家的生死观……了解其独特的思想，有助于理解《子不语》中的一些故事。之后，张老师分析了书中体现袁枚对因果报应、社会黑暗、女性观念等问题的思考及其“异端”思想，并强调这些看似荒诞的故事真实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值得进一步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许外芳教授以清代广东朴学大师何若瑶的文字禅为切入点，谈论到清代广东的朴学大师具有深厚的佛教文学素养，认为清代佛教研究值得深入发掘，具有广阔前景。他举例说明，禅宗最早关于井的典故可追溯到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故事，而该故事的发生地，也就是立井地就在如今的广东华宁市。此类佛教典故在何若瑶的文字禅中都有所体现。此外，许老师发现禅宗的许多典故都是佛僧法师赴各地传法而产生流传，因此，佛教地理学也颇具研究价值。

第二组的讨论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张煜老师主持。中国美术学院的兰宇冬副教授首先发言，主要探讨了谢灵运山水诗诞生的问题。他总结魏晋南北朝存在两大思想危机——生死之虑和世界现象化危机，不仅促生人们对时间瞬间性的感知，也引发了外在世界无穷变化的观念与中国传统以“道”为核心永恒不变认知的冲突。在佛教“心物关系”的影响下，谢灵运选择以创造性诗歌来应对思想危机，进而诞生了山水诗。兰老师也对谢灵运山水诗中荒野物象的描述、对偶技法的运用以及“触惊急”等新颖的语言表达展开论述。最后，他总结谢灵运山水诗本质是以“瞬间即永恒”的艺术应对当时的思想危机，着眼于现象而非景物。

杭州师范大学刘正平教授在查询南屏诗社代表人物释明中和释篆玉的资料时，发现《国朝禅林诗品》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故对其版本与学术价值展开探讨。此书为清代嘉兴诗僧释名一所著，现存三个版本：社科院藏本、黄裳本、张廷济本。其中，黄裳本因藏印与题记价值较高，且可能与大阪书商鹿田静七的松云堂本有密切关系。刘老师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收录了清代诗僧传记资料，兼具诗话学著作与僧诗总集的特点。其编纂体例对解决当前僧诗研究中别集、传记等资料的散乱缺失有所助益。释名一也由著作为僧诗评论创制了“禅林诗话”和“禅林诗品”两种有差别的诗话学文体。

安徽大学陈道贵教授对杜甫《饮中八仙歌》“逃禅”释意之争再做探讨。在分别梳理了古今“逃入”说与“逃出”说的源流及对“禅”的解读后，他指出“逃入”说出现较早，在古时占据主流；“逃出”说出现较晚，古时持此说者相对较少，现代学者则多从此说。结合酒与禅的关系，陈老师认为“醉中往往爱逃禅”之“禅”指的是坐禅或坐禅之境。而通过对俗家信众与长斋关系的分析，他进一步揭示了“长斋”“逃禅”在时间序列上存在差异，认为“逃入”说更合逻辑，且联系诗人对其他七位饮者的态度，可推断“长斋”“逃禅”为不同时空的行为，帮助塑造苏晋既奉佛又嗜酒的形象。

复旦大学陈特副教授认为《文心雕龙》与佛教不等同于刘勰与佛教。刘勰虽有丰富的佛教知识和信仰，但《文心雕龙》中的佛教元素仅有“般若”一处。陈老师从宏观视阈出发，论述当时刘勰秉持的是圣人观念，而非佛教“以成佛作祖为中心”的基本设定，因此《文心雕龙》的基础理论体系非佛教。纵观全书，刘勰对于佛教等形而上的问题是疏离回避的，而注重理论系统的统一性。最后，陈特老师表示，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核心在“与”，有影响是一定的，但难点在于对“有”的剖析，而在“有”之外，“无”也大有可论之处。

第三组的讨论由杭州师范大学刘正平教授主持。浙江师范大学陈开勇教授第一位发言。陈老师对宽治本《悉昙字记》进行了考究。该书原本已失，仅罗振玉的复制本尚存，虽然存在很多残泐、错页的问题，但相对于其他梵文书写不正统的元清本子，只有此本才能实现语言学习和文字学习的两重功能。研究表明，《悉昙字记》所载的梵文书写最为系统，可以与八、九、十世纪的早期写本形成一个有联系的风格层次，为探索印度文字传入汉地、日本后的演变提供重要文献参考，进而延续印度文字史的研究。书中文字变化反映了观念系统的变迁，揭示了唐代流行的汉语语音学理论。

