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态度始终充满对抗，这一局面在其第二任期尤为突出。在特朗普政府的主导下，围绕新闻订阅、政府资助及新闻自由的辩论愈演愈烈。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对包括Politico在内的多个新闻机构的订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舆论风波。这一事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财政节约问题，更是右翼舆论对“政府资助媒体”错误叙事的放大与操作。虚假信息迅速在社交平台上蔓延，最终迫使白宫采取行动，指示相关政府机构停止对Politico及其他媒体的订阅。此事件揭示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阴谋论如何能够迅速改变政策决策，并加剧政府与新闻机构之间的对立。

本文将探讨特朗普政府如何借助社交媒体操控信息流，利用虚假新闻引发媒体冲突，并通过系统性的新闻打压策略来塑造美国的舆论格局。同时，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特朗普政府信息战的深远影响，以及这一波新闻订阅风波可能对美国新闻生态及其民主制度所带来的长远影响。

特朗普政府取消对Politico及其他主流新闻机构的订阅，并非单纯的财政节约措施，而是右翼舆论场对“政府资助媒体”这一错误叙事的放大操作。短短24小时内，右翼社交媒体平台X上关于Politico获得政府补贴的虚假信息迅速传播，最终促使白宫采取行动，指示相关机构终止对Politico及部分其他新闻机构的订阅。

这一风波的导火索始于美国新闻网站Semafor报道Politico的薪资支付系统出现问题。数小时内，特朗普支持者在X上推测该问题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近期的资金冻结有关。随后，X用户开始在USAspending.gov网站上查找联邦政府对媒体的支出数据，并截取USAID支付给Politico的记录，将其解读为政府在“补贴”该媒体。其购买的Politico Pro提供实时政策跟踪、立法分析等高级服务，2023年该业务收入超过1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一半以上，其客户涵盖政府、企业和智库。尽管这些支出仅是政府采购Politico Pro订阅服务的合同款项，但这一“政府补贴”论调迅速发酵，甚至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被重复。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在记者会上声称，政府已发现“超过800万美元的纳税人资金被用于补贴Politico订阅”，并确认这些支出将被终止。特朗普则称USAID等政府机构支付给新闻媒体的资金，是对民主党的“贿赂”，并且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丑闻”。这一指控引发了对其他新闻机构（如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的进一步攻击。然而，Politico发表声明反驳，强调公司从未接受政府补贴或资助，联邦机构的付款是通过正常的采购合同购买Politico Pro这一政策追踪服务。这项服务在2023年创造了超过1亿美元的收入，占该公司全年营收的一半以上，说明政府订阅仅占其业务的一小部分。

2023年5月17日，在国会山众议员David Cicilline办公室里可以看到一份Politico报纸和其他报纸

来源：《Time》

其他被指控的媒体也相继做出回应：美联社称并未收到来自USAID的资金，并重申其业务是为全球客户提供事实性、非党派的新闻信息。《纽约时报》发言人表示，USAID并未提供资助，政府支付的是订阅费用，用于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全球形势，而非赠款。BBC则回应表示，其新闻部门没有收到来自USAID的资金，且BBC新闻部门与BBC的慈善分支BBC Media Action是独立运作的。BBC Media Action虽接受USAID资助，但与新闻报道无关。

而白宫进一步采取行动，指示总务管理局（GSA）取消对BBC、彭博社和Politico旗下E&E News等媒体的所有合同。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USDA）宣布从2月5日起取消该部门所有Politico订阅，表明这一措施可能波及更广泛的政府机构。

除了白宫之外，因DOGE相关行为受到各界关注的马斯克也加入这一论战，他在X上声称“估计约 20%的传统媒体资金来自政府”，并进一步表示“这一比例应当归零”。他的团队主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正推动削减政府在新闻订阅和公共广播上的资金，包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和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政府信息采购行业人士警告，削减这些订阅可能导致政府在政策分析和行业趋势追踪方面的盲点，影响其支持私营部门和制定政策的能力。

