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8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美国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

来源：路透社

回顾1980年代，彼时布林肯在哈佛大学还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本科生和校报写手。与朋辈相比，布林肯更注重从盟友、民众视角来审视美国外交决策的利弊，也勇于批评美国的政策失误与“双重标准”。频繁撰文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他，选择将毕业论文的选题聚焦在对里根主义的批判性思考。而这篇名为《盟友间对峙：美国、欧洲和西伯利亚输油管道危机》（Ally Versus Ally: America, Europe, and the Siberian Pipeline Crisis）的长论文后来得以出版，生动地描述了1982年美国和几个欧洲盟友在支持修建通往西欧的苏联输油管道问题上发生的争执。

当时，里根政府担忧欧洲大规模购买苏联天然气会强化莫斯科的军事实力与地缘影响力，并试图通过制裁阻止欧洲企业参与管道项目。欧洲国家则基于能源需求、经济利益以及缓解失业压力的考虑坚持继续施工，并对美国的“域外制裁”强烈不满。

对此，布林肯既不赞同里根政府的强硬冷战做法，也拒绝一味退缩的孤立主义，而是倾向“有限介入”，即适度运用经贸、谈判与制度化的方式修正对手的行为。书中布林肯敏锐地注意到美国与欧洲盟国对待苏联的分歧并非仅源于意识形态，而更多地体现了对地缘利益和自身安全诉求的不同计算；这种差异若无法通过美国的灵活策略与尊重姿态来弥合，跨大西洋体系便会被内耗侵蚀。

1987年出版的《盟友间对峙》书影

来源：亚马逊

布林肯的早年研究与从政经历，为他日后“联盟先行、兼顾竞争”的外交理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始终将联盟内部的协调视为美国外交成败的关键，坚信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修复与更新“跨大西洋关系”比任何单边或强制性做法都更有效。与此同时，他也对大国竞争有着“现实主义的警觉”，认为单纯依赖“经济交往促使行为改变”的乐观预期不足以扭转对手的企图；但他并未放弃通过外交、对话与规则设定来引导对手行为，试图在围堵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点。

2019年，布林肯与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en）共同撰文批评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以及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收缩倾向，呼吁延续二战以来美国长期实践的“积极介入”模式，以维护并更新(renew)国际秩序。他进一步提出，面对所谓“威权势力抬头”与全球治理难题，美国既需强化外交和跨国合作，也要保持在创新与安全领域的竞争力；既要防止过度干预，又不能撒手不管，而应通过规制贸易、推动盟友分担责任和稳固民主价值观来抵御“回到丛林时代”的潜在风险。

2019年1月，布林肯与卡根共同撰文反对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孤立主义外交倾向

来源：《华盛顿邮报》

可以说，从他在大学时期对跨大西洋联盟裂痕和第三世界冲突的深刻关注，到当下对“不可或缺的外交”“联盟先行”以及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布林肯的理念始终在“兼顾理想与现实”的轨道上延续，并在全球局势再次出现“1930年代”的危机阴影时，主张用所谓“灵活、多边、负责任”的方式保持美国的领导与影响。

当布林肯刚刚被提名为国务卿时，《纽约时报》将其称为“全球秩序”的捍卫者，期待布林肯能率领美国外交摆脱特朗普时期“美国优先”所导致的国际孤立情形。报导认为，他的履历有助于“安抚美国外交系统及全球领导人”，因为布林肯本人对跨大西洋联盟、对多边机制的信念非常明确，能带来“美国重返全球合作”的信号。

2021年1月19日，布林肯在美国国会大厦参议院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国务卿确认听证会上发表讲话

来源：路透社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布林肯指出在“拜登-哈里斯”政府初期所继承的是一个被普遍认为“美国走向衰落、内部撕裂、与盟友关系松散”的环境。而4年之后，布林肯认为世界已进入一个“激烈竞争”的新阶段，而美国则面临来自中俄、伊朗、朝鲜等所谓“修正主义力量”的“严峻挑战”。

