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构建准确认识理解中美关系当下变化的认知架构

作者:沈逸 发布时间:2021-06-08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收藏本文


2021年4月24-25日,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疫情下的美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精彩发言。本期刊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导沈逸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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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导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前辈,同事,很荣幸在这里有机会就中美关系谈下自己的看法。我发言的主题是,从认知矫正的框架出发,构建准确认识理解中美关系当下变化的认知架构。核心的假设是,认识和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对认知进行有效的矫正,克服对美国,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


第一,总体看,对华战略认知失调,是导致当前美国战略决策以及行动出现变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包括拜登当选总统之后,“回归冷战”是美国对华战略中一个能够被观察到的比较显著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看作是美国认知失调的具体表现: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认知框架,进行简单修改后,套用于中国。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多战略决策以及行动,具有“仪式化”特征。在网上,中国网民对此有一个比喻,即所谓的机械神教派,这是欧美游戏当中的一种设定,设定在未来时间,人类的文明发生了断档,发生断档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有关于高科技设备的底层运行原理以及知识体系中断了,但它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手册传递了下去,于是后人在面对这些高科技设备的时候把使用手册变化了一种神圣化的程序乃至是仪式,遇到问题但不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只是机械的重复一套仪式化的程序,希望程序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这种仪式化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过程中,就是出现了非常典型的“复刻战略”的现象,即美国系统性的复刻对苏联的战略,将其用于对待当下的中国,然后将希望寄托在发生对当年苏联一样的效果。因为他知道他做完这套事情之后苏联解体了,“美国赢得了冷战”;建立在这种认知框架基础上,美国坚定地相信,如果他对中国复刻这套动作之后,也能够让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希望中美关系发生良性的变化,如何推动美国克服这种认知失调,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避免的是,我们采取一些行动,我们认为这些行动有助于表现中国的善意,缓和中美关系,但却无意中迎合了美国已经失调的战略,导致恶性的互动。此前中国与美国打交道时形成的经验,即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可以看作是一种矫正美方错误认知,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良性轨道上去的有效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第二,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和完善能够准确描述和解释已经且正在发生大幅度变化的美国的新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对美国的正确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又一个关键因素。构建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关键作用,是避免知识体系不适应导致的认知失调,以及在失调认知的基础上,对美国对华战略盲动的“合理化解释”,直白的说,本来美国可能做了个战略上的错误动作,态势对中国有利,结果在解读的时候“合理化”了,然后不是美国的政策发生效果,而是自己把自己给唬住了;又或者,如果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建立在欧美精英已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很可能就会漏过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特朗普政府时期对美国制造业的保护政策,以钢铁行业来说,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实际的数据看,大概的效果是这样的:特朗普的保护政策,让美国的钢铁行业新增了9000个就业岗位,但同时在四年时间里钢铁制品价格上升了160%,由此导致中下游美国企业因为成本压力,损失了超过30000个就业岗位。在2020年的选举中,对此表示不满的蓝领工人重新将选票投给了拜登;特朗普则从他的激进的被美国主流媒体和精英广泛批评的激进的移民政策中,收获了一批归化的合法移民的选票。这种比较精细但重要的变化,需要超越传统欧美知识精英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框架,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能准确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对认识、理解以及评估美国的战略决策,探究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基于上述的认识,从认知失调的角度,谈下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出现了怎样的失调。1991年苏联解体,到今年正好30年。这30年,在美国战略精英的理解中,是美国主导并推动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30年,但是30年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并对美国构成了未曾预料到的威胁和挑战。从美国原来的认知框架来看,苏联解体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效存续都是一个问题,结果现实的发展与美国的预判基本相反。于是,在扭曲的认知失调框架的作用下,美国部分人群形成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认识:中国一定是用了一种美国不知道的方法作弊,或者没有遵循美西方制定的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者在与美国竞争时直接占了美国的便宜,才实现了这种“不科学”的发展;潜台词是,如果找到并制止了中国的“作弊方法”,那么中国自然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威胁。