最终，这场新闻订阅风波从一条虚假信息出发，在右翼舆论的推动下，演变为特朗普政府对新闻机构的系统性打击。这不仅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信息战中的策略，也揭示了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下，阴谋论如何迅速影响政策决策，削弱政府与独立新闻机构之间的传统关系。

在这场白宫订阅风波中，可以看到右翼舆论场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操纵信息，将一条未经证实的支付记录演变为一场政治攻势。然而这场风波并非偶然，而是特朗普长期以来与主流媒体对抗、重塑美国舆论生态的一部分。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与美国主流媒体的关系就极为紧张。在其宣誓就职一个月后他就称美国媒体是“人民的敌人”，随后特朗普频繁公开指责媒体发布“假新闻”，并召集他的支持者大声反对新闻媒体。作为回应，《波士顿环球报》号召全美国媒体在2018年8月16日同一天发表社论共同回应特朗普的言论。而特朗普对此的回应则是在Twitter上发文称“‘假新闻媒体’是‘反对党。”最终，包括《纽约时报》在内，覆盖全美超过50个州的约350家媒体机构共同参与了这一行动。同样，8月16日美国参议院也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申明媒体“不是人民的敌人”。参议员舒默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会“有义务保护新闻界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到2019年，白宫甚至曾宣布终止订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尽管并未有人证实白宫是否真曾被迫停止订阅。

此外，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展现了对媒体的明确偏好，并与CNN发生多次冲突。2017年，美国司法部试图阻止AT&T以85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除非出售旗下的CNN。这一举措被广泛视为特朗普政府对CNN的不满所致。2018年，据《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曾因在空军一号上发现播放CNN频道而勃然大怒，并强调电视应调到他偏好的福克斯（Fox）新闻频道。白宫内部随后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决定将电视默认设置为福克斯新闻。

2018年11月7日，CNN首席白宫记者吉姆·阿科斯塔（Jim Acosta）在中期选举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与特朗普就移民问题发生争执。随后，白宫以阿科斯塔行为不当为由，撤销了他的白宫记者证。对此，CNN于11月13日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此举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和第五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包括福克斯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机构，向法庭提交了支持CNN的意见书。11月16日，联邦法官蒂莫西·凯利（Timothy Kelly）裁定，白宫的行为违反了阿科斯塔的第五修正案权利，要求立即恢复其记者证。随后，白宫制定了新的新闻发布会规则，规定记者应限制提问数量，并在提问后交还麦克风。在白宫全面恢复阿科斯塔的记者证后，CNN于11月19日撤回了诉讼。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2017年、2018年的Twitter截图

来源：Twitter

四年之后，特朗普再次参与美国总统大选，他除了延续上一任期时对主流媒体的抵制、用X（上一任期时的“Twitter”）为个人信息发布平台等惯例外，还在其竞选中启用了各类新兴媒介形式。首先，他在此次竞选中成功利用在第一任期险些被其总统令封禁的TikTok短视频平台，当地时间2024年6月1日，特朗普在TikTok开设账号“@realDonaldTrump”并发布首条视频内容。特朗普曾在入选后公开表示 “我们确实在TikTok上得到了数十亿的浏览量，得到了很好的回应。”

此外，在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头部播客节目《Joe Rogen（乔·罗根）》的长达约3个小时的专访。《纽约时报》表示，“播客为特朗普提供了接触到他竞选团队觊觎的观众群体。”乔·罗根在Spotify上有1450万粉丝，在YouTube上有1760万粉丝，而其中多数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希望吸引的年轻男性选民。有趣的是，乔·罗根此前曾称特朗普是“对民主的生存威胁”，并拒绝邀请特朗普参加他的节目。《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表示：“播客，尤其是那些拥有年轻、男性、保守派听众的节目，帮助特朗普赢得了2024年大选。”

而同样作为访谈节目，美国传统媒体CBS王牌节目的《60分钟》却被特朗普提起诉讼，原因是他认为该节目对哈里斯的访谈具有误导性，其索赔金额高达100亿美元。NPR的一篇报道如此评价：“CBS的冲突只是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利用诉讼、监管机构、预算权力、行政特权和国会山同情的立法者对媒体发动的多管齐下攻击的最新战线。”

