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认为，造成日本的少子化问题的因素跟韩国是否类似，是源于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大吗？两国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有没有不同？

孙立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日本引入了是西方的公平竞争法则，即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这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首先，社会出现了“赢者通吃”的现象，收入不平等现象越发凸显。为了创造更高的性价比，日本不得不加入全球化，西方文化流入，逐渐导致了“二八现象”下的贫富差距。而韩国比日本少子化问题严重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受美国文化冲击更强；另外，社会也出现了阶级固化的现象，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叠加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该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未来日本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来缓解少子化、老龄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美国因自身金融大国、创新大国的优势大大化解了其少子化问题。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会产生越来越突出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挑战日本文化中一直保持的重视凝聚力的价值观。

Q：近年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少子化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止跌增生”。您认为日本政府所做的缓解少子化的措施是否足够及时？另外，在措施方面，例如大幅增加女性生育的“分娩补助金”，从1994年开始建立“生产育儿一时金”制度，每生育一个孩子政府提供42万日元补助金等，您认为这些措施的成效如何？

孙立坚：若日本要在制造业保持原有的优势，有两个途径：首先是开放引进全球优秀人才，通过引入海外劳动力植入传统工匠精神，而日本是否能维持工业化建立起来的核心竞争力将成为关键。其次，是产业结构转型，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人力，用无形资产替代制造业。但相较于美国，日本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力还是较弱。并且如果选择第二种方式，日本必须接受如美国一样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是效率提高的必然代价，效率和公平无法兼得。

Q：有消息指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挤入中低端零工就业市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由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突出，日本制造业是否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孙立坚：当前，很多日本大企业正在学习美国企业的一套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打破原有的终身雇佣制，即解雇年纪更长、经验更为丰富的劳动者来减轻人力成本。的确，经济下行，这些年长者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问题该如何解决也处于两难之间。但如果留不住这些匠人，日本的工匠精神就有可能断裂，导致许多行业后继无人。而且，日本国内的少子化趋势持续，年轻人对制造业兴趣降低，高不成低不就，就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另外，日本创新模式和美国不一样，都是在大企业内部完成，且作为企业秘密留存在自己企业内部，社会转化率程度较低。如此一来，日本没有能力自主研发能力的制造业，其竞争力就会逐步减弱。

Q：战后日本已经经历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提升是否会对整个日本经济体的生产率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孙立坚：日本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能力，确实会给该国的制造业增加发展的动能，但前提是，该国的制造业要处在和服务业一样的价值链上（即存在上下游紧密的合作关系），作为“自家人”，即可以让日本过去的工匠精神，结合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式，继续发挥其传统制造业的优势。这一点不像美国是一种破坏性的创新，也就是新的企业的诞生会让很多失去竞争力的传统企业乃至行业不得不退出。而日本这种赋能型的创新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日本的高新技术走得不是市场化模式，只是企业“内部”的创新，这就导致了它的技术迭代程度和速度都将降低和放缓。

Q：日本央行把2022年度实际GDP增长率预期下调至2.4%，5月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同比减少0.5%，连续三个月下降。您认为少子化问题突出，是否会导致日本消费持续低迷？

孙立坚：三大冲击下（如地缘政治和去全球化冲击；需求端上美联储加息，众多先进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时代导致需求疲软；以及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动摇，生活态度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甚至走向了越来越糟糕的节约型经济），日本的各类结构性问题已经无法依靠单一政策来解决，就目前而言，日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外部需求，只能尽量改变外部环境，要关注如美国和中国市场的变动。

Q：另外，一季度设备投资、公共投资等都有所下滑。少子化问题是否会影响日本企业的投资信心？

孙立坚：目前，虽然大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才，但糟糕的是，日本大企业普遍存在通缩思维，不愿意进行投资。而日本国内90%的中小企业也没有能力“走出去”拿订单，这部分企业正处于能力不断恶化的状态，这就造成了日本结构失衡的问题。久而久之，也会形成恶性循环，即企业盈利能力不足，民众难以涨薪，消费能力被制约。通缩思维下，少子化、老龄化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