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人口学、老年学和社会保障。

宋靓珺，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

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团队博士研究生沈凯俊、龚遥、吴敏捷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摘要]退休年龄改革是社会民生领域的重要议题，涉及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相继施行了退休年龄改革，延迟退休已是大势所趋。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民意基础有待夯实，社会共识亦尚待凝聚。为此，应在养老金财务平衡、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运行等工具理性的讨论框架之外，从重新认识和定义老年人、保障老年群体社会经济参与权利和拓展老年人自我发展需求等更宽阔的人本主义视角及对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时代特征的社会经济外部环境变迁趋向的科学研判为基本认识点，开展一场针对社会观念全面变革与制度实践创新的思想讨论。并在具体操作运行环节权衡多方利益主体的主要诉求，采取科学灵活的方案策略，使其总福利效应更符合社会多数成员的普遍预期，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

[关键词]退休年龄;延迟退休;社会观念;制度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20ZDA0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老龄社会的家庭承载力模型及其政策仿真”( 7187403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老龄社会的家庭变迁及家庭政策重构:基于ABM仿真的研究”( 18YJC84001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的建议中明确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再次成为社会民生领域的热点话题。退休年龄改革事关国家社会保障和公民劳动就业以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项十分重大和非常敏感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其推进和实施需要经过科学研究和慎重决策。

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制度安排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后虽经部分修改仍一直沿用至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健康和寿命状况。时至今日，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全龄人群的健康状况改善、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就业意愿的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科技革命引发的就业结构与模式转变等现实情境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改革的现实土壤已趋成熟。加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相继以延迟退休年龄作为主要改革方向，而中国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也已引发了各界对现行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系统中长期平衡的担忧，对退休年龄改革的深人讨论恰逢其时。由此，本文试图跳出传统工具理性的讨论框架，从重新认识和定义老年人的认知层面、保障老年群体经济参与权利和拓展老年人自我发展需求等更宽阔的宏观视角对这一议题开展讨论，在超越传统思维观念和逻辑框架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积极回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诉求。

一、我国退休年龄的历史变革

19世纪80年代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退休和养老金制度，此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工业革命以后，为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模式和社会风险集中管理而建立的现代管理制度，并历经一百多年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也有“告老还乡” “致仕”等1退休安排。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百姓通常是没有现行意义上的退休制度的。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始于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条例》规定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职工为50周岁；1955 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中增加规定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2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仍然沿用此前的规定，但对特殊工种和岗位的提前退休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性为年满55周岁，女性为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公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性年满50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3此后，我国再也没有就退休年龄政策进行过重大修改。

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年3月10日，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4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52021 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1至此，延迟退休已进人实质性推行阶段，改革方案呼之欲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此，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是：“十四五”期间，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严峻的“窗口期”，就是1963年出生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即将进入60岁。这对本已脆弱的养老金体系将形成一个巨大的短时冲击，改革的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尽管官方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积极，但其民意基础一直较为薄弱。相对陈旧的社会观念和认知混沌成为了实质性推进退休年龄改革的思想桎梏。一场全社会对于老年人价值与劳动权利再认识的思想革命迫在眉睫。当然，这必然会与当前的观念和利益格局发生冲突，也会与智能化、数字化的“不确定性”所交织。这就需要在具体运行时兼顾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群体特征，在各利益群体相互交换与博弈中尽可能达成更多的政策共识，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二、国内学界对于延迟退休相关研究的不同观点

