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和愈演愈烈的大国贸易纷争塑造新的地缘政治，影响着世界，也影响着城市。翻出The Guardian一篇旧文，并请默柔同学做了翻译。文章详尽描述了四千年来城市与世界发展的生死与共，也道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正解：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城市发展不能置身全球贸易之外。
来源：Science Museum Group. “Fleet Street and Ludgate Hill, London.” George Washington Wilson. 1996-5020/3Science Museum Group Collection Online, c. 1890, collection.sciencemuseumgroup.org.uk/objects/co8228801/fleet-street-and-ludgate-hill-london-photograph.
历史表明，城市倾向在一轮轮浪潮之中、在周期之间拥抱国际机会。城市很少自己出现全球性的事件。更多时候，城市会加入集体运动或网络中，从而充分利用新条件。形势的变化会同时影响许多城市，城市往往生死与共。四千多年前的青铜时代早期，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批由市场驱动的大城市。直到最近，人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其丰富的历史。彼时，城市革命正悄然发生。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在当时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贸易规模达到了新的规模。在更远的东边，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译者注：Mohenjo-daro and Harappa，是印度河流域上古文明的重要城市遗址，分别在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境内）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一带，是第一批带有多元的经济与社会组成的城市。当时，这两座城市处在一条专营宝石的贸易路线上，而这条线路横跨了整个中亚地区。这些城市以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社区为基础，成为了庞大贸易网络的中心，同时也打造了基础设施，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它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也呈现向外开放的态势，展现出了许多现在被认为是全球城市的标志（译者注：全球城市指在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物的城市，由荷裔美籍学者萨斯基亚·萨森提出）。纵观早期的城市化浪潮和城市的长途活动，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珍贵的资产和奢侈品往往是城市互联与协作的驱动力。随着中国开始开疆拓土，马匹、丝绸、竹子、大米和酒的贸易相当活跃，而且常常为外交所用，以维系帝国间与城市间的和平。丝绸甚至成为了国际货币。
来源：“Map of the Silk Road and Indian Ocean Trade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e, oi.uchicago.edu/museum-exhibits/special-exhibits/silk-road-and-indian-ocean-traders-connecting-china-and-middle-east
几百年间，贸易网络日益复杂，世界实际上已经缩小了。正如《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以为全球化是现代才有的现象。但在两千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既存事实：它提供了机会，制造了问题，也推动了技术进步。”罗马是欧洲第一个发展出近似于现代全球城市网络的城市。罗马帝国西抵西班牙和苏格兰，东达幼发拉底河，但就是一个由城市组成的联邦。联邦中每个城市又都有自己的领土。而罗马为各城市提供了管理、稳定、货币制度和税收结构，城市因此繁荣发展，人口流动和商业活动都出现激增。
罗马帝国版图
来源：“Roman Empire map over time growth year by year.” Istanbul Clues, October 2016, www.istanbulclues.com/wp-content/uploads/2016/10/Roman-Empire-Map-117-AD.jpg.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中叶，大多数同时期的历史学家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历史》一书中写道：“从此刻起，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与非洲的事务与亚洲和希腊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事件都有同一种关系，都指向同一种结局。”在这一波贸易城市的全球化浪潮中，最持久的特征之一，是跨洲贸易中商品的规模更大、种类更多。这种贸易催生了印度洋上一个新的商业区，也促进了与印度的直接贸易。罗马的城市网络促进了宗教传播。罗马体系中的城市后来成为了基督教权威的中心。这个时代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某个城市的力量和影响力能够成为洲际贸易的根本驱动力。尽管罗马作为一个全球城市的兴衰有大量史料可查，但每当地缘政治机会出现时，其他城市就会夺回全球角色。例如，伊斯坦布尔作为欧亚之间桥梁，得益于这般独特的战略位置，在过去两千年中经历了多轮全球交流的周期。这座从前叫作“拜占庭”（Byzantium）的城市，在公元4世纪由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改造，并因为其与罗马在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关系密切，而更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罗马帝国贸易路线
