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参议院的激烈投票，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于当地时间2月13号，以52票对48票的最终结果，宣誓就职第26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这位著名的疫苗怀疑论者未来将掌管1.7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疫苗建议、食品安全以及大部分美国人的健康保险计划。

现年71岁的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是美国政治世家肯尼迪家族的第三代核心成员，肯尼迪的家族背景为其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源与社会影响力，但其职业生涯却呈现出与传统政客截然不同的轨迹。

从哈佛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20世纪80年代，肯尼迪进入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并专注于环境犯罪案件。这一时期，他逐渐展现出对环保议题的强烈关注，并成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的专职律师，后因起诉工业污染企业而闻名。然而自2005年起，肯尼迪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开始大力宣传反对疫苗论以及公共卫生阴谋论，尤其是含硫柳汞（Thimerosal）的疫苗与自闭症的关联性。尽管科学界普遍否认这一理论，肯尼迪仍通过出版书籍以及在社媒和公开演讲中传播反疫苗论，逐渐成为美国反疫苗运动的核心人物。肯尼迪在食品、化学品和疫苗问题上的极端观点为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其受众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增长。

早在竞选阶段，肯尼迪退出总统选举并加入特朗普阵营，特朗普便属意肯尼迪加入其新一届政府。大选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肯尼迪将在医疗保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赢得大选后，特朗普即宣布将提名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特朗普的这一决策需置于美国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下分析。首先，特朗普的政治策略长期依赖反建制叙事，而肯尼迪的反疫苗立场与对主流科学机构的批判恰好契合这一叙事。任命肯尼迪可进一步动员对政府不信任的选民群体，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中反对疫苗强制令的保守派人群。肯尼迪执掌卫生部，可推动削弱FDA、CDC等机构的监管权力，代之以“个人健康自由”为导向的政策，这与特朗普政府削减行政机构影响力的目标一致，同时也可为私营医疗资本扩大市场空间提供契机。其次，尽管肯尼迪的政治立场与民主党主流渐行渐远，但其家族在自由派选民中仍具号召力。特朗普政府或试图利用肯尼迪家族的品牌效应，通过任命肯尼迪来分化民主党阵营，吸引部分对现行医疗政策不满的进步派人士。此外，还有分析观点认为，任命肯尼迪为卫生部长能够转移潜在的公共卫生争议焦点，面对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危机，任命一位反疫苗部长可将舆论引向疫苗风险而非政府应对是否得力，从而为特朗普政府规避问责提供缓冲。

肯尼迪退出总统竞选并加入特朗普阵营。图源：Politico

事实上，大部分人对肯尼迪的疫苗观点犹豫不决，尽管民主党人一致反对肯尼迪，但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支持特朗普的决策，进而将肯尼迪推选为新一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共和党人基本上接受了肯尼迪对国家卫生机构的愿景。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克拉波（Mike Crapo）称肯尼迪就任将带来“新的视角”。只有幼年曾患过小儿麻痹症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投出了反对票，“我是一名儿童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在我的一生中，我亲眼目睹疫苗拯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遭受毁灭性疾病的折磨”，“我不会容忍对已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进行重新诉讼，数百万将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归功于科学奇迹的美国人也不会容忍。” 

肯尼迪以其反疫苗论观点闻名。宣誓就职数小时后，肯尼迪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表示他将启动一项更强有力的计划，更密切地监测疫苗的副作用。肯尼迪坚称他并不反对疫苗接种，反而支持接种疫苗，并向参议院表示将遵循科学原则，监督耗资1.7万亿美元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该部门的职责包括监督疫苗研究、批准和建议。肯尼迪反对的是科学界的共识——儿童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以及新冠疫苗挽救了数百万生命的事实，他还声称政府没有良好的疫苗安全监测机制。

事实上，反疫苗理论并非肯尼迪独创，而是植根于20世纪末欧美反疫苗运动的土壤，其核心主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反疫苗理论声称疫苗含有有毒成分，如硫柳汞、铝佐剂等，并将导致自闭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生。1998年，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柳叶刀》发表论文，声称麻腮风疫苗（MMR）导致儿童自闭症。尽管该研究后被证实数据造假并撤稿，但恐慌情绪已蔓延至美国。肯尼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硫柳汞，声称其损害疫苗安全。实际上，许多国家开展的多项研究得出结论，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并无联系。伦敦大奥蒙德街医院社区儿童健康顾问戴维·埃利曼博士（Dr David Elliman）表示，肯尼迪“完全无视证据”，散布有关疫苗接种的谣言。