国内学界早期对于延迟退休议题的讨论焦点之一是该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持支持态度的主要观点是从减少中国未来养老金隐性债务、2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3改善养老基金收支平衡、4降低我国高储蓄率、5促进经济发展、6总体降低青年失业率等角度论证了延迟退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持相反态度的主要观点，有认为延迟退休政策并非中国养老保险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7当前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增加政府的负担，因而暂没有必要提高退休年龄；8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或者延迟退休虽然可对基金状况有所改善，但无法根本性解决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压力等等。9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界在讨论中对延迟退休政策愈来愈趋向于支持和开放的态度，延迟退休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随着对延迟退休制度改革逐渐形成共识，学界争议的另外一个焦点是该方案实施的时机和步骤，主要有如下几种方案：一是参照国际社会目前的通行做法，10施行男女65岁同龄退休，以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团队向人社部提交的方案为代表。1但这些方案的具体执行时间表以及步伐速度不尽一致；二是主张男女不同龄退休，即：男性65岁退休,女性60岁退休,2但允许女性在自愿的原则下选择到65岁再退休；3三是将退休年龄制度建立与预期寿命相联动的调整机制，设立动态浮动的退休年龄制度，4类似的灵活浮动方案还有分别从2015年、2025年、2035年、2045年和2055年左右起，劳动者分别只要满足35年、36年、37年、38 年和39年的最低工作年限，或者63岁、64岁、65岁、66岁和67岁的法定标准退休年龄即可弹性选择个人实际退休时点，5当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时选择推行延迟退休最为合适。6因此，学者们对于延迟退休方案时机步骤、改革目标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各种方案各执一词，但也各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可见，学界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已开展了充分的讨论与论证，形成了丰富的学理性成果。

三、低龄/准老年群体劳动就业意愿与能力的现状考察

(一)低龄老年群体在业率超1/3，准老年群体对劳动就业的意愿较为强烈

老年人群内部的异质性巨大，不同队列的人群特征将会深刻影响公共政策的施行。老年在业人口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人的老年人口。7老年人口在业率是反映老年人力资源利用和供给状况的重要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该群体的劳动就业意愿。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8展示了我国老年低龄和准老年群体的在业状况(见表1)。由调查数据可知，2017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现行定义下的老年人)有超过20%仍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劳动。其中, 60—64岁组的低龄老年人在业比例超过了1/3, 表明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老年人健康水平下，我国低龄老年群体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劳动参与。从分性别的角度来看，老年男性在业比例始终高于女性，其中60—64岁组的男性高于女性18.9个百分点；从分城乡的角度来看，农村低龄老年人在业比例远高于城市，其中60—64岁组的农村老年人在业比例超过一半，城市老年人的在业比例也超过20%。诚然，低龄老年人口在业率的城乡和性别差异与现行城乡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障设置的二元体系有关，但即便如此，我国城乡低龄老人都有着较高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意愿，亟需寻求一种更加多元和灵活的劳动就业模式与此适配。

(二)低龄老年群体占劳动总人口的比重近8%，准(潜在)老年劳动人口数量巨大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最新公布的中方案数据，12020年我国60—64岁老年群体的人口规模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 15—64岁)的比重为7.66%，人口规模约为7751万人；55—59岁人口规模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为9.76%，人口规模近9874万；50—54岁组的这一比重更是高达12.20%，人口规模达到了1.23 亿。而在目前的劳动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下，如此体量的低龄和潜在老年劳动人口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使得原本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成为了社会产品的消耗者，其蕴藏的丰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虽然上述规模的老年群体并不都适合60岁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就业，某些对体能有一定要求的行业和工种会将部分低龄老年人口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但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模式形成冲击，高度依赖体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转为以智力和经验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收获同样甚至更多的由老年人(准老年人)提供且能满足老龄社会需求的社会财富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加大。

(三)老年群体的60岁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与OECD发达国家水平接近，健康素养水平较高

国民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的持续改进是延迟退休的前提条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 2019年我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77.4岁、健康预期寿命为68.6岁。2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劳动者退休余寿的延长，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则意味着养老金支付期更长；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延长的寿命中保持健康状态的余命增加，理论上说可以继续工作的寿命也在增加。

从我国60岁健康预期寿命的绝对值来看(见表2)，中国老年人口60岁的健康预期寿命近16岁( 15.92岁)。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老年人60岁之后还可以健康存活的时间为近16年，与美国基本持平( 16.35岁)。而2019年美国的退休年龄为男女同龄，均为66岁，3分别比我国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高出6岁和16岁(11岁)。