来源：“Roman trade routes and principal products in each region.” Vivd
罗马的领导人需要这样一座开放的城市：要靠近罗马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黑海对岸、富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Anatolia）全境、尼罗河的小麦产区深处的供应市场。因此，君士坦丁堡承担了指挥和控制的职能，并吸引了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罗马公民和商人。作为一个文化大熔炉，君士坦丁堡促进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在8世纪和9世纪，君士坦丁堡重新成为活跃的贸易中心。在国家对工厂、作坊、工资和关税的严格控制下，这座城市处理着来自俄罗斯、印度、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商人们被这里的黄金和丝绸商品所吸引。君士坦丁堡曾在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和整个欧洲之间运输货物，据说一度有6万意大利人居住于此。很久以后，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城市领导人抓住了欧洲贸易的新机遇，并积极邀请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虽然伊斯坦布尔的影响力时断时续，但历史不断证明，其战略地位被热衷于开放的城市领袖视为财富，并对移民企业家和创新者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
11世纪和12世纪，城市发挥国际角色的浪潮再起。这种浪潮是有时被称为“商业革命”的一部分。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种双管齐下的城市体系出现了：波罗的海和欧洲北海利润丰厚的贸易在一些城市加速发展，而许多意大利城邦则通过航运、商业和银行业繁荣起来。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统治与治理体系并存。随着城市的发展，它们成为独立或半自治的实体，拥有了自己的军事能力。这波全球化浪潮的另一个特征，是强大的商人阶层主宰了市场经济，并在城市领导中发挥积极作用。
意大利妇女靠近火源纺丝并加热桑蚕
来源：Vermis sericus, women spinning silk and heating silkworms on the fire, engraving by Stradanus (1523-1605). c.1600s. 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Getty Images, www.gettyimages.com/detail/news-photo/vermis-sericus-women-spinning-silk-and-heating-silkworms-on-news-photo/466303253.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意大利城市充分利用地缘政治的机会，为军事活动扩大贸易和银行服务。特别是威尼斯。它在拜占庭帝国获得了特权，并扩展了与教皇的关系。意大利的成功带来了影响力。到了12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开始铸造金币，佛罗伦萨自己的货币在欧洲商业和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轮浪潮标志着首次有这么多地区和宗教持续交流。社会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在《欧洲霸权之前》（Before European Hegemony）一书中指出了八个区域环，覆盖了从欧洲西北部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整个区域。
来源：Abu-Lughod, Janet. “The eight circuit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orld system.” Wordpress.com, lxsmuchxs.files.wordpress.com/2012/02/il1.gif.
这也是城市在文化、艺术和智力方面突飞猛进的时代，贸易和知识交流都很频繁。通过西部的威尼斯和东部的马六甲等文化门户城市，阿布-卢格霍德描述的区域环促进了区域间的联系。在东部和西部之间，13世纪蒙古人入侵后，地缘政治带来的和平机遇也促进了中东港口城市和商队城市的发展和全球化。位于今日伊朗的大不里士 (Tabriz)就是一个例子。这座城市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商人，被称为13世纪世界上最都市化的城市。大不里士特产黄金和丝绸制衣，专营宝石贸易。五百年后，这座城市仍然因其独立的商人阶层而闻名。14世纪的黑死病摧毁了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的许多大城市，但在人们希望进行自由贸易的愿景下，汉萨同盟（译者注：Hanseatic League，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鼎盛）的先进网络和南欧的全球城市存续到了15世纪。因此，这一浪潮往往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后来得以传播和成功的关键。