其次，肯尼迪抨击制药公司与监管机构合谋掩盖疫苗风险。肯尼迪创立并通过“儿童健康防御组织”（CHD）等平台，将反疫苗运动与反全球化、反资本垄断等议题捆绑，将新冠疫情称为制药公司的财富收割机等。这类叙事在社交媒体算法助推下，形成封闭的信息茧房，进一步扩大人群对疫苗风险的恐慌。

此外，肯尼迪还指出强制疫苗接种侵犯个人自由。肯尼迪长期呼吁废除《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该计划于1986年由美国国会创建，旨在照顾被认为受到疫苗伤害的儿童，同时部分保护疫苗制造商免受诉讼。该法案设立疫苗伤害赔偿程序，被其视为制药公司的免责盾牌。2020年，他发起多起诉讼反对新冠疫苗强制令，并推动地方立法放宽疫苗豁免条件，如加州SB276法案的抵制运动等。

肯尼迪的疫苗观点引起了卫生专家的担忧，他们认为肯尼迪缺乏胜任卫生部长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事实上，全球主要医学机构均明确支持疫苗安全性。“他无视科学，他有时会挑选一些造假的研究，有时他会把一些做得很好的研究断章取义”，美国儿科学会的肖恩·奥利里博士（Dr. Sean O’Leary）说。

与科学界对肯尼迪质疑的一边倒不同，在政治氛围中，反疫苗议题似乎成为了美国文化战争的缩影——自由派批评者纷纷指责肯尼迪背叛科学进步，而保守派团体则将肯尼迪塑造为反抗医疗暴政的英雄。据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调查数据显示，共和党选民对疫苗的信任度较2015年下降约35%，党派分歧显著加剧。

肯尼迪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公共卫生监管体系改革计划，核心在于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核心卫生机构的系统性重构。他的改革方案不仅关注机构内部的结构与监管改革，还提出了更具争议性的提案，如推翻现行的疫苗接种政策、重新分配研究资金、并大力支持预防保健和替代疗法，从而推动更加以公共健康为核心、创新且具有长期效益的政策方向。

首先，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改革是肯尼迪的政策核心。他多次指责FDA受到制药行业利益的操控，指出该机构依赖行业费用，且FDA官员与私营制药公司之间存在频繁地轮换雇佣关系。特朗普政府将精简联邦政府作为其执政初期的重要任务，这一做法可能也会影响FDA等机构。如肯尼迪计划撤销FDA中一些他认为无效或存在问题的部分，特别是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该部门目前负责监管食品安全、营养指南以及减少与饮食相关的疾病，它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并未受到法规的明确保护，原则上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解散。

图源：美联社

根据美国世代（Skadden）律师事务所的分析，首先，肯尼迪很可能会加强FDA对膳食补充剂的监管，特别是针对掺假、标签错误等问题。而目前，FDA对膳食补充剂的监管方式是，制造商仅在其产品含有新的膳食成分，或做出某些结构/功能声明并希望获得FDA的建议时，才需通知FDA。其次，肯尼迪可能改革食品添加剂的GRAS（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公认安全）分类标准。目前的GRAS体系由公司自行判断某物质是否符合GRAS标准，或是否需要提交FDA进行食品添加剂审查。但如果将GRAS体系改为要求大多数食品成分进行上市前审查，则会导致FDA资源紧张。虽然不太可能取消GRAS体系，肯尼迪可能会推动缩小GRAS标准，将更多物质纳入食品添加剂审查。最后，肯尼迪还可能会支持将FDA的食品监管职能从FDA中分离出来，创建一个独立的食品监管机构。但这一改革需要国会的批准，并可能面临较大的政治和行政障碍，且与特朗普政府的效率改革目标不一致。

其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它是美国政府负责生物医学与公共卫生研究的主要机构，致力于推动科学发现、改善健康并预防疾病。目前，NIH的480亿美元预算通过向全国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竞争性拨款，资助癌症、疫苗和其他疾病的医学研究。在2024财年，NIH的资助接近400亿美元，其中约94%用于资助全国范围内的大学、医院、研究机构、生物制药公司和实验室进行生物医学研究。NIH资助的研究涵盖了300多个健康问题。国家卫生研究院整体预算的变化可能会对各州产生不利影响，减少NIH资金的经济效益，并限制新的健康研究机会。几乎每个州和每个国会选区的研究人员都能获得NIH的资助。