从我国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占比来看，1我国已与英国、德国与意大利等OECD国家相近(上述几国的退休年龄均大致为66—67 岁)，仅次于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发达国，甚至高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未来健康预期寿命将会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制度安排模式应该充分考虑对上述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快速提升的现实进行必要的调适，通过逐步延长工作时间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人口的健康红利。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的长效机制，即退休年龄随着预期寿命动态调整。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健康工作寿命设定我国分性别目标退休年龄的方案，2未来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和讨论。

(四)低龄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良好，准老年群体受教育水平超一半达到高中及以上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进人就业市场的年龄推迟、需要养老金支持的年份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人口队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等与劳动就业相关的人力资本的提升。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64 岁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比例为53.9%，超过半数人口。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24.3%，有超过1/5的老人接受了较高的教育层次；而在准老年群体中(55—59岁)，接受了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升至68.2% (见表3)。这表明我国未来即将进人延迟退休的准老年群体具有较高的学识水平和再学习能力,有足够的智力水平和知识储备继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随着1949年以后出生、在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最初一代人步人老年，一代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新一代”老年人正在成为老年群体的主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表明，我国低龄和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综上可知，我国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特别是准老年群体，在主观上有着较强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意愿，在生理功能和智力储备上也较大程度上具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可以也应当充分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本。

四、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

我国逐步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箭在弦上。作为一项与全体劳动者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制度和政策调整，其带来的改革效应是长远而深刻的。特别是其作为对老龄社会劳动力和养老金问题不足的政策回应，其正面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应在满足社会安定团结、经过一定的窗口期之后,遵循小步慢提、渐进到位的基本原则，最终达到男女同龄的政策调整目标。无论何种调整方案，在政策正式施行之前，全社会应就下述几项观念重塑与制度创新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和广泛认识，以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和制度环境保证政策改革的平稳、有序推进。

(一)没有年龄歧视的社会经济参与是老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老年人是资源，年龄就是资产”的观点。老年人自身蕴含的经济产出能力、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等资源，可以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呈现并发挥作用。随着对使用童工的禁止和受教育年限的普遍延长，人们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在不断的延后，其直接的表现就在于青少年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并直接影响整体劳动时间的供给。如果维持既定的退休年龄不变，则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劳动时间相应缩短了，而用于接受教育和退休以后的生活时间则大大延长。即使在劳动就业期间，每周的法定工作时间也在减少。这将会带来劳动参与方面的代际不公平。

在工业化时代，确定退休年龄并给予老年人口养老金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进步，也构成了劳动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工资决定的基础。老年人口在逐渐退出劳动就业市场以后能够公平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是老年人口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实现和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场域。老年人口有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利。没有年龄歧视的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支柱，也是老年人口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主要途径。我们在强调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时候，通常会忽视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包括继续工作和就业的权利。

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就是认为老年群体不再具有经济生产力，不再能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而只是一个消耗大量社会福利和服务的群体。但如果从身体功能来说，大量最新的研究表明，我们现在60岁时的能力和体能，相当于过去50岁的人口，70岁相当于过去的60岁。由此引发众多的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论证为什么老年定义必须要改变。1更新定义的另一项重要作用是改变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形成新的社会共识。过去，退休常常是与衰老相联系，退休也经常被等同于一个人经济活力的衰退甚至是丧失。我们的很多劳动立法、社会政策和指标统计事实上都在假定一旦退休，人们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都将不再存在，至少不再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作用。这其实是建立在过去对老年人能力认知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用20世纪的认知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难以真正发挥公共政策的治理空间和政策效能。