从1500年左右起，在前一波浪潮中已经全球化的城市多次、持续受挫。农业收入减少，宗教战争的阴霾笼罩着许多城市。意大利和伊比利亚的城市开始经历去工业化，工资愈发没有吸引力，市场份额也都被东部城市抢走。北欧城市在这波浪潮中逐渐成为新的宠儿。全球化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在主权国家都在强调其权威的体系中，城市扮演着新的角色。地图绘制技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帮助改善了城市之间的交流，降低了交易成本。消费的本质也有所变化：一个新的消费阶层出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彰显身份和地位。这群人成为了生产和零售部门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渐渐地出现了一种更好的连接方式：全球市场扩大并成为一体，人们意识到同属一个世界，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也逐渐建立起来。北欧城市从这一波全球化中获益最多。这一阶段，欧亚之间出现了所谓“大分流”（译者注：Great Divergence，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提出的一个历史学名词，指西方在19世纪克服了增长限制，超越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一段历史）的苗头。学者提出了许多论据来解释“大分流”成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北欧城市的商人和银行家能够通过法律保护他们的投资，并将他们的资本与人身风险分离，而这在亚洲城市是不可能的。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城市自治程度更高、城市公共政策中对贸易高度关注，这些也被认为是造成“大分流”的关键因素。
1300年至2000年间东西方国家人均GDP
来源：“What was the Great Divergence?” The Economist, 2 September 2013, economist.com/free-exchange/2013/09/02/what-was-the-great-divergence.
欧洲城市经常被称为这个时代的全球化城市，但伊斯兰文明的征服也使一批新城市走向全球舞台。特别是，从16世纪早期起，印度北部城市被纳入莫卧儿帝国庞大的穆斯林势力范围中。商业惯例、习俗和信仰的统一使德里等城市能够紧密地融入欧亚贸易路线，特别是纺织品的出口路线。在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工厂的投资下，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和阿格拉（Agra）也蓬勃发展，与德里一起达到了40万的人口峰值。与此同时，孟买以北近两百英里的苏拉特（Surat）成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人口达15万，一度成为印度最富裕的城市。许多研究认为，这些印度城市的产出至少与同时代欧洲主要中心城市不相上下。在这些欧洲主要中心中，又属安特卫普（译者注：Antwerp，比利时最大港口和重要工业城市）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在这波全球化浪潮中最为突出，是为欧洲大陆两个最重要的全球城市。安特卫普之所以声名鹊起，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快速扩张，而安特卫普又巧妙利用了位于该帝国中心的门户位置。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威尼斯（Venice）和热那亚（译者注：Genoa，意大利最大商港和重要工业中心）的实力也因此衰落。而斯海尔德河使安特卫普成为内陆航道的门户，这些航道又深入西欧腹地。当附近布鲁日（译者注：Bruges，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省会，14世纪曾是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的港口淤塞时，安特卫普的商人们在羊毛和织物贸易中的收益水涨船高，葡萄牙也开始通过这个港口运输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到15世纪中叶，安特卫普已成为波罗的海、北海、意大利北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首选的贸易中心。几十年后，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部门的规模已经称霸欧洲。在被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吞并时，安特卫普曾从地缘政治优势获益。这座城市因此有特权加入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成为了西班牙从其在美洲的领地运输白银等贵重商品的入口。在安特卫普的鼎盛时期，40%的世界贸易都要经过这里。安特卫普才是欧洲真正的全球城市，云集了雄心勃勃又开明的商人阶层。这些惊人的财富将该地区的城市化率提高到30%。到16世纪60年代，安特卫普达到了10万的人口峰值。但随后，西班牙坚持要求大西洋贸易经过塞维利亚，以便将财富转移到西班牙，安特卫普备受其苦。在荷兰起义和宗教冲突的纠缠中，这座城市被洗劫一空，又多次遭到围困。虽然安特卫普保留了商业精神，但再无法重新肩负全球城市的重担，即便其港口现今已在复兴。17世纪，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安特卫普和热那亚，成为欧洲主要的商业城市，发展出许多支撑当今全球城市的技术。西班牙精英阶层的倒台阻碍了强大的当地商人攫取利益，却赋予了荷兰商人更多自由。不久之后，安特卫普被封锁，促使资本和有才干的企业家逃往阿姆斯特丹。
试图突·破·封·锁的荷兰船只Fin de la Guerre（意味“战争的落幕”）
来源：Hogenberg, Frans. The Dutch ship Fin de la Guerre (“End of War”) during the Siege of Antwerp in 1585. c.1568. Rijksmuseum, www.rijksmuseum.nl/nl/collectie/RP-P-OB-78.775.
