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随后的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三轮关税，平均税率从3.2%提高到19.3%，覆盖66.4%的中国进口产品。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轮：加征关税针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分别在2018年7月和8月，实施340亿美元（涉及818种进口产品，清单1）和160亿美元（涉及279项进口产品，清单2），对这批商品的税率提高至25%。至此，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综合平均税率从3.2%提高到8.2%，关税影响9.8%的中国进口产品。

第二轮：加征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2018年9月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关税（清单3）。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也从8.2%提高到12%，关税影响范围从9.8%扩大至46.9%，近半的自华进口品受到影响。2019年6月，这批2000亿产品的关税税率进一步从10%提高至25%，对华进口的平均税率达到17.6%。

第三轮：继续扩大范围，2019年8月列出3000亿美元的加税产品清单，分为1200亿美元和1800亿美元两批次，第一批1200亿美元加征15%关税、9月生效（清单4A），1800亿则在12月生效（后因双方贸易协定而暂缓）。至此，美对华进口的平均税率达到21%，加税影响范围也扩大至三分之二的进口（66.4%）。

2020年1月，中美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美国将此前的1200亿美元产品税率从15%下调至7.5%，后续的1800亿美元继续暂缓，美对华进口平均税率从21%降至19.3%。

图表1：2018-2019中美贸易战历程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

2024年11月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声称计划对我国征收60%关税。

2025年1月14日，特朗普表示他将创设一个专门负责征收进口关税的“对外税务局”。

2025年1月21日，正式宣誓就职第二天时特朗普表示打算从2月1日开始，对华征收10%的关税，额度相比之前声称的60%大幅降低。

2025年2月1日，特朗普政府发布行政令，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行政令特别提及“800美元小额免税待遇”也不再适用，2月4日正式生效。

2025年2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于周一宣布对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钢铝关税将适用于所有国家。

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相关部门确定美国与每个外国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即向每一个贸易伙伴及每一个产品征收与对方同等的关税）。

作为反制措施，中方宣布2月10日起对美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包括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15%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10%关税，对部分金属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第一类，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加征关税，总统可根据IEEPA直接采取措施，无需要经过国会立法或特定的调查流程，也没有理论税率上限。IEEPA授权美国总统在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可以对各种经济交易实施广泛管制，为美国总统提供了在紧急情况下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法律工具。

第二类，依据国内贸易法的相关条款加征关税，理论上可以很快且无上限。其中包括：

（1）针对特定国家加征关税的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

（2）针对特定商品加征关税的201条款：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裁定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存在严重损害的威胁，并在120天内（存在案件特别复杂的情形为150天）向总统提交报告和建议；总统根据法律授权，在收到USITC报告后140天内做出最终决定。

（3）针对特定商品加征关税的232条款：由美国商务部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提出报告，总统有权对“进口到美国的数量或情况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产品实施限制。

第三类，通过国会立法加征关税，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有权制定和征收税收、关税……管理与外国贸易，明确规定有权征收关税的是国会，因此在301等条款外的关税都需要通过国会立法，所需时间更长。

（1）取消最惠国待遇：需要通过国会，平均有效税率或上升至40%左右。美国《协调关税表》（HTS）对享有最惠国待遇的WTO成员国和没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实施区别的关税税率。

（2）对等关税：美国可以通过国会立法对特定国家的商品实施对等关税，即如果一个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了一定比例的关税，美国也可以对该国商品征收相同比例的关税。

（3）基线关税：美国还可以通过国会立法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一定比例的基线关税，例如特朗普提出的对其他国家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线关税。

图表2：加征关税的方式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

自2018年2月起，美国对所有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洗衣机加征关税，其中太阳能电池板起始税率为30%，每年递减，周期为4年；大型洗衣机按配额内外分别加征20%和50%的关税，并逐年下降。商品结构看，加征商品中主要以家用洗衣机为主。美国对华201商品进口占比由18年的24%下降到了23年的11%。

图表3：201关税时间线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图表4：201关税进口国别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自2018年3月起，美国对大多数国家进口的钢材和铝加征关税，具体为钢材25%和铝10%。其涉及的商品主要包括无缝钢铁管（25%）、其他合金钢条（18%）、铁丝（13%）、其他钢铁管（9%）等钢材和铝产品。国别结构显示，2018年美国对232关税商品的进口主要依赖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巴西和日本。2018年至2023年，美国对华232关税商品进口占比始终保持在3%左右。