布林肯对刚上任时的国际环境和政策难题有着独特的认识：全球格局加速分化，新兴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影响，美国内部也在反思自身经济与社会短板；因此，“更新”（Renewal）成为主旋律：对内，必须强化制造业、科技创新和中产阶层的实力；对外，需要“竞争但负责任”、巩固并深化传统盟友关系，同时也需要在部分议题上与潜在对手保持有限合作。

归根结底，在布林肯的设想中，唯有通过这种“联合盟友、稳固国内、兼顾竞争与合作”的复合策略，美国才可能继续维持其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

2024年10月1日，布林肯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美国的更新战略》

来源：Foreign Affairs

在外交关系协会的谈话中，布林肯指出：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急需援助”，使其与朝鲜、伊朗关系进一步密切化，并且中国在俄乌冲突上的角色也“值得关注”。布林肯认为俄伊朝更像是“权宜之盟”，并非价值与理念的真正联盟，但依然对全球安全构成所谓“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布林肯认为美国要在跨大西洋与印太地区间“搭建桥梁”，让盟友与伙伴更深刻理解事态的交互性，从而在面对中俄等“挑战”时形成统一阵线。

2024年12月18日，布林肯接受《外交事务》杂志专访

来源：Foreign Affairs

布林肯认为，拜登政府过去四年在协调欧洲与印太国家对华竞争上取得显著进展。他提到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AUKUS）及美日韩、美日菲等小多边安全框架，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地区威慑力；同时，美欧对华贸易、技术限制等举措开始趋同，提升美国整体竞争力。他还尝试让台海区域内外国家介入台海局势。他宣称，台湾问题“不可被视为纯粹的中国内政”：台海生变将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造成深重打击，因而需国际社会“共同警惕。”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布林肯所谓的“内外两支柱”策略，可以视为结合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混合范式：一方面，他强调强化美国国内的经济与科技基础，确保“硬实力”与竞争力在全球化时代依然处于高位，以便在与大国博弈中拥有足够威慑与谈判筹码；这体现了新现实主义对于国家实力、军工和产业基石的看重。

同时，布林肯也看重观念、话语、规范，将其视作能够塑造现实的力量。早在2002年布林肯就撰文阐述“Winning the War of Ideas”（赢得观念之战）的重要性，认为军事或经济的胜利若不能转化为观念层面的认同，便无法巩固真正的领导地位。布林肯经常使用“世界不会自我组织”（the world does not organize itself）这类表述，暗含对国际体系无序倾向的意识，以及美国必须“领导”的主张。

2002年，布林肯在《华盛顿季刊》发文阐述“观念战争”的重要性

来源：tandfonline

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通过多边主义与联盟体系来巩固既有的国际规则架构或建立新合作机制，包括跨大西洋、印太及全球南方的多层次伙伴网络，以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供应链安全等跨国议题上形成“制度化”约束与合作框架。这则呼应了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组织、规则与伙伴协同的强调。

关于对华关系，布林肯始终将中国视作美国未来“最具分量、最具长期挑战意义的竞争对手”，而非完全是对手或敌国。他倾向在芯片、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等关键领域施行严格管制（“小院高墙”、“去风险”），阻止中国获取美国的尖端科技。但他也认为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防控毒品、核不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不希望中美两国滑入冷战式的“全面对立”。

关于俄伊朝三国，由于布林肯认为它们是“利益所迫”的权宜之盟，因而建议：一方面维持对伊核与朝核问题的外交谈判渠道，另一方面支持乌克兰抵御俄军进攻，并在外交场合敦促国际社会严防伊朗、朝鲜对俄罗斯防务体系的任何实质支援。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俄伊朝，布林肯都明确表示不寻求“政权更迭”或“全面摧毁对手”，而是在安全、技术和经济等具体领域坚持遏制、制裁与威慑并举，但同时保持对话空间。他相信“战略竞争对手”也有在某些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必须“在竞争中留存斡旋空间”，避免陷入全局性对抗。