信奉新教的阿姆斯特丹因港口安全、政治稳定和能够通往内陆水道而备受青睐。这座城市保证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提供平等的保护，还发展出标准化的制度规范，最大化城市的吸引力。阿姆斯特丹对附息贷款态度宽松，刺激了该市海上保险等现代金融的发展。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欧洲的物流中心和贸易资方。得益于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和一支强大的海军，阿姆斯特丹控制了远至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美洲的贸易路线和前哨。这座城市的造船商开创了使用新材料的先河，造出了廉价货船，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阿姆斯特丹对供应链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发动价格战，将产量置于利润率之上，以消除弱小的竞争对手，确保对进口胡椒、茶叶和糖的垄断。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胡格利的贸易点
来源：Schuylenburgh, Hendrik van. The Trading Post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Hooghly, Bengal. 1665. History Archive. Shutterstock, www.shutterstock.com/image-illustration/trading-post-dutch-east-india-company-452827138.
在欧洲战争的影响下，又伴随着18世纪英国海军霸权的崛起，伦敦继承了阿姆斯特丹的衣钵。然而，许多在阿姆斯特丹兴盛时期获取的技能和资产在今天仍然适用。
对于许多城市历史观察家来说，现代的全球化始于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尽管贸易商品的全球化早在工业时代之前已经了，但工业化的确重塑了整个社会，而不只是重塑高收入阶层的品味。此时，各国政府已经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全球贸易并减少贸易风险，外贸运输也更加可靠。这些都是一波又一波城市的专业化贸易更加全球化、人口多样化，商业创新能力提高的先决条件。由于地缘政治和技术创新融合，全球化在18世纪晚期出现转折。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增强了其在印度的势力，英国也建立了更全面的殖民政府体系。这有利于英国工业的发展。1771年，英国人建立了首个水力纺纱厂。与此同时，北美和中美洲的殖民争端加剧。因此，大英帝国出现了一波新的全球化城市。由伦敦管理的奴隶贸易，无疑是英帝国主义和工业化资金的关键来源。巴巴多斯（译者注：Barbados，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最东端）的首都布里奇顿（译者注：Bridgetown，1628年由英国人建城）和牙买加（译者注：Jamaica，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的首都金斯顿（译者注：Kingston，位于牙买加岛东南岸海湾内）等城市服务着帝国的需要。随着帝国向东扩张，开普敦（Cape Town）、加尔各答（译者注：Calcutta，现称为Kolkata，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和香港（Hong Kong）都成为了与全球接轨的城市，其中加尔各答受制于重商主义体系，香港则成为促进自由贸易的工具。在东非，蒙巴萨（译者注：Mombasa，肯尼亚第二大城市）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转口港，与印度、阿拉伯半岛及整个东非的长途商队贸易建立了紧密的海上商业联系。另一个向全球流动开放的城市是广州。
英国贵族在印度的游行队伍中骑马
来源：English grandee rides in an Indian procession. ‘Company Style’ (East India Company). c.1754. 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 Getty Images, www.gettyimages.com/detail/news-photo/english-grandee-rides-in-an-indian-procession-company-style-news-photo/113637262
大英帝国给全球城市带来的影响可能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大，许多卷入帝国扩张计划的城市至今仍在全球舞台上极具影响力。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悉尼、孟买、上海、多伦多、开普敦和波士顿都在大英帝国时期发展了自己的全球角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往往是催化剂。纽约就有最显而易见的例子。1825年，纽约市领导人和企业之间的增长联盟开始建设伊利运河（the Erie Canal），将纽约市与五大湖和美国中西部连接起来。这条水路的开通促进当地制造业与贸易、新金融和保险业显著增长，为早期美国的发展提供动力。由于加强了互联互通，纽约在金融实力方面超过了费城。
伊利运河
来源：Garmon, Frank, Jr. “The Building of the Erie Canal.” Bill of Rights Institute, billofrightsinstitute.org/essays/the-building-of-the-erie-canal.