复旦大学副研究员王启元论述了嘉兴藏的相关问题，从目录、版式和牌记三方面定义了嘉兴藏。在目录层面，嘉兴藏的定义依据《经值画一》和出版目录；在版页款式上，嘉兴藏历经前五台时期、五台时期、径山时期、各地刻经、清初刻经、后期仿制六大时期，经典版式大致在五台山后逐渐定型；在牌记方面，嘉兴藏牌记之体量、连续性以及内容都前所未有，其研究价值亟待发掘。此后，王老师简要谈论了明清以来私刻藏经的明确性与流动性，以许灵虚私刻藏经为例，强调实物版本学对嘉兴藏判定的重要性，并指出晚期藏经研究应聚焦于单个群体。

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纪赟通过挖掘太虚档案，强调了档案材料对佛教研究的重要性。太虚是近代佛教的关键人物，对民国政教关系及台海两岸有深远影响。纪老师利用新加坡、台湾及国内等多地档案，填补了太虚研究的空白；分享了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和国史馆搜集的汉口与大溪档案中的新资料，揭示了太虚与政治的互动、与民国要人的私谊，以及其作为边事经营者和外交家的形象。纪老师总结指出，档案研究对佛教研究至关重要，尤其近代佛教领域；他鼓励学者不仅关注国家档案，也要重视地方档案，发掘新材料，拓展对佛教研究的认知。

复旦大学副教授李猛研究中古佛教护法文献，此类文献较少受政治避讳影响，能客观立体地记载历史，较传统文献更为真实。然而，这类文献也因鲜明的佛教立场和删改问题而存在一定缺陷。此外，李老师以诗歌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古僧人的别集与总集。对于别集，他通过个案与综合研究梳理中古僧人别集的数量、著录情况，并探讨其编纂形式与流传历程；对于总集，则重点考察版本与源流。以《弘明集》和《国清百录》为例，他通过校对不同版本的文本，还原僧诗原貌，深入讨论历代大藏经的校改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他强调，在处理佛教文献时，大藏经本是首选，但务必审慎辨识其版本与源流。

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探讨宋代佛教经藏记，指出宋代经藏制作内容分为全藏与“四大部”两种，制作方式包括印刷与抄写，藏经的庋藏有壁藏与轮藏两类。宋代佛教经藏记蕴藏多重思想张力，尤其在儒学复兴背景下，儒者在撰写经藏记时面临如何处理儒家立场与佛教说理的难题。此外，禅宗“不立文字”的观念与实际修造经藏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冲突，成为热议话题。最后，冯教授探讨了转轮藏的利与弊，虽促进了信仰的普及，但随其流行，大藏经有沦为积累功德工具的趋势，引发懒惰风气与牟利批判。

复旦大学许蔚副教授主要探讨了浙江青田地区摩尼教传统仪式及其与道教和法教的关系。首先，许老师介绍了部分青田县保存的摩尼教经卷、科仪写本、神像、印章、地方志等物质与非物质文物展现当地明教的传统与传承。接着，许老师分别从传度进职等科仪以及《缚生童科》童子法术的角度分析了青田摩尼教与道教、法教之间的深层关系。尽管在仪式法术的形式上完全道教法教化，但内容仍是明摩尼教的核心经典。华化的摩尼教并不代表失去了纯粹性，而是深度融合道教法教的法术与仪式的逻辑，与摩尼本人所倡导的融入当地思想契合。

洛阳师范学院的张君梅教授分享了自己曾经在山西上党地区调查碑刻与寺庙的田野经历，并表示山西地区教派纷呈、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近年来，张老师转向洛阳龙门石窟的研究，尝试对少有讨论的石刻碑刻进行系统整理。她认为石刻文献对佛教研究、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且蕴藏着不少文学性很高的珍贵文献，所以石刻文学研究可能也是一个值得发掘的方向。

最后，在开放讨论环节，与会的各位学者围绕陈允吉先生所开创的中文系佛教研究传统的成因、现状与未来展望，以及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佛教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探讨。现场氛围热烈非凡，再次有力地凸显了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在佛教汉学研究领域的深厚传统与卓越贡献。此次工作坊在圆满的氛围中顺利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