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大家庭生活是否回归?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1-11 来源: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收藏本文


2020年是不寻常的一年。疫情改变了我们对全球化以来诸多理念的认知。The Economist新一篇文章讨论了疫情期间人们对群居生活的青睐。


来源:Po, Terry. “The pandemic may be encouraging people to live in larger groups.” The Economist, 5 November 2020, 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12/05/the-pandemic-may-be-encouraging-people-to-live-in-larger-groups.


人们在封锁中看到了合住室友的魅力


69岁的退休人员安德鲁·戴维森(Andrew Davidson)过着独居生活。去年3月,英国第一次封锁时,他正在装修他在利明顿斯帕(Leamington Spa)小镇的房子。厨房在施工,因此他接受了姐姐的提议,搬到伯明翰,同姐姐、姐夫住几周。离开之前,戴维森要求建筑商装上临时的厨房台面,这样如果他们三个无法忍受生活在一起,他还可以搬回来。戴维森先生最终离家九个星期。他说,这“绝对是一段美好的”经历。

上午,他会和姐姐或姐夫一起散步或收拾花园。下午,他们回到各自的空间,做着各自感兴趣的事,比如用Zoom上德语课、学习西班牙语、织物印花。他们一起用晚餐,分担烹饪和所有重要的烘焙工作。戴维森说:“合住是一次不错的发现。我挺后悔搬出去的。”经过这次体验,他未来会考虑和其他人长期住在一起。

封锁之下,除了同居者或被称为“豆荚”或“泡泡”的小团体以外,其他社交活动受到限制。因此,为了缓解孤独感或分担家务而搬去与人合住的故事比比皆是。事实上,疫情可能只是加速了一个现有的趋势。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再次选择合住。

在截至2019年的二十年里,英国家庭中,夫妻与至少一位成年人合住是增长最快的类型。在加拿大,到2016年,多代同堂的是增长最快的家庭类型,占6%。同年,澳大利亚2450万人口中,有五分之一与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一起生活,这比15年前增加了42%。

这种对群体生活的热情与西方的个人自由和隐私观念背道而驰。与家人或室友的争吵是常有的事。但在人类历史的大范围中,独门独户才是异类。无论是狩猎采集时代,还是后来的济贫院,人们都生活在大群体里,通常还会与非亲属同住,集中食物等资源,分摊做饭、照顾孩子等工作。只有在工业化之后,工作转移到家庭之外,西方世界才开始生活在核心家庭中。

在许多地方,大家庭的生活从未停止。例如,在塞内加尔,几乎三分之二都是大家庭住在一起。大家庭提供了政府无法提供的安全网,将现金集中起来支付医疗费,让失业的侄子从大锅中打饭。即使是在西方,认为“两大人两孩子”的家庭是常态的观念也已过时。1970年至2019年间,美国已婚夫妇和孩子组成的家庭,占比减少了一半。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晚。婚姻更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持续到死亡。

然而,核心家庭的分裂,爆发式地制造了新的家庭类型。西方大部分地区,独居的数量急剧上升。在法国、日本,独居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在德国,这个数字是40%,芬兰是41%。设计师艾琳·佩雷拉(Irene Pereyra)正在与瑞典家具公司宜家(IKEA)合作开展一个关于集体生活的项目。据她介绍,至少在学生宿舍、退休社区或修道院之外,集体生活“往往受到负面评价,或被视为异端”。


1960年到2018期间各国独居的比例

来源:“Percentage of one-person households, 1960 to 2018.” Our World in Data, 10 November 2019, ourworldindata.org/grapher/one-person-households.


这种看法对有些人很有吸引力。大卫和金·戈特森(David and Kim Gotterson)是澳大利亚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在群居团体中生活了很多年。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对抗战后一代父母的物质主义社会。戈特森先生说:“我们想要一种纯粹的、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环保主义者认为,与拥有独立住宅相比,共享住宅对环境更友好。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女权主义者强调了与其他女性同居对女性的好处。

集体生活的渗透


虽然有些人出于信仰而选择合租,但最近人们对合住的兴趣,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压力引发的。在英国,邻避主义(译者注:指部分公众反对政府在自己的居所周边地区建设项目和设施)让建造新房极为困难,平均房价是平均工资的8倍以上。而在1990年代中期,房价还只是工资的4倍。单身女性比男性收入要低,她们更难以负担住房。大龄离婚独居者的数量增加。在没有新住房供应的情况下,为不太富裕的年轻人提供的住房份也相应少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贝拉·德宝罗是《我们现在如何生活》(How We Live Now)的作者。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疫情)失去工作、被降薪或者缩短了工时,与更多人住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更经济的方式。

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变化

来源:“House prices as a multiple of average earnings.” Schroders, 30 January 2020, www.schroders.com/en/uk/private-investor/insights/markets/what-174-years-of-data-tell-us-about-house-price-affordability-in-the-uk/.