美国探索所谓中国如何“作弊”的方法,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人权,人权就是劳工权,弄了一个中国低人权发展的模式,然后持续不断的要求中国劳工权益,但是,当中国通过《劳动法》之后,极为讽刺的结果是,欧美的企业向欧美的政府以及媒体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因为用工成本急速提升。


第二阶段找的理由是人民币的汇率,即所谓操控汇率的问题,因为汇率过低的估计,而扩大了逆差,对美国进行不公平竞争。但伴随人民币的高速升值,中美顺差发生了同步扩大,无法辩驳的数据证伪了美国的假设。


第三阶段找的理由是知识产权保护,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理解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同一个东西,他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假设和前提是中国从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实现的所有发展是建立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美国的认知。现在美国聚焦于所谓商业窃密,商业窃密的意思是中国主要是通过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且这是我们的一项国家级的战略。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美国的认知如何扭曲,最终能采取怎样的行动,还是要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的。这里特别指出两个可以称之为结构性的制约因素:

第一,以美国联邦政府国债除以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得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近似描述了美国可支配战略资源的大致发展情况。总体看,1929年到2021年,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能够采取何种类型的战略,与这个百分比的变化呈现某种高度的相关性:这条曲线大致是这样的,1929-1933年第一轮上升,1933-1939年是拉平的,1939-1946年一个急速上升,上升到103%,从1946年开始到1980年直线下降,1980年的时候是32%。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的GDP和外债比是一路上升,里根上升到60%,老布什是77%,克林顿政府从77%下降到67%,是唯一的一次下降,然后小布什从67%拉升到70%,奥巴马从70%拉到102%,然后特朗普把它拉到106%,是2020年。就是现在美国的负债水平,达到并略微超过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峰值水平。(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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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美国的战略决策所面临的可支配资源的限度,并且解释为何美国扭曲的对华战略认知,真实转化的程度相对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毕竟缺乏实质性的可支配资源的支撑。


第二,冷战结束30年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的产业链,在客观上形成的制约和牵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所谓“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描述的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或许可以用“二元垄断”模型来进行解释:美国垄断的是资本和创新,中国垄断的是高端制造,中美双方进行有效合作,则可以在全球范围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以芯片来说,2019年,全球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曾经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出过一个研究报告,很明确的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在中长期来看,威胁而非改善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导地位。更直白的说,对于美国而言,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更加有利的态势,是让中国形成对美国芯片的系统性依赖,但这种系统性依赖只可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借助发挥美国创新能力的禀赋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冷战结束之后3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客观上确实有部分证据显示,中国可以用市场上合理的价格从美国获得所有必要的东西,而不需构建一套所谓“独立”的体系和能力,所以,美国确实曾经有过这种优势。


但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亲手终结了美国的这种优势。新的态势是,中国依然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的态势,但中国在战略意志,产业需求以及市场空间三个方面,均获得了突破美国领先优势,避免中国国家安全重大利益面临生存性维系的充分动力,美国的战略或许在某些局部领域,针对个别企业或者行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整体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上,美国的策略在中长期,其实是恶化而非改善了美国的处境。


简单总结下,基于上述的分析,就个人而言,可以认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决策者,部分或者整体性进入了某种建立在错误认知基础上的扭曲状态;其做出的决策,会诱发不断自我强化的战略焦虑,继而在短期内,对中美关系构成较为显著的冲击和挑战。


对中国来说,新的应对策略的基本方向,也已经比较清晰的浮现出来了:
原先,假设美国是一个有清醒认知和优势可支配资源的理性行为体时,对美国的战略可以是后发制人,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必动。现在,假设认为美国开始陷入某种错误的认知之后,那么就有必要假设,他们有很多动作不是有意识的、健康的战略动作,可能是抽搐式的盲动,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不随小人起舞,也不能任由他们胡来”的新策略,守好底线,划出自己的红线,当美国既没有触犯红线,也没有影响到底线,只是进行抽搐和盲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要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既不需要过度解读,“从不合理中找出合理”,也不要过度反应。对研究者来说,意味着需要形成自己一套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然后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观念和固定的框架,对美国的态势、行动以及中美关系作出判断,从而将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