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在这个寒冬于马萨诸塞州的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0岁。当地时间12月20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发布推文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1973年至1975年，以及1995年至1999年，傅高义教授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他在我们心中是一名真正的卫士，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真切地怀念他。

他一生著述无数，其所撰写的《邓小平时代》被《纽约时报》评价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 除了代表作之外，他还撰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1963）、《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亚洲四小龙》（1991）、《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等著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傅高义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

时至今日，美国“知华派”学者已经经历了三代的更迭，从“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到“中国先生”傅高义，再到目前在中美外交和学术界扮演重要角色的新生代“知华”学者，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的代际更迭和新陈代谢也折射出了一部曲折前进的中美关系史。

以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通”是建国后第一批中国问题的研究学者，并且都曾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例如，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美国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进行“遏制”。此时傅高义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此观点进行了驳斥，并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傅高义为代表的第一代“知华派”研究中国问题主要是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细致入微的资料搜集，并完成了多部影响至今的著作。这种影响延续到李侃如、兰普顿、卜睿哲、何汉理、包道格等冷战期间占主导地位的学者，他们知识背景多出身于历史学、政治学，接受的学术训练仍然是传统中国研究的套路，因此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们的关注领域更为广泛、对中国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

随着傅高义的逝世，太平洋两岸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禁忧虑：如傅高义一般，以理性务实的视角了解中国、看待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界人士是否越来越少了？随着老一代“知华派”的凋零和新一代对华“鹰派”的崛起，中美关系会否持续遭遇挫败，转向愈加黯淡的未来？

首先，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知识精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传播政策观念、设置政治议题等机制影响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走向。诸多从美国智库中脱颖而出的“知华”学者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及对华舆论走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费正清、傅高义等第一代“知华派”后，涌现的是以柯庆生、傅泰林、谢淑丽、江忆恩为代表的“中生代学者”或第二代“知华派”往往在特定的领域和议题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涵盖较为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训练，因此对于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不仅来源于对历史的认知，还来源于理论思考。这些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也更聚焦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具体议题，且学术研究的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时至今日，一批在2000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例如麦艾文、郭达安、梅惠琳、白洁曦等已经崭露头角，并快速成长，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新生代”主要在专业度和细分性更强的研究领域贡献智慧，其研究议题更为多元，也更为微观，更加强调议题导向。其关注点不仅集中在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几个传统方面，也开始不断聚焦于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安全议题，研究的理论色彩大为下降。

总结而言，第一代和第二代“知华派”学者的研究视角偏宏观，对华观点相对温和，大都以中国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化为起始点去把握和认识中国，并且更多关注的是战略和国际关系层面的问题；相较而言，新生代中国事务学者的议题则更为微观和具体，具有更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强调论证的学理性，因而其观点也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显得更加犀利刺眼。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指出：以傅高义为代表的老一代知华派，基本是以历史和文化角度切入中国研究，目的是推动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中美交流；而如今的许多“少壮派”学者研究中国的起点和基调是“帮助美国对抗中国”，从而将这一立场与情绪传播给了公众。总之，当前美国的“知华派”正在发生待机转换，由于经历的时代环境不同、缺乏在中国长期学习生活的经历，且大多是研究技术性而非战略性问题出身，新生代“知华派”在对华认知和政策主张上将会明显有别于老一代的“中国通”。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随着傅高义等老一代的中国事务专家因年事渐高而不可避免地离去，美国对华认识和战略取向很有可能会在愈来愈多的“鹰派” 的影响下变得愈发充满敌意。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颇为动荡紧张的时刻，如若理性务实的对华态度在华盛顿越来越失去声音，那么中美关系将必然受到“一边倒”的消极影响。例如，近几年，学界已经不断有声音在指出，美国对华认识层面似乎达成了全面遏制中国的国内共识，新冷战即将或已经爆发。