一些公司都抓住了这个机会。The Collective是一家英国公司,经营着三栋合租大楼,一栋在纽约,两栋在伦敦。公司“会员”平均租期为9个月,住在一居室公寓房,但与他人共享休息室、健身房,共同参加活动,比如鸡尾酒会、跑步俱乐部。该公司还在开发另外9000套公寓。

虽然The Collective等公司运营的城市建筑主要针对年轻的单身工作者,但想要合住的人越来越多样。The Collective的住户年龄分布在18岁到67岁间,平均年龄为30岁。Build Asset Management是英国一家提供服务式住宅的公司,据其调查,在截至2020年6月的一年里,情侣咨询合租房的数量上涨了136%。2019年,美国公司Kin在纽约打造了两栋大楼,专为家庭而非单身者或情侣设计。有意入住的人可以选择最多有4间卧室的公寓,还可使用公共设施(如游戏区),享受共享服务(如保姆)。

如今,最具实验性的住房包含了多代无亲属关系的居民,他们对与谁合住没有发言权。斯堪的纳维亚就有这种情况。瑞典赫尔辛堡镇(Helsingborg)的公共住房项目Sällbo有51套公寓,其中约有60%的居民超过七十岁。另外40%是年轻人,其中一半是难民。居民必须通过面试才能入住,还要签署一份合同,保证每周花两个小时与邻居交流。公寓里可以看到两种现象共存:坐在共享休息室看书,或为其中一位年长的成员购物。项目将持续两年。如果被认为成功,这里将成为租户永久的住所。

该项目的负责人德拉加娜·丘罗维奇(Dragana Curovic)介绍,跨越代际的界限可以带来社会效益。年轻人,尤其是新来的人,会向老年人学习,而老年人也会感谢年轻人提供的实际帮助。形单影只并不健康。一项元报告显示,没有强大社会关系的人,早死的几率要高出50%,这相当于每天抽15支烟。瑞典一项针对75岁以上老人的研究发现,与朋友和家人有多种快乐联系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较低。

与已知的死亡风险因素相比,

社会关系对死亡率产生的影响

来源:Holt-Lunstad, Julianne., et al.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icine. 27 Jul. 2010, 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0316.


生活许多其他方面也能受益于公共住房。有小孩的父母发现,如果他们能把孩子留在家里,交给其他友善的成年人陪伴,他们自己外出工作就更方便了。克洛伊和亚历克斯·沃尔夫(Chloe and Alex Wolff)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去年3月到9月期间,他们和刚出生的儿子搬到亚历克斯父母那里住了7个月。沃尔夫夫人说,如果不是和公婆住在一起,她就无法在产后6个月回去工作,因为当时附近所有的托儿所都受疫情影响关闭了。

40岁的记者本·布洛克-约翰逊(Ben Brock-Johnson)从纽约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农村地区“先锋谷”(Pioneer Valley),与妻子和现在5岁的双胞胎孩子住在一起。这是一个由32户人家组成的社区,居民共享花园、大型公共用餐区和活动空间。约翰逊说,这就“像孩子有100位父母”。周围一直有人,包括父母,他们可以和照看孩子、和孩子一起玩耍,或者只是为父母留意孩子。他认为,这样家庭成员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共享的缺点可以由设计来改进。建筑师格蕾丝·金(Grace Kim)在西雅图,住在一栋由她和丈夫设计的房子里。他们还跟另外八个家庭同住。她说,她的设计平衡了社区与隐私,而这正是大多数人对于合住的顾虑。“你可以望见厨房,却看不到客厅。”

在这种情况下,做决策可能会比较缓慢。就算你不喜欢邻居,你也得和他们一起工作。你不能随意忽略他们。然而,就像在工作场所一样,要一起完成工作,同事往往会抛开分歧,好好工作。可以想象,公共生活可能有助于团结分裂的社会,哪怕只有一点成效。

疫情期间的避难所


然而,鲜有政府提倡这种做法。在英国,房东需要特殊的许可才能将一套房子出租给多个家庭。在纽约,单独出租带有共享浴室的公寓是被禁止的(为了阻止房子成为妓院)。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警告大家庭的危险:善于交际的年轻人可能会把病毒带回家,传给祖父母。少数族裔几代人合住的现象,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他们为什么在英国受到疫情的打击如此严重。

与已知的死亡风险因素相比,

社会关系对死亡率产生的影响

来源:Holt-Lunstad, Julianne., et al.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icine. 27 Jul. 2010, 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0316.


生活许多其他方面也能受益于公共住房。有小孩的父母发现,如果他们能把孩子留在家里,交给其他友善的成年人陪伴,他们自己外出工作就更方便了。克洛伊和亚历克斯·沃尔夫(Chloe and Alex Wolff)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去年3月到9月期间,他们和刚出生的儿子搬到亚历克斯父母那里住了7个月。沃尔夫夫人说,如果不是和公婆住在一起,她就无法在产后6个月回去工作,因为当时附近所有的托儿所都受疫情影响关闭了。

40岁的记者本·布洛克-约翰逊(Ben Brock-Johnson)从纽约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农村地区“先锋谷”(Pioneer Valley),与妻子和现在5岁的双胞胎孩子住在一起。这是一个由32户人家组成的社区,居民共享花园、大型公共用餐区和活动空间。约翰逊说,这就“像孩子有100位父母”。周围一直有人,包括父母,他们可以和照看孩子、和孩子一起玩耍,或者只是为父母留意孩子。他认为,这样家庭成员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共享的缺点可以由设计来改进。建筑师格蕾丝·金(Grace Kim)在西雅图,住在一栋由她和丈夫设计的房子里。他们还跟另外八个家庭同住。她说,她的设计平衡了社区与隐私,而这正是大多数人对于合住的顾虑。“你可以望见厨房,却看不到客厅。”

在这种情况下,做决策可能会比较缓慢。就算你不喜欢邻居,你也得和他们一起工作。你不能随意忽略他们。然而,就像在工作场所一样,要一起完成工作,同事往往会抛开分歧,好好工作。可以想象,公共生活可能有助于团结分裂的社会,哪怕只有一点成效。

疫情期间的避难所


然而,鲜有政府提倡这种做法。在英国,房东需要特殊的许可才能将一套房子出租给多个家庭。在纽约,单独出租带有共享浴室的公寓是被禁止的(为了阻止房子成为妓院)。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警告大家庭的危险:善于交际的年轻人可能会把病毒带回家,传给祖父母。少数族裔几代人合住的现象,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他们为什么在英国受到疫情的打击如此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