就英国本身而言，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伯明翰等城市能够繁荣，是因为他们能够参与帝国市场，而且提供了深厚的全球影响力。曼彻斯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工业城市，而英国绝对的中心城市伦敦，人口在1840年达到了200万，超过了北京一直以来的人口数量。在整个欧洲，一波波城市受益于前所未有的城市增长和工业扩张。在这波浪潮中全球化的欧洲城市都享有一套特殊的资产：掌握历史贸易知识，坐落于主要河畔或海洋沿岸，坐拥煤、铁、水等现成的自然资源。凭借这一资产基础，毕尔巴鄂（Bilbao）、不来梅（Bremen）、莱比锡（Leipzig）、谢菲尔德（Sheffield）和都灵（Turin）等地得以打造出卓越的制造业经济，专攻工程、机床、船舶等工业领域。这些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制造业劳动力，在公共服务、教育和公民机构方面成为先锋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经济全球化大规模扩张。在这一浪潮中，全球化的主要城市群之一在美国。在这个时期，美国城市高度分化和专业化，本土工业企业组合和“第二次移民浪潮”赋予了美国城市不同寻常的社会和文化特征。
1877年，两名工作者测量纽约市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
来源：“Two men standing on a high catwalk, surve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ooklyn Bridge, with Manhattan in the background, New York City, 1877.”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 January 1877, New York. Getty Images, www.gettyimages.com/detail/109759273.
纽约专攻先进服务和消费品，芝加哥成为重工业工厂的中心，而洛杉矶则走向石油和创意产业。具备创业精神、多样的群体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纽约是移民劳工进入美国的主要门户。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主要是欧洲人）来到纽约。许多人定居于此，追求更好的生活。纽约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大都市。基础设施是美国城市全球化浪潮的关键驱动力。运河、铁路、公路、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的建造为半个世纪的惊人增长提供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城市开始扮演全球角色。得益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和美国的投资支持，许多对商业敏感的城市找到机会变得高度专业化。在这波全球化浪潮中，通常因为健全的领导力，这波全球化浪潮中的城市成功重生，并提前规划，避免出现严重的拥挤。慕尼黑、多伦多和东京都是这一轮的典型例子。在高层政府支持的政治环境中，这些城市得以实现密集的集聚和组织上的现代化。在这一波浪潮中，企业能力的关键，在于与强大的知识平台合作，开发出成功的出口产品。在这波全球化浪潮中，城市的显赫地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它们已经收购了许多核心资产，使它们在今天仍具有竞争力。尽管这些城市在过去的25年中经历了发展减速和挫折，但它们成功地保留了一种鼓励知识和创新的文化，支撑它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细分领域。或许，在这波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这是唯一一个既是全球都市、也是完全自治城邦的地方。在1965年独立之前，新加坡的经济前景并不明朗。其传统的转口贸易业已经衰落，制造业停滞不前，住房和道路亟需现代化。但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没有被地域限制吓住，而是立即推行了向海外资本开放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政策。李光耀将新加坡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对工业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和完善劳动法、技术教育和国外技术上，以便专攻工业技术。新加坡立即试图利用多语言城市的地位、与东西方的联系、强大的西方法律模式，承担起在贸易和互联互通中的角色。
新加坡的移民工作者
来源：Chong, Tim.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on their day off sit on an outdoor viewing platform at Marina Bay Sands integrated resorts in Singapore August 7, 2010.” Reuters, www.reuters.com/article/uk-singapore-labour-idUSLNE77F03S20110816.