从整体来看，特朗普对新兴媒介的积极使用，体现了他绕过传统媒体审查并直接触及选民的战略意图，强烈冲击了美国主流媒体在议程与话语上的主导地位。新兴媒介为特朗普提供了更灵活、分众化的发声渠道，极大地强化了其在竞选议程上的自主设置能力。这种对话语渠道的灵活运用，正是他试图塑造新一轮公众舆论格局、并在其中拥有更多主动权的核心策略。

特朗普参加Joe Rogan同名播客节目的视频截图，播放量已超过5000万次

来源：Youtube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治战略中，“信息轰炸”（Flood the Zone）成为其巩固权力、操控舆论的重要工具。这一策略由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2018年提出，核心逻辑是用大量新闻和政策议题压倒对手，使媒体和反对派无法集中火力反击。班农在2019年接受 PBS 采访时直言：“媒体只能聚焦一件事，我们只要制造多个热点，他们就永远跟不上。”这一策略的目标不仅是通过高频率政策发布控制议程，更通过信息污染制造混乱，让公众对主流新闻报道失去信任，使特朗普政府能够在信息混战中掌握主动权。

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初期，以极快的节奏推行大量政策，通过多个渠道塑造议程，打乱反对派的反制节奏。

首先，政策发布密集化成为这一策略的核心体现。2025年1月，特朗普在短短一个月内签署了46项行政令，涵盖跨性别政策、贸易关税、科技监管、移民限制等多个领域。这一数量接近其第一任期四分之一的总量，显示出政府在立法和行政层面的强势推进。这种高强度的政策输出，使民主党和新闻媒体难以集中注意力应对某一政策，每个议题都尚未充分讨论便被下一个政策所淹没，形成信息过载效应。

其次，特朗普政府通过DOGE（政府效率部）的快速渗透，加速政策的执行。这一部门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在短时间内向财政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核心政府机构派遣大量人员，以技术和数据管理手段推动政策快速落地。这种非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进一步增加了政策节奏的不可预测性，使传统媒体和国会反对派难以追踪政策实施的真实进度，削弱其监督能力。

此外，议题操控节奏加快，是特朗普政府压制反对派的重要手段。白宫新闻团队与右翼媒体Newsmax、OANN以及右翼社交平Truth Social紧密合作，定期推出新的争议性政策，确保新闻焦点始终掌握在特朗普阵营手中。例如，在政府宣布取消对Politico、《纽约时报》和BBC等媒体的订阅后，右翼舆论迅速转移焦点，推动“政府应彻底清除左翼媒体影响”的讨论，而民主党和新闻机构尚未对此做出完整反应，便已被新的政策公告牵引至另一个战场。

为了最大化“信息轰炸”的效果，特朗普政府不仅依赖行政权力，还利用右翼媒体和社交平台构建高度协同的信息传播体系。首先，特朗普推动右翼新闻渠道的发展，削弱传统保守派媒体对其影响力。2024年大选后，特朗普与Fox News关系恶化，他公开批评Fox “不够忠诚”，转而扶持更极端的Newsmax、OANN，使其成为特朗普支持者的主要新闻来源。同时，他大力发展Truth Social等右翼社交平台，以绕过主流新闻机构的议程设置，使特朗普政府能够直接向支持者发布政策信息，无需经过传统媒体的筛选或解读。

而社交媒体作为舆论武器，在“信息轰炸”策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025年，特朗普团队优先使用Twitter/X和Truth Social进行政策发布，让右翼支持者第一时间接收政策信息，并利用网络舆论压力塑造公共讨论方向。由于社交媒体的信息扩散速度极快，主流媒体往往在被迫回应右翼社交平台上的叙事，从而被动跟随特朗普政府设定的议程，而非自主选择报道重点。