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是知识精英的对华观念、认知和态度在影响着美国对外决策；但另一方面，正是愈发紧张的政策环境才使得一些声音被选择性地忽略，而另一些立场则被大为倚重。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在《环球时报》的采访中表示，像傅高义一样的“温和派”学者仍然存在，如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等人仍对中美关系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也在不断发声；只是在当前的中美局势下，这些人的意见没有消失，但也没有成为主流。例如，2019年7月，在中美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会成员的公开信，由傅泰林、芮效俭、迈克·史文、董云裳和傅高义５人领衔撰写，其他95位美国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队以及商业界的资深亚洲及中国问题专家联合署名，共计100人，只是这封公开信最终没能左右特朗普政府的决定。除此之外，傅高义本人在面对记者“像您这样的中国老朋友是否在华盛顿越来越少”的提问时也表示：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年轻学者中仍大有人在，只是他们的研究环境更为不易了；很多能够在华盛顿发声的人也未必了解中国。

事实上，回顾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对华政策的演变，就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流观点和智库始终在发生着转变，而哪种立场能够成为主流则取决于美国的现实战略需要。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充斥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声音：一个沉稳理智地喊“保持接触”；一个喧嚣杂乱地叫“遏制中国”；半个世纪后，两股声音逐渐合流形成了第三个声音——“接触＋遏制”，这三种声音的背后都聚集了众多美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人士，并在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中尝试影响当局的立场。冷战后的美国政府曾吸纳、综合各大思想库的主张，而各派思想库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都提供了“政治话语”和“政策产品”，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倚重，其内部知识精英的对华认知均通过“政治话语”传递到了白宫，并塑造和影响着某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宏观图景。

表1 基于对华立场分野的不同思想库对比

例如，在克林顿政府的两届任期内，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以压促变”到“扩大接触与合作”的明显转变，这其中美国的战略利益与政策和知识界观点相互影响和塑造，促成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当克林顿在1993年宣布给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条件时，美国思想库的外交政策专家就这一做法直接提出批评，一些重要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呼吁克林顿政府打破僵局，实现对华政策的彻底转变。这些观点切实影响到了当局的决策。同时，随着克林顿政府基于经贸和地缘战略的考量在1993年秋推出对华“全面接触”方针，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与中国加强交往、促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等观点也逐渐上升为影响和反映政策的主流观点，诸多反映中国对外开放与历史变迁的著作与报告应运而生，体现着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认知的扩大与深入。

在傅高义生命的最后两年，恰逢中美关系因贸易战而走到了近四十年来的冰点，但他仍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四处奔走、频频发声，以期能够促进中美之间的务实合作。今年4月，他与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和专家学者联合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Saving Lives in America,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的声明，呼吁中美两国合作寻找遏制疫情的方法。今年7月，傅高义参与签署的题为《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中也指出：美国许多对华行动正直接导致中美关系的螺旋式下降，敌视中国对美国无益，这种做法或将孤立美国。所谓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全面敌对立场的“华盛顿共识”也并不存在，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参与全球体系；美国自身也应该致力于建立国际合作，增强自身竞争力，而非破坏和遏制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今年8月，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他又指出美国一些人提出的“对华接触失败论”并不符合事实，中美两国下一步应该更加重视以对话沟通的方式来处理两国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在新冠疫情应对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就在12月，他以90岁高龄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他对中美关系未来四年的发展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并认为尽管目前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但拜登政府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契机。傅高义提出中美关系的改善可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面进行推进。此外，他还呼吁美国彻底改变看待中国的眼光，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努力给予更多认可，公平对待中国。

傅高义之所以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正是由于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他曾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仍然不足，这导致对中国的误解与杂音不断。因此他始终致力于帮助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一贯强调美国应该重视美中关系，并认为：中美两国无论是从全球战略出发，还是从经济需要考虑，都应当搞好关系。如今，美国对华政策和政治话语多为对中国了解有限的官员所主导，这导致了美国以对抗思维看待中国，如果美国希望展开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其对华立场，同时也需要更多“傅高义式”的，对中国真正了解的、理性客观的中国事务专家的声音，能够被华盛顿所重视而不是屏蔽，从而抑制当下美国不健康的对华政治氛围的扩散和扭曲的对华观念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