但布林肯设计的大国竞争实践也遭到不少批评。一是在危机情况下战略执行力的不足，虽然布林肯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但美国在紧急形势下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不少共和党众议员指出美军从阿富汗撤退时的混乱，以及未能推动对伊朗、古巴等问题的有效外交进程，都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拜登政府外交系统在落实策略时稍显混乱与乏力。特朗普胜选后，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开始调查2021年美国撤军阿富汗的问题，并对布林肯展开了调查。

美军撤离阿富汗喀布尔期间，美国家庭登上美国空军飞机

来源：法新社

二是对安全和军事问题的过分激进。对于俄乌冲突，布林肯频频主张强力支援乌克兰，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篇社论批评道，布林肯外交团队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断推动更激进的军事升级，而美国国防部门反而呼吁克制，例如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坚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不会让战争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这种外交与军事角色错位，可能会导致外交工具箱趋于单一化，更依赖军事手段而非外交对话。

布林肯一直强调要打破以往“欧洲只看欧洲、印太只看印太”的思维：让跨大西洋盟友更加关切印太安全，同时也让亚洲伙伴理解俄乌冲突对全球秩序的影响。通过在北约新战略概念中纳入“中国威胁”表述，同时鼓励日韩、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在乌克兰议题上与欧洲对俄制裁同步”，他试图使东西半球盟友形成一个更大、更具韧性的同盟网络。

12月16日，美国联合多国外长发布对朝俄合作的谴责声明

来源：美国国务院

对于北约，他支持接纳芬兰、瑞典等新成员，加强东欧防御；在亚洲，则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深化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并通过美英澳（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新机制来提升军工技术协同和战略威慑力。布林肯认为，唯有在军事、经济乃至技术标准上均保持优势，才能在大国竞争中有效抗衡对手。

除了“民主盟国”之间的稳固合作，布林肯也并不排斥与价值观相异的国家在某些具体议题上开展合作。例如，中东多国在对俄制裁或能源议题上立场不同，美国仍会视情况联合其力量以封堵俄伊朝在局部地区的行动。这样既能施压对手，也保有对“中间国家”的吸引力与灵活度。

但布林肯所设想的联盟策略也面临以下挑战。美国主导的联盟内部分歧显著，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篇社论指出，欧洲盟友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接受程度有限（例如法国对AUKUS的反应），美欧在印太问题上步调并不完全统一。此外，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上的支持力度虽较强，但在经济制裁和军事援助上仍存在差异。

布林肯的外交战略设计强调通过强化联盟来施压竞争对手施压，但这也可能激化大国对抗，忽视对非盟友国家的影响力拓展。美国的“联盟主导”策略未能完全赢得“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支持，一些美国共和党鹰派人士批评布林肯的联盟战略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扩张”影响力。

为了美国维持可持续性的大国竞争战略，布林肯并不主张对华“完全脱钩”（decoupling），而是保留共赢空间，支持由冯德莱恩首倡的“去风险”。布林肯主张在关键领域（高端芯片、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要建立牢固而安全的供应链，保护美国及盟友国家不会受制于中国。但这并非是将中国完全驱逐出全球经济体系，而是通过严控技术出口、加强投资审查、对不公平贸易“精准打击”等方式，迫使其更“守规矩”。

在布林肯看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性”会更多体现在“谁能引领世界对新技术和新规则的制定”。因此，他将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及对非洲、中南美等地的基建投资（如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计划）视为关键抓手——通过提出更具透明度与可持续性的方案，引导“中间地带” “全球南方”国家倾向美国模式，弱化对中俄的依赖。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旨在形成一个既严防竞争对手肆意扩张，又不至于陷入全球割裂的竞争秩序。