图表5：232关税时间线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图表6：232关税进口国别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2018-2019年，美国先后实施了四轮301条款关税清单：

（1）“340亿”清单一：2018年7月6日起，美国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

（2）“160亿”清单二：2018年8月23日起，美国开始对中国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商品。

（3）“2000亿”清单三：2018年9月24日起，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商品。

（4）“3000亿”清单四A：2019年5月13日，USTR公布了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清单，第一批从9月1日执行，加征税率15%，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后，清单规模缩小至1156亿，加征税率降低至7.5%。

图表7：301关税时间线

资料来源：东吴证券

图表8：301关税对中影响 

资料来源：东吴证券

比较而言，301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冲击最为显著。以2017年为例，201和232关税覆盖的自中国进口商品规模分别为1.04亿和10.8亿美元，仅占美国自华总进口规模的0.2%，占中国对美总出口的0.22%。相比之下，301关税覆盖的商品规模达3220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的61.2%。

图表9：201、232、301条款下美自中进口商品规模占总进口规模比例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就全球贸易格局和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而言，虽然301关税显著降低了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依赖度，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尚未受到冲击。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对美国减少的出口转向了其他国家。

图表10：301四批清单中美国自华进口商品依赖度

资料来源：iFind，申万宏源证券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经历了显著变化。中国产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18%下降至10%，中国从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退居第三。中国在欧盟和日韩的贸易地位保持稳定，其中欧盟进口中中国占比从2017年的18%上升至2024年的23%，而日韩则维持在22%。此外，中国积极开拓非西方市场，使得欧美日韩在中国市场总出口中的占比从2017年的46%下降至38%，非西方市场现在占中国出口的约三分之二，全球南方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继续保持全球最大出口国和顺差国的地位，其全球贸易占比从2017年的12.8%提升至2023年的14.5%，而美国则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和逆差国。关税政策虽然改变了贸易流向，但未能根本改变全球贸易的总体格局。

图表11：加征关税后中国出口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中金财富

具体到行业层面，2017年至2023年间，美国在消费电子、纺织服装鞋帽箱包、家具及家用电器等领域对华进口依赖度显著降低。例如，铁道车辆、手机、家用电器和办公机器等领域的进口比例下降明显，其中消费电子的依赖度降低的尤为明显。与此同时，这些行业对东盟国家的进口依赖大幅增加。这种变化表明，东盟或已成为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商品的重要替代供应基地，以满足美国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变化。

图表12：加征关税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

图表13：加征关税后美国进口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

与此同时，加拿大、墨西哥自中国进口规模显著提升，进一步验证“出口转移”模式。近两年美自加墨进口增速，与加墨自中国进口增速均出现同步性提升。

图表14：美国自加墨进口增速及中国对加墨出口增速 

资料来源：iFind

上轮加征关税的后果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承担。由于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的增加，美国自华进口商品价格相应大幅上升，而由于短期内进口结构无法迅速调整，进口成本的大幅上升，为美国带来了较大的通胀压力，关税显著提升了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且关税的主要承担者是美国的进口商和美国的消费者。

图表15：关税“1.0”为美国带来的通胀效应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图表16：上轮关税对美国自华进口商品量价影响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适用的法律不同，加征关税行为的性质也不同。特朗普1.0对中国发起的加征关税，是通过援引301条款；特朗普2.0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经修订的《1974年贸易法》等。

适用的商品范围不同。特朗普1.0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明确了数百项的具体商品税号清单，针对清单中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2.0并没有列出商品在《美国协调关税税则》第1-98章的具体税号，除了极少量例外的商品之外，所有的中国商品都要征收附加关税。

中国货物“800美元小额免税”待遇和其他待遇的取消。根据《美国法典》第19章第1321条规定的小额货物免税待遇（“小额免税”）不得适用于应加征10%从价税的中国商品。因此，取消中国货物“800美元小额免税”待遇的措施主要是针对税号9903.01.20所涵盖的中国商品。

