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5日，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和日本东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日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国际研讨会在东洋大学白山校区井上圆了大厅举行。

本次国际研讨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主题演讲”，邀请到了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住友商事顾问/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前日本央行国际局局长、大阪经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福本智之三位嘉宾进行主题演讲。第二部分 “特别演讲”则由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前日本政策银行设备投资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部教授中村纯一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本次会议主持人由东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部教授、前经济学部部长郝仁平担任。

会议伊始，日本东洋大学校长矢口悦子发表了开幕致辞。矢口悦子校长回顾了东洋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交流历史，提到复旦大学前校长陈望道先生曾于1915年在东洋大学文学科（现文学部）进行访学交流。而东洋大学与复旦大学于1985年10月签署的学术交流基本协议，则为两校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两校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2019年底的疫情给双方交流带来了一定困难，但随着疫情的缓解，两校的交流活动逐渐恢复，促进了此次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随后，前亚洲文化研究所所长、法学部教授后藤武秀进行了宗旨说明。

第一部分“主题演讲”由拓殖大学名誉教授、亚洲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杜进主持。

中尾武彦以“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中日两国面临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提到，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地区的动荡对全球供应链、能源和食品价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分歧也加剧，尤其是总统选举，可能对国际关系和其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复苏进程缓慢，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不断加剧，影响着该地区的稳定性。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1978年改革开放是关键转折点。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国的经济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尽管中国在科研投入和技术发展上取得显著进展，但依然面临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以及社会分化等问题。在应对这些挑战时，中国需要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优化财政政策，解决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并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增强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力。说到中国“日本化”的可能性，他认为尽管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泡沫破裂的持久影响，其负债水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仍对经济造成压力。但中国与日本的经济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应通过强化创新能力、保持积极的创业文化，避免过度依赖政府，同时在国际合作中保持开放姿态，避免“脱钩”带来的风险。

管涛围绕“理解中国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逻辑”，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政策和运行态势的关键逻辑，即外部百年变局与内部新旧动能转换。面对发展与变革中的问题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寻求解决方案。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内外压力不断增大，这已成为近期政策调整的重要背景。没有不痛苦的政策选择，改革亦无捷径可走。因此，需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将短期应急措施与长期战略规划相结合，以寻求根本性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政策的“组合拳”显得尤为重要，增量政策的刺激效应应通过配套改革来实现。他最后强调，不确定性是当前最大的确定性。制定灵活的对策方案比单纯的预测更为关键。政府应在深入进行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制定全面的应对方案，以应对各种可能的事态发展。这要求我们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准备，以确保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福本智之的演讲题目是“日本经济与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他分析道，日本经济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出口在横盘区间内波动，尤其是对美汽车出口的复苏与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低迷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2024年上半年的入境消费比疫情前增长了60%，显示出旅游市场的强劲复苏。同时，设备投资在数字化、绿色转型和省力化的背景下有望持续增长。尽管个人消费在实际收入下降的趋势中依然保持稳定，但就业人口增长已现疲态，特别是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增加已接近极限。企业收益持续增长，但劳动生产率上升未能带动实际工资增长，劳动分配率持续下降。第二，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银行已于2024年3月解除负利率，并在7月宣布提高政策利率和减少国债购买计划，标志着金融政策正常化的开始。未来的金融政策将聚焦于政策利率提升的步调和幅度，考虑到日本的自然利率估计存在较大范围，以及物价上涨率的不确定性，预计日本银行将谨慎地逐步提高政策利率。

第二部分“特别演讲”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秋怡主持。

关志雄以“中美对立与日本经济——从中美脱钩到中日脱钩”为题，对美中对抗的新态势做出分析。第一，中美对抗不仅涉及经济层面，更扩展至制度和霸权的较量，导致对抗不断升级。这种对抗已经导致中美在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出现脱钩现象，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构成威胁。第二，日本企业正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和合规体系，以及重组供应链来应对这一变化。然而，这不仅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也使得利用各国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变得困难。第三，日本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将对在华业务施加新限制，使得脱钩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些变化已经在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凸显，因此，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

孙立坚围绕“新货币主义思路能摆脱通缩压力吗？”进行了精彩分享。首先，他对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通胀预期营造通缩的生态和新货币主义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总结。第一，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正面临长期衰退的趋势，全球化的退潮暴露出结构失衡的问题，而传统的救市政策已陷入流动性陷阱，难以发挥预期效果。第二，全球化的退潮导致通胀预期营造了一个通缩的生态。政府债务的积累加大了货币化的压力，购买力的下降趋势改变了储蓄结构，而产能缺口和汇率贬值进一步加剧了通缩现象。这些问题的叠加，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第三，货币政策的扩张效果呈现出兴衰交替的态势，新货币主义政策强调市场供求匹配效应的重要性，其中资产价格的修复对低利率和低通胀时代由增加市场流动性带来的供求匹配进而产生市场活力的提升，起到十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能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仅仅着力在营商环境的改善的融资成本降低和减少税费负担上（凯恩斯模式），因为结构失衡的凯恩斯政策会产生流动性陷阱的问题！所以，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国际宏观政策的不协调和干扰政策效果的场景越来越多（如我们降息美元升息等）。为此，必须要采取多维度的策略创新，重视资产价格的回暖和财富效应的提升，“金融活”才能“经济活”，以应对长期衰退、结构失衡和通缩生态带来的严峻挑战。

中村纯一的题目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及僵尸企业问题——日本的经验”。他回顾了过去50年日本僵尸企业比例的三次显著波动。三次波动分别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失去的10年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其中，失去的10年以非制造业为主，而全球金融危机后则以制造业为主。20世纪70年代，主银行的监控能力并未如普遍认为的那样出色。在失去的10年里，主银行的主体性消失，问题企业往往因拖延而最终得到救济。全球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可能面临软预算限制的救济。第二，自1970年代以来，僵尸企业问题一直存在，从主要银行系统在日本金融体系中的有效运作，到2000年代后期转向市场为中心的治理。无论银行是否参与救助，无论是在紧缩的货币环境还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宽松环境中，这一现象均有所发生。僵尸企业问题同时涉及非制造业和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不应仅被视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病态现象，而应理解为在经济发展转折点、外部负面冲击、金融体系转型期等不同情况下可能发生的现象。为了提高企业救助效率并促进问题企业早期恢复，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对资产价值和商业价值进行评估，而非依赖于过去日本存在的“土地神话”和“制造业神话”等无根据的假设。第三，在超低利率环境下，需重新审视僵尸企业问题。超低利率环境既有助于生产率低的现有企业维持生命，也有助于潜在参与企业筹集资金。在美国等创业活跃的国家，超低利率环境促进新陈代谢；而在日本等创业不活跃的国家，则可能阻碍新陈代谢。因此，我们需关注这一环境对企业新陈代谢的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

此后，嘉宾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问答互动。

会议最后，亚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法学部教授井上贵也进行了闭幕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