2024年4月，布林肯在第六届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来源：美国国务院

在多极化时代下，布林肯的“竞合思维”是服务于可持续战略竞争的重要体现。布林肯坦言，当下国际社会面对的诸多挑战（如气候变化、疫情、防扩散等）需要包括对手在内的广泛合作，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对。因此，他尽管对中俄伊朝等“修正主义国家”在安全与经济层面采行遏制策略，但在全球性议题上依然主张“维持沟通渠道”，避免全面封锁，力求在大国竞争外仍保有些许多边合作空间。

布林肯支持美国推动改革国际法和多边机构，但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不断增加。例如，美国自身也因阿富汗战争撤军中的行为遭遇国际批评，而对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的立场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其倡导的“规则秩序”的说服力。哈德逊研究所的迈克·沃森（Mike Watson）批评布林肯弱化了国际法的“道德领导力”和影响力，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对国际法采取了双重标准等等。

此外，布林肯强调通过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的多层次竞争构建长期优势，但这一逻辑在实施中存在结构性问题。聚焦可持续性与长期优势的努力可能会导致短期外交成果的有限性，布林肯任内对伊朗核协议、朝鲜半岛、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外交问题上被批评为“缺乏突破性进展”，这暴露出依赖制裁和强制性手段的局限性。

面对民主党在选战中的失败，一些民主党人士对布林肯任职期间的外交政策展开反思。奥巴马政府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选后在《外交事务》上撰写长文，批评民主党现行外交政策。他认为，拜登政府及布林肯所主导的外交政策一方面试图以传统秩序的捍卫者自居，另一方面却在实际操作中展现出诸多矛盾和虚伪。布林肯的政策在“民主对抗威权”的旗帜下，却对沙特和印度等国家网开一面，展现了双重标准。与此同时，他以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为口号，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强化经济民族主义，与其全球责任主张自相矛盾。此外，布林肯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制裁政策，反而促使这些国家建立更紧密的替代联盟，如金砖国家。

在具体外交案例中，布林肯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是罗兹批评的重点。尤其是在2024年加沙冲突中，布林肯未能施加任何实质性压力以限制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军事行动。这种“拥抱内塔尼亚胡”的策略，不仅未能影响以色列的决策，还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誉。罗兹还指出，布林肯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被包装为“民主团结”，实际上更多是对俄罗斯威胁的现实主义反应，而非对自由秩序的真正捍卫。

罗兹认为，布林肯外交的核心问题在于过度依赖军事援助和经济制裁工具，而非寻求可持续的外交解决方案。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巨额军事支持被公众视为服务于精英利益，而非普通选民的需求，这加剧了民主党与选民之间的疏离感。同时，布林肯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名推动的外交政策，语言晦涩，缺乏与选民的实际连接，反而让普通公众对这种外交理念愈发不信任。

罗兹建议，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需要彻底转型，放弃试图恢复旧秩序的执念，而是着眼于当前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下的新现实。他认为，布林肯及其团队应该结合国内和外交政策，回应选民的实际关切，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技术监管和全球治理等关键议题上提出新的国际合作框架。同时，外交语言需要更加直白和透明，以争取公众的支持。罗兹强调，民主党只有抛弃旧权力结构的包袱，构建新秩序的基础，才能在国内外重建信任与影响力。

布林肯的外交实践无疑为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塑造留下了深远的印记。他试图在全球格局巨变的背景下，通过“内外双支柱”的战略将美国重新定位为世界领导者。然而，这四年中所体现出的成就与矛盾、不足与挑战，也暴露了现行政策框架中的固有局限性。布林肯的理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但频繁出现的政策偏差和策略失误却也使这一平衡屡屡受挫。

在多极化竞争加剧的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的不仅是对旧秩序的怀旧，也需要对新秩序的建设性构想。布林肯任内的经验显示，单纯依赖“更新战略”无法弥补制度性赤字，真正的全球领导力需要在国际合作和国内重塑之间找到更有力的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