从世界范围的趋势来看，很多国家都在不余遗力地推迟甚至取消强制性的退休年龄制度。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取消退休年龄制度,创造终生活跃社会”的概念，更从2021年4月1日起，宣布正式施行《改正高年龄者雇佣安全法》，规定最高退休年龄为70岁。2这可能是日本破解养老金危机的策略，但也是从观念和制度安排上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和形成长期趋势的努力。延迟退休政策应真正惠及广大老年劳动者群体，这当中也应包含其社会经济参与的权利保障，避免以年龄为唯一标准的歧视和排斥。这也是积极回应世界范围内对老年人从“慈善的对象和福利的享受者”到“劳动权利的拥有者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的认知转变。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讨论应当更多地纳入老年人口基本权益的考量。

(二)延迟退休是激发老龄社会人力资本红利的重要举措之一

健康促进增进了人力资本红利。世界上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都相继推出了国民延迟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最低法定年龄的改革措施，例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将在2023年至2029年期间陆续将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推移至67岁，英国将从2037年之后,逐步将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上推至68岁。3这些国家推动退休制度的改革动力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抚养比越来越大，原有的养老金制度无法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人口寿命延长的同时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国家的人口预期健康寿命也大幅提高。这意味着劳动者拥有了更高的健康资本，从而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由此产生新的人力资本红利。这也为这些国家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改革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可以激发老年人口的健康红利从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已有研究也表明,延迟退休适当延长劳动年限可以给劳动者带来“健康红利”，4提升老年人的总体福利水平。5研究表明，在60岁以后继续从事一些工作能够对低龄老人的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从生理层面来讲,适度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能够促进身体健康，相当于参加了一定程度的锻炼。从精神层面来讲，60 岁以后老人能够继续参与一些工作，一方面可以保证其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务安全感和来自社会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继续参与工作可以维持甚至拓展其社会网络，避免因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脱节而造成社会隔离。工作是体现个人健康资本、智力资本和社会价值的途径之一。通过延迟退休政策，激发老年人口群体的生产性，使得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转而构成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这些健康的老年人力资源积极参与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将可以极大地冲抵由于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和年轻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减少消失的“人口红利”。

2016年10月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纳人国家战略，并提出“至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的远景目标。推行退休制度改革,适当延迟退休年龄，让低龄老人能够更好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发挥并能有效促进老年人口的健康资本,亦是对“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积极推动和重要实践。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在社会中形成鼓励低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参与的普遍认识与广泛共识，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老年人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全体成员收获更多的健康资本，尽快实现“以质量换数量的劳动力发展策略。

(三)以逐步推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拓展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空间

我国目前实行的主要基于现收现付原则的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对老年人过去劳动成果的补偿。这种制度设计在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作用的经济发展阶段运行良好。而在人口老龄化和现代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这双重因素作用下，现行养老金制度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在前述人们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等条件下，劳动就业的形式在发生持续性的嬗变，对人类体能、智力和工作能力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人们所能从事的工作类型和能够工作的年龄也会不断变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而应将“退休”的概念与“衰老”的意象脱钩，逐步将“退出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权利(或部分权利)交由个人选择，即个人可以自主决定退休年龄(退出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或者是由个人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决定。但由于社会养老金是一种公共资源且是涉及几代人利益的公共资源，确定公平合理的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和相应的缴费义务和领取的权力就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基本共识和公平要义。

从目前在推迟退休政策大思路已确定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首先尝试逐步推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即在保证退休年龄下限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提高部分劳动人口退休年龄的上限值,并尊重个人(被雇佣方)和企事业单位(雇佣方)对于退休时间的双向选择，逐步实现退休年龄弹性化，逐渐淡化由国家硬性规定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同时逐步把“退休年龄”的提法转变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2并遵循“早减晚增”(提取养老金的年龄每提前一年,按一定比例减发；每推迟一年，按一定比例增发)原则，用以规范不同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的结构比例，以保障和激励更多老年人口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尽可能推迟提取养老金，缓和养老金提取的短时冲击效应，使得低龄老年群体由生产性人口向纯消费性人口转化的时间窗口不断延后。国家应尽早出台退休制度改革的路线图，以使全体劳动者形成合理预期。弹性退休制度可以在就业压力较弱的某一年份、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高学历高技能人群逐步开展实质性的推进。