与此同时，信息污染策略的应用更加广泛。右翼社交媒体用户利用USAspending.gov数据，错误传播“政府补贴媒体”谣言，误导公众认为政府正在资助“反特朗普”新闻机构。马斯克本人也在 X 平台上转发并放大“主流媒体受政府资助”的言论，使这一阴谋论成为右翼舆论的主流叙事。随着这些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的扩散，白宫借机宣布取消对 Politico 及其他媒体的订阅，进一步强化“政府打击左翼媒体”的形象，巩固特朗普在保守派选民中的支持度。

2月5日，马斯克在X上表示“取消对NPR的资助，它应该独立生存。”

来源：X

特朗普政府的“信息轰炸”策略已在多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民主党的应对能力、公众认知操控和媒体生态变化等方面。

首先，民主党反应迟滞，难以形成有效对策。面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强度政策发布，民主党在短时间内难以集中火力进行有力反击。民主党籍众议员杰米·拉斯金 （Jamie Raskin） 形容这一策略为“感官超载”（sensory overload），使民主党始终处于防守状态。由于议题转换速度过快，民主党在许多关键政策问题上的应对仅停留在表面，很难深入推进有效的批评和反制方案。

其次，公众认知被操控，信息极化进一步加剧。政治评论员埃兹拉·克莱因 （Ezra Klein ）指出：“如果公众总是被下一个危机牵着走，就无法认真分析上一个政策的后果。” 右翼社交媒体通过操控信息流，使特朗普支持者更倾向于从右翼新闻渠道获取信息，导致信息茧房效应加深，公众认知分裂更加严重。随着主流新闻机构在右翼选民中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变得更加难以受到传统监督机制的制约。

最终，美国新闻生态受到深远冲击。特朗普政府利用“信息轰炸”战略，通过大规模政策推送、右翼社交媒体放大、传统媒体被动回应的方式，改变了新闻议程的运作模式。新闻机构不仅在追赶新闻节奏上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迫迎合特朗普政府制造的争议性叙事，以维持受众关注度。这使得新闻行业整体向短时效、高对抗的报道模式转变，削弱了对政府的深度调查和系统性监督。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长期以来强调客观性，主张媒体应独立于政府和其他权力机构，提供公正、无偏见的报道。“客观性”较为重要的表现是媒体机构的独立性，对于美国媒体而言则意味着他们可以独立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显然，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施里哈尔什·凯尔卡（Shreeharsh Kelkar）在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表示：“美国围绕共和党建立起了一个替代媒体生态系统，其合法性源于对主流媒体机构‘客观性’的质疑。”如今，《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机构都被马斯克在X上“点名”。马斯克自称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特朗普也声称正在恢复“言论自由”。

然而，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中指出，客观性并非新闻业的固有特征，而是随着时间演变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客观性成为新闻工作者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完全客观的难度。这种“客观性神话”在新闻实践中可能掩盖了媒体所承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面对政治上的右翼政治势力、社会中种族分歧的加剧，美国社会对新闻编辑室内部代表性（指种族、性别在新闻编辑室的平等和多元）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新闻从业者开始重思“客观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布的名为“超越客观性”（Beyond Objectivity）的调查显示，多数记者认为“客观性不应该再成为新闻报道的标准”。

马斯克1月15日的X推文，他表示“公民新闻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你们，人民，必须是媒体，因为这是你们的同胞了解真相的唯一方法。”

来源：X

在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之余，“取消订阅”事件还引发了对媒体付费墙模式的争论。这起乌龙事件的起因就是对Politico到底是接受“政府补贴”还是“商业付费”的辩论。Politico的免费产品面向大众，而Politico Pro（订阅版）提供实时数据和立法分析。Politico在2月6日表示，大多数订阅版用户都在私营部门，每年续订率约为90%，“因为他们依赖Politico的报告、数据和见解。”Politico母公司CEO Döpfner表示“Politico Pro的政府订阅者仅为6%”，并宣称“取消订阅”行为实则是“自由市场”的表现。