“削减联邦科学和卫生研究资金可能会使各州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来源：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组合在线报告工具，“按地点和组织划分的NIH奖项”

肯尼迪公开表示，他将把NIH的研究资金重新分配，用于他所称的“预防性、替代性和整体性健康方法”。他还表示希望缩减NIH的工作人员规模。2025年2月7日，NIH宣布计划大幅削减对受资助者间接费用的资助，比例将从之前的50%或更高降至15%。此外，肯尼迪还希望阻止为存在经济利益冲突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并引用了2019年ProPublica的调查，该调查发现超过8,000名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健康研究人员存在重大利益冲突，比如持有生物技术公司股份或向制药商授予专利许可。

尽管NIH支持的突破性研究（如mRNA疫苗和癌症治疗）取得了显著成果，肯尼迪认为，类似的资金应优先用于支持预防保健和替代疗法的创新。肯尼迪认为，NIH过于依赖药物治疗方案，忽视了替代医疗方法。他呼吁将预算的一半用于支持预防医学、替代疗法以及整体疗法，重点解决疾病的根源，如饮食和环境因素，而非单纯依赖药物治疗。而批评者认为，破坏NIH与产业界的合作关系可能会阻碍医学进步。

此外，对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CMS主要通过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负责监管美国超过1.5亿人的医疗保险。肯尼迪的重点并非废除这些项目，而是重新审视其优先事项。如在2024年9月，他曾提出面对患有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患者，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不应承担如奥泽美克Ozempic等减肥药物的费用，而应为参保者提供健身房会员资格和健康食品，他认为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长期健康并节省资金。

但值得注意的是，1月29日他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参加听证会时，表现出对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两个关键政府计划的混淆，这两个计划覆盖了超过1.5亿美国人。肯尼迪混淆了这两个计划的区别，联邦医疗保险主要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保障，而医疗补助则面向低收入群体。在讨论联邦医疗保险时，他忽略了该计划依赖私人保险提供服务的部分，并且对医疗补助的资金来源作出了不准确的描述，错误地称其完全由联邦政府支付。虽然他提到医疗补助计划的保费和免赔额过高，但实际上，大多数医疗补助计划并不收取保费或免赔额。

罗伯特·肯尼迪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图源：《纽约时报》

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另一计划是削弱大型制药公司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解除工业界与FDA的联系。多年来，肯尼迪一直直言不讳地反对制药业，同时还提倡替代性保健方法。2024年11月14日，特朗普宣布提名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后不久，辉瑞和Moderna等大型疫苗生产商的股价暴跌，疫苗制造商的市值在当天蒸发了80多亿美元。辉瑞股价下跌2%，Moderna下跌5.6%，BioNTech和Novavax下跌7%。

FDA与制药行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基于处方药用户收费法案（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PDUFA）。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并由乔治·布什总统签署了处方药用户收费法案（PDUFA），该法案授权FDA向提交某些人用药物申请以供审查，或在已获批准的申请中被列为某些处方药产品赞助商的个人收取用户费用。这一法案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FDA运营的基石。PDUFA规定FDA和行业之间进行谈判，最终形成一份公开承诺书，该承诺书在公开会议上讨论，然后由国会批准。PDUFA费用用于资助承诺书中详述的计划和资源，包括雇用更多员工，以提高药物审查效率并将FDA的资源集中在创新计划和研究上，但这也增加了行业在药品申请过程中的发言权。

目前，国会已多次重新授权PDUFA，相关资金占FDA药品审查预算的一半以上，取消这项程序需要国会批准，并进一步要求国会完成拨款程序，而这自1997年以来从未发生过。尽管肯尼迪无法单方面撤销PDUFA这项法律，但他和团队可以在国会下一次重新授权PDUFA之前，尝试推动立法变动，以减少FDA对制药行业的依赖，进而推动更加独立和公正的药品审评流程。

“让美国再次健康”议程的重点之一是改善美国的营养状况，肯尼迪强烈反对超加工食品，如冷冻披萨、薯片和含糖早餐麦片等食品，它们经过加工后添加了脂肪、淀粉和糖等，这些食品在加剧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健康问题。他曾在竞选集会上称，“让这些行业毒害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背叛我们的孩子。”

他还批评美国的快餐文化，认为这些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称特朗普的饮食习惯“很糟糕”。“竞选餐总是很糟糕，你没有选择，要么吃肯德基，要么吃巨无霸，其他东西我认为都不能吃”。他提倡加强监管，消除食品中的有害成分，特别是人工染料，这些成分在儿童食品中仍然广泛存在。他的立场甚至与许多民主党人士和团体一致，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民主党人加文·纽森（Gavin Newson）实施的法律，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红色染料3号”，以减少这些染料对儿童神经行为的潜在危害。