自在全球舞台取得地位以来，新加坡通过政府主导的政策和计划，鼓励轻制造和高科技研究投资，继续适应全球市场。特别是其经济发展委员会和住房发展委员会，已经能够利用大型公共机构的规模，在全市范围内创建有效的系统。战后的全球化浪潮中，去殖民化进程也同样备受瞩目。过程中，许多城市失去了帝国角色。在过去，许多全球城市与孕育它们的帝国一起衰落。对伦敦而言，此时适逢战后的艰难过程，面临去工业化、港口衰落以及证券交易所、银行和保险行业监管过时等问题，险象环生。尽管伦敦吸引了英联邦大移居的移民，但这座城市的人口持续减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才重回典型全球城市的地位。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紧接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这之后的十年间，全球经济剧烈波动。旧模式愈发不可靠，新想法、新方案登上历史舞台。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股新的全球化浪潮开始。这波浪潮最初由一小部分城市主导，但越来越多的小城市也首次登上全球舞台，面向全球。
对于一小部分精英的金融中心来说，1980年代中期，这些城市开始重新吸引人、商业和资本，掀起了一波复苏的浪潮。伦敦和纽约开始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1986年，伦敦金融服务业的“大爆炸”（译者注：指撒切尔于1986年10月27日发动的金融改革，旨在大幅度减少监管，使金融服务业自由化），标志着新一代国际银行和周边商业服务公司的开始。
1975年至1994年间英国股票交易总额
来源：Schenk, Catherine R. “Regulatory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isation: May Day, Big Bang and International Banking, 1975–1990.”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vol. 27, no. 3, 2020, pp. 397–417., doi:10.1017/S0968565020000189.
对于东京和新加坡等亚洲城市来说，这一波浪潮的特点是全球化进程更具选择性和战术性。它通过自由化改革促进了金融和商业部门的国际化，同时也避免了过度暴露于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在这波全球化浪潮中，城市也在各自的区域重新确立了信息和媒体之都的地位。这一时期，一些城市的治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伦敦的大都市管理体系遭废除后又重新确立；美国联邦政府日益退出其在纽约市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一批此前尚未面向全球的城市在这波浪潮中登场。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垮台，德国的统一、1980年中国开始对外开放、1993年达成的作为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进程一部分的奥斯陆和平协议，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贸易协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北美自由贸易协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以及1995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主义时代拉开序幕，许多国家和城市因此得以全球化。这些因素为金砖五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薄荷四国”（Mints，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小型经济体的主要城市，以及东欧、中东和大洋洲的增长创造了机会。在这一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包括班加罗尔（译者注：Bangalore，印度南部城市）、巴塞罗那（Barcelona）、开普敦（Cape Town）、悉尼（Sydney）和特拉维夫（译者注：Tel Aviv，以色列港口市）。
区域贸易协议的变化
来源：Smillie, Dan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orld Bank Group, 5 April 2018, 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brief/regional-trade-agreements.