Politico事件的争议中，实则蕴含着一个困扰美国新闻业已久的话题：即新闻是否可以以某种形式接受财政补贴？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定义的“新闻自由”在美国是一种绝对自由主义，普遍被理解为拒绝任何政府形式的补助，这也被理解为一种保持新闻独立性的表现。因此，即便在美国地方“新闻沙漠化”①如此严重之际，国会任何与新闻业补助有关的提案也都止步不前。以皮卡德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关于“国家公共财政支持媒体运作”的观点也遭遇自由派和市场派的反对。在美国，公共新闻业总是以非营利性新闻组织的形式存在，而非政府资助的形式。

然而，美国之音（VOA）却是美国新闻自由主义制度中的一个例外。VOA成立于1942年，由美国政府直接资助。在冷战期间，VOA被视为对抗共产主义宣传的工具，向苏联及其盟国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和信息。VOA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当地时间1月30日，特朗普总统新任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下令对公共广播公司（NPR）和公共广播服务（PBS）进行调查，指控他们“播放广告”。这一指控实则在暗示VOA的性质已从一个由国家资助的“公共媒体”变为有广告进项的“商业媒体”。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主张停止资助的主要原因。随机，马斯克也通过X呼吁关闭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两个媒体组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和“美国之音（VOA）”。

新闻业在西方社会往往被视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于政府而言是信息传播者与舆论监督者；于公众而言，主流媒体是使其成为“知情公众”的重要渠道。然而，数字平台的崛起显然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

首先，以平台为中介，政府、公众与媒体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特朗普政府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当地时间1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公布了一项“新媒体”通行证计划，以欢迎播客创作者、社交媒体博主等“新媒体声音”申请白宫记者证，旨在改变传统媒体主导的新闻发布格局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包括30岁以下的成年人（37%）），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意见领袖发布的新闻信息，而这些意见领袖的占比分别为新：X（85%），Instagram（50%）和YouTube（44%）。特朗普的“新媒体”计划正是试图借助社交平台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实现政府与选民之间更直接、高效且碎片化的信息互动。

白宫新闻秘书Karoline Leavitt公布“新媒体”通行证计划

来源：《纽约时报》

几乎40%的美国30岁以下成年人从“意见领袖”那里获得新闻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其次，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正从“共生关系”演变为“对立关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学者表示，1970年代“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政府成立通讯办公室强化对白宫报道的控制总统，后续政府也延续此类做法；同时，“新闻界接受了发现和发布有关总统负面信息的角色”，两者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即“总统透过容忍媒体的咄咄逼人而换取信息的传递”。而特朗普政府以社交平台取代传统媒体作为信息发布渠道的做法，无疑撕裂了以往“共生关系”中的微妙平衡，转而使“政府-媒体”走向更加对立的状态。

此外，公众的信息消费习惯也更加碎片化、情绪化。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表示，2024年超过一半的美国成年人（54%）表示，“他们至少有时会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而表示“定期从TikTok获取新闻”的美国成年人2020年的3%增长到2024年的17%。甚至，30岁以下的成年人对社交平台的信任（52%）几乎与传统新闻机构的信任（56%）相当。

在特朗普政府接连采取的行政措施面前，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然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阶段。若相关行政令继续执行，不仅白宫与特定媒体的订阅纠纷会愈演愈烈，其他部门与更多新闻机构也可能卷入其中，进一步扩大对美国新闻生态的冲击。美国主流媒体以其“付费墙”模式成功度过了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业经营危机，而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政府退定”风波无疑是对美国新闻行业与政府关系的又一轮挑战。

从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机理来看，政府与媒体之间应当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制衡关系。然而作为“第四权力”的传统新闻业在数字时代正遭受着权力与技术的双重挑战，特朗普政府以“假新闻”为名实施的系统性退订行为，实际上构成了行政权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制度性挤压。这种对抗态势若持续升级，可能引发各州政府效仿，形成针对特定媒体的差别化管控政策。

①学术名词，对指美国地方新闻业经营困难的描述，在美国许多郡县甚至没有任何地方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