中国小额货物通关时间与手续成本全面大幅增加。国土安全部通知规定，为了有效地将中国的产品排除在“800美元小额免税”待遇之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确定，根据《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19编第145.12(a)(1)节，有必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邮运（包括来自中国的抵美国际邮件运输）要求正式进境申报。无论邮件的价值如何，除非并且直至正式进境申报的文件被妥善提交，来自中国的邮运都不会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清关或放行。

相同点：

本质上都是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遏制中国发展而采取的手段。两任政府的核心目标均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在科技、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无论是关税战还是“小院高墙”，均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布局。

两者均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削弱中国竞争力。关税战试图抬高中国商品出口成本，遏制中国出口和产业发展；小院高墙试图限制中国关键技术发展，阻碍中国产业升级。

不同点：

政策重点不同。特朗普以关税调整为核心，重点在贸易领域，通过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来实现纠正贸易不平衡、增加关税收入和服务国内政策谈判等目标；拜登聚焦于科技领域，重点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方面构筑壁垒，限制技术出口、投资和人员交流等，以阻止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

实施手段不同。特朗普主要运用加征关税手段，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来影响贸易；拜登更多采用出口管制、限制技术转让等非关税手段，从技术和投资层面进行限制。

针对范围不同。特朗普关税2.0基本覆盖全部中国进口商品且产业覆盖也较全面；拜登集中在少数关键技术领域。

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对美依赖度下降。具体而言，中国对东盟、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份额已显著增长，而对美出口依赖度则较2018年显著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至2024年上半年，美国已从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为第三，位于东盟及欧盟之后。仅2024年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长8.4%。

当前中国外需依赖度更高，面临内需不足问题。2024年净出口对GDP贡献率为30.3%，远高于2017年的4.7%。此外，尽管贸易摩擦后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显著下降，但2024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依然高达36%，而占中国出口份额更高的东盟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仅有19%，且尚未考虑其中的转口部分，这些都说明关税的影响依然是无法忽视的。

图表17：各经济体在我国出口中所占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图表18：美国及东盟对中国贸易顺差贡献对比（截至2023年）

资料来源：Wind

欧洲为应对特朗普孤立主义，有望加强与中国合作。回顾2018年，特朗普政府就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从欧洲等国家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分别加征关税。此外，鉴于特朗普对北约早有不满，并可能舍弃拜登政府的“联欧制华”策略，预计除经贸方面，欧洲在防御和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度也将大大降低，这可能会为中欧加强合作提供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1月23日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表示欧盟和中国正在就电动车关税问题接近达成新的协议，这初步暗示了中欧经贸关系的新机遇。

图表19：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

资料来源：iFind

关键官员立场较为温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1月22日提名斯科特·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其对关税立场较为温和。针对特朗普扬言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一事，他曾描述为“最大要求的谈判定位”。他于2024年11月接受CNBC采访时敦促在实行方面循序渐进，呼吁“逐步施加”关税。

本次加征关税可能是未来谈判的筹码。考虑到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和通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相较在初期实质性推进关税政策，特朗普或更可能利用包括关税在内的挑衅性威胁来获取谈判筹码。鉴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于2018年签署《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下一次续约及重新谈判时间在2026年，特朗普此举极有可能是为此次谈判增加筹码。

日美贸易摩擦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70年代愈演愈烈，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最终于1990年结束。日本经济从战后开始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为主导产业；在美国技术转让和委托生产的支持下，日本逐渐发展起以化工、钢铁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经历了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产业再次转型升级，机械、电子、汽车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日本一系列的结构性转型升级使得早期日美双方的互补式生产变成了同质化竞争，美国面临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也了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

图表20：日美贸易冲突及双边措施

资料来源：《日美贸易摩擦期间日本高科技产业兴衰启示》

贸易摩擦未能解决美日逆差问题，原因有五：

1.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资源匮乏使其依赖进口，且需靠出口平衡收支。

2.面对日元升值致经济下滑，日本靠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缓解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冲击。

3.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日本 IT 产业兴起，同时积极转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且对外投资。

4. 1986 年第三次石油危机，油价大跌，成本降低抵消了日元升值对制造业的影响，保产品竞争力。

5. “广场协议” 后，日元升值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降低，技术密集型产品销量提升。

但最终日本全面惨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则是出于自身一系列战略失误，如压低利率、催生泡沫；“日本第一”的大众膨胀心理；货币紧缩、刺破泡沫；市场相对封闭、企业系列化制度导致技术驱动力不足等。