有些新的可交易专业领域与信息和通信技术，促成了许多城市意想不到的全球化进程。班加罗尔最知名的例子之一：1985年，得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进驻后，班加罗尔的电子专业化开始腾飞。这促使其他跨国公司搬迁，并促进了当地软件设计环境的发展，班加罗尔也因此得以在价值链上持续攀升。在这波浪潮中，特拉维夫就是创新推动城市全球化的另一个知名例子。这座年轻城市的商业精神和创业资本主义转化为向金融、光学、通信、信息系统、医学和软件等领域技能开放和横向的集中。国防工业经常造成高技能人才定期流动，而特拉维夫的国防工业先进，以色列对该市国防工业的投资，壮大了这一强大的技术基地。特拉维夫的科技集群受益于早期支持的投资者和对风险的积极态度，该市也以其众多的科技发明而闻名。从此，特拉维夫领导层一直试图通过强调该市的多元化、包容性和投资意愿，来增强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力。这一波全球化浪潮的独特之处，在于城市政府的做法更具目的性，以及兴起了一阵全球化城市的战略规划风。对于巴塞罗那和特拉维夫这样的城市，市政府在基础设施、生活质量和建筑方面设计了战略路径，从而建立一个能够吸引全球人才的形象。许多城市还将商业用地提供给更多的创新活动使用。在几乎所有例子中，这些城市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多元化浪潮。这波浪潮是由移民和流动人才推动的。2007年至2008年左右，这波浪潮达到高潮，这些城市拥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全球定位，同时增长也滋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在最近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专业化、具有全球抱负的新城市。其中许多在各自地区内都是高收入城市，与特大城市（译者注：megacity，指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相比，它们希冀利用高效的基础设施、更好的生活质量、更优秀的治安和环境来出彩。在这一波浪潮中兴起的城市不太可能具有重要的政治或制度职能。它们是在更具活力且发展快速的全球产业中竞争。在这些产业中蕴含着机会，可以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些城市包括布里斯班（译者注：Brisbane，澳大利亚东部城市）、圣迭戈（San Diego）、深圳、智利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hile）和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全球金融危机对政府部门的财政产生了一定影响。2008年以来，城市寻找新的投资来源和工具的能力就成为了推动城市全球化的关键因素。布里斯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财政精明的大型城市，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全球化。布里斯班市政府利用最近商品繁荣带来的盈余，建立了一个更加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布里斯班市议会一直在寻求各种合资企业、赞助商业会议以及体育赛事，并说服州政府优先资助布里斯班的公路和铁路建设。市议会还尝试了公私合伙、建造收费公路，取得了一些成功。布里斯班对投资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在亚洲的声誉。在亚洲，布里斯班的大使项目促进了海外投资关系，并更成功地接触到了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商品公司。吸引新一代移民和企业家的能力，是许多城市在这波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向世界传达机会和吸引力的能力也相当重要，无论是针对人才、投资者还是游客。2008年以来，伦敦就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通过伦敦合作伙伴组织（London & Partners）这样一个统一的组织，伦敦向世界传递了一致的信息：伦敦欢迎商业和投资，而且在欢迎新技术、新的科学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医疗、媒体和数字行业，领先的行业创新，加之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成熟和国际化宜居性，就是制胜之道。城市的宣传组织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商业和税收环境游说，大获成功，帮助维持了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对比过去两个世纪与更早之前的全球化浪潮，可以清楚地发现，每一波浪潮的持续时间都在缩短。曾持续过一个世纪或更久的地方，现在似乎只有15到20年。未来这个时间可能会更短。随着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城市全球化的浪潮将与全球经济周期趋同，城市参与的机会窗口很快就会关闭。
五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来源：Ortiz-Ospina, Esteban., and Beltekian, Diana.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Our World in Data, 2014, ourworldindata.org/trade-and-globalization.
尽管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网络与21世纪的全球价值链和竞争优势体系差异巨大，但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关于如何建立并保持竞争特点、如何避免陷入不可持续或低效的发展周期，今天的城市能从之前的浪潮中学到许多经验。
并非所有现今的主要城市都注定要在全球经济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内外部的弱势，许多城市白手起家，起步时前景并不光明，竞争力也不强。有时，城市会长期脱离全球舞台，只有在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外国投资涌入时才开始国际化。在20世纪，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到了21世纪，这种情况多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城市。
同样，城市财富的起起落落意味着，一些全球城市虽然现在看上去当之无愧，但其未来的全球导向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历史表明，以下表现对城市来说是一种风险：城市在贸易方面失去竞争力、未能拥抱创新或确立影响力、不再向移民和创业开放、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重心。
当今最成功城市的要素有时很难被其他城市直接模仿，因此参与全球事务的其他策略和途径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路径将造就非常不同的全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