但公共卫生专家和前任官员表示，肯尼迪的许多目标并不值得实现，甚至有时是有害的。例如，饮用未经巴氏杀菌（肯尼迪支持增加生牛奶的供应）的生牛奶会导致人们生病，甚至死亡。食品和饮料行业游说团体消费者品牌协会（Consumer Brands Association）产品政策高级副总裁萨拉·加洛（Sarah Gallo）也表示：“当政治意识形态被用来制造恐惧并无视科学的作用时，它会破坏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并可能导致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无法获得安全和营养丰富的食品。”此外，食品巨头是美国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其传统盟友是共和党。即使是像去除人工色素这样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可能引发数十亿美元食品行业的激烈竞争。

与此同时，保健补品制造商似乎从他的改革计划中看到了机会，肯尼迪表示，特朗普政府将把美国人从FDA对维生素、膳食补充剂和其他物质的“强力压制”中解放出来。他计划为膳食补充剂做出更大胆的健康宣传，甚至推动政府、私人保险公司和灵活支出账户为维生素、鱼油、蛋白粉等产品买单，将它们与FDA批准的药物视为平等。

首先是政治与法律制约。尽管肯尼迪手握行政权力，但其改革计划需面对美国分权制衡体系的掣肘。例如，解散FDA下属机构的提议需通过国会立法程序，而共和党内部对监管松绑的立场并不统一，未来关于疫苗政策或食品添加剂监管的诉讼也可能出现。

其次是共和党内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肯尼迪的立场可能会受到国会共和党人（他们历来对加强监管持谨慎态度）以及特朗普任命的其他官员的影响。特朗普选择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胰腺外科医生和公共政策研究员马蒂·马卡里（Marty Makary）担任FDA局长，这一任命更为传统。同时，制药公司Roivant Sciences的创始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DOGE）的负责人。美国医药与食品工业年产值超万亿美元，其游说网络在国会影响力深远。以PDUFA法案为例，若肯尼迪试图切断FDA与药企的资金纽带，需克服国会中亲商派共和党人的反对。

最后是与科学界共识的对抗。全球主流医学机构（如WHO、NIH）明确反对削弱疫苗政策，同样在美国国内，美国儿科学会等数十家医疗机构和医生个人曾在2月发表公开信，警告“反科学决策将导致脑膜炎球菌病等致命疾病传播”。此类专业声浪可能影响中间选民态度，进而制约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资本投入。

首先，肯尼迪或将优先运用行政裁量权推进渐进式改革，具体路径可能包括：第一，修订FDA的GRAS标准：通过颁布新规强化企业举证责任，要求食品制造商对苯甲酸钠、人工合成色素等争议成分提交独立安全验证报告；第二，调整NIH资金分配机制，如2月7日，NIH已发布指导意见，将NIH拨款的间接成本率（间接成本为设施和管理费用提供支持的费用，该费用难以追踪）设定为15%，并将对所有新的和现有的NIH拨款的未来费用实行上限；第三，拓展医疗补助覆盖范畴：依据《公共卫生服务法》第2706条关于非歧视条款的司法解释，将针灸、功能医学咨询等替代疗法纳入Medicaid报销目录

其次，依托保守主义媒体体系，系统性建构医疗自主权对抗技术官僚专制的话语框架。保守派政治行动者历来擅长通过媒体叙事重构政策争议。以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辩论为例，福克斯新闻通过死亡小组等煽动性话语，从而将医保改革塑造为政府越权的象征。此类策略可能被复用于当前语境，如通过传播医疗自主权等概念，将疫苗安全讨论从科学领域转移至自由权范畴，进而转化为政策推行的民意基础。

总之，短期来看（2025-2026），政策推进将呈现“碎片化”特征：疫苗监测体系改革和强化对加工食品的监管等议程可能通过，但废除《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等激进提案大概率搁浅。长期而言，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或将走向“双轨制”——联邦政策强调个人选择，而反对该议题的各州通过地方立法维持原有监管框架，这种割裂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

特朗普和肯尼迪的“让美国再次健康”议程既是民粹主义对建制派科学的挑战，也是美国社会信任危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射。其政策能否从口号转化为实质变革，不仅取决于政治博弈的技巧，更将检验美国在科学理性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平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