图表21：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

资料来源：iFind

图表22：日本GDP增速

资料来源：iFind

相同之处：①都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自身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经济霸权；②“雁阵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似性；③科技实力接近发达国家；④房地产价格高居不下；⑤人口老龄化。

不同之处：①中国面临的形势比日本更严峻，如日本1987年后人均收入已超过美国，而同阶段的中国尚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②中美贸易摩擦比日美贸易摩擦影响更大且更难协调，日美在世界政治范畴内属同盟，但中国与美国在存在体制上的冲突；③中国比日本的国内市场规模更大且国内资源更丰富。

启示：中国可借鉴上世纪日本的经验并教训，在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产业分工合作平台的优势积极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也应该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认同工作。积极的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结合自身市场特征，挖掘内需，另一方面也要走出去投资。

图表23：与中美贸易战的对比 

资料来源：自主整理

展望2025年，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净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或有所减弱，“稳增长”诉求下中国经济核心矛盾在于如何有效拉动内需以对冲外部冲击。除了货币政策将延续保持流动性供给充裕的支持性立场之外，财政政策应当成为扩内需的主要抓手。从财政扩张方式上看，2024年10月12日财政部明确指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目前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化债支持，并且进一步推进“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国内生产、消费回暖。

促进贸易多元化。特朗普推动的中美“脱钩”策略旨在减少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中国则应当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实施多元化贸易政策来应对。中国采取了包括扩大签证豁免、实施特惠关税和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一系列“单边开放”措施，以吸引全球资源并展示其开放态度。面对美国孤立主义，中欧合作从2025年起可能成为关键对策，双方需加强经贸合作，为企业营造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以此作为对冲美国单边主义压力的策略。

汇率适度贬值以应对“实际”升值压力。面对特朗普2.0关税政策的潜在挑战，通过人民币汇率的适度贬值来缓解外部压力和增强出口竞争力仍是有效手段。2018年到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累计贬值超过11%，兑一篮子货币贬值约6%，部分对冲了加征关税对出口的负面冲击。然而，这一策略的实施需要在维护金融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微妙平衡。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较弱，中美利差处于低位，加之美联储暂停降息的风险在上升，人民币大幅贬值或引发资本外流，因此出于内部维稳汇率的考量，通过汇率贬值来对冲关税影响的策略空间可能受限。

图表24：关税“1.0”时期人民币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 中金公司

产能出海以突破关税壁垒。在上次加征关税时期，中国出口企业曾通过向加拿大、墨西哥第三国转口等方式以规避美国关税壁垒和制裁措施，但特朗普已对墨西哥与加拿大商品征收25%关税，这无疑大幅压缩了通过第三国转口这一出口路径的操作空间。相较2018年，当前中国企业在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等领域，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已展现出较强的全球竞争力。因此面对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挑战，中国出口商通过产能出海，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导向，推动企业海外投资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点，以此作为突破关税壁垒并实现供应链重组与升级的策略路径或有可为。

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美国与中国保持贸易、投资及其他关系更有利于中国而非美国，因此美国脱钩的决心十分坚定，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是一场中长期的发展竞赛，最终的胜利者将取决于谁的发展更为持久和稳健。从短期来看，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主要顾虑是国内通胀问题，而非中国的反制措施。特朗普对与中国谈判兴趣有限，因为中国能提供的让步不多。因此，影响他推进或扩大贸易战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国内经济和通胀状况。若加征关税后美国通胀未受显著影响，甚至维持在低水平或下降，特朗普将更坚定地推动与中国的脱钩。

范志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朗普冲击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现实的冲击。各国普遍采取收缩性政策被动应对美国的关税冲击。对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特朗普冲击。一方面，经过特朗普政府上一轮的全方位摩擦，中国已经对美国在贸易、科技和金融上的进一步围堵有充分的预期，并做好进一步的政策储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特朗普冲击下，其他国家抱团取暖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的意愿也不断增强。这是中国建立更广阔的朋友圈和伙伴网的好时机。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在出口方面，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拖累。一是出口走弱导致从业人员收入、企业利润和税收下滑，从而拖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相关影响还可能外溢到非出口行业。二是贸易壁垒增加情况下，中国供应链向海外的转移可能加速，负面冲击国内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