(四)延迟政策的推行应兼顾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并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

目前学者们在讨论延迟退休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时都是将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并未加以严格区分。通常来讲，流动性较差、劳动力就业规模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容易受到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延迟退休带来的低龄老年劳动力供给增加会导致有限就业空间的挤占，与青年群体的就业形成交集。流动性较好、劳动力就业规模弹性较大、更具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则受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更有一些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就业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受到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较小。另外，某些劳动力市场，新增的低龄老年劳动力需要配给相应的辅助岗位，会由于延迟退休的影响带来新增就业岗位，对就业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此外，由于受到延迟退休政策影响而选择继续创业的低龄老人也会带来新增的就业岗位。因此，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延迟退休的政策敏感度不同，在政策实施中应从对延迟退休政策弹性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开始试点推行改革。

从短期效应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在现有就业规模下可能对青年劳动力就业的挤占，提高新增就业岗位的难度。这种效应特别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变得愈加不明朗的情形下可能会更加突显。从中长期来讲，延迟退休会带来大量低龄老人劳动力供给，一方面弥补了人口红利消退后的劳动力缺口，一方面拥有熟练劳动技能和较丰富劳动生产技术的低龄老人劳动力能帮助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实现良性发展。此外，还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新型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代际之间的就业摩擦更多呈现的是结构性问题，并非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替代关系。总体而言，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是短期的，而且在各个领域有所差异。中长期来看，延迟退休带来的挤占就业空间的负面影响将会被生产效率提高、市场规模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等因素所抵消，并与之相互促进、良性发展。

此外，还需要意识到劳动力市场的外部环境也在同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老龄化将与智能化、数字化并行发展。以AI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为延迟退休政策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撑，为延迟退休改革创造了更多的外部动能。一般认为，延迟退休政策释放了低龄老年群体的劳动潜力，有利于发挥该群体在经验、语言、判断等晶体智力方面的优势，缓解了老龄社会劳动市场的供给不足；但是，老年群体在体力、记忆、反应等流体智力方面的客观劣势同样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首先，现代科技发展已使主要劳动力需求逐渐从简单体力重复性劳动向复杂脑力认知性劳动转变，大多数劳动本身对体力的要求大大降低，而人工智能等技术则重塑了劳动的技能结构，再定义了优势技能与劣势技能。相对而言，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体能、存储、推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人机交互技术的进步推动人机融合走向了发展的快车道。这就使得在妥善关照老年群体体力劣势的同时，充分发掘低龄老年群体经验判断方面的相对优势成为可能。其次，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写了生产

流程，打破了传统生产连接，重置了生产场景，AI、 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劳动的人与工作地点分离的分布式工作布局提供了便利，办公地点多元化、工作内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将成为未来就业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工作足不出户，线上协作即可完成。在重构生产流程的前提下，低龄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发挥其技能优势，能力辐射范围也将得到扩展，单个劳动供给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真正实现老年群体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因此，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外部力量助推下，延迟退休或许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提高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效果。

(五)延迟退休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政策的配套

延迟退休的改革不仅仅是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需要对一系列现存制度、政策和项目的整体性改革和完善。因此，需要在调整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推进相关政策和机制的改革以及公共服务的改善，通过整体性治理的有效途径实现政策的最终优化目标。

首先，我国目前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虽然法律已经规定了老年人口可以提供咨询服务，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等，但在延长退休年龄的改革过程中，过渡期老年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权益保障需要更加明确和精准的规定，并且应当涵盖更广泛的法律内容，诸如期间对社会保障、工伤条例等等的明确规范。

其次,退休年龄改革不仅会影响到临近退休一代人的劳动参与,还将对他们下一代(子代)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老年人隔代照料是镌刻中国文化本源特征的最重要的社会参与之一。全面三孩政策已全面施行，延迟退休年龄也势在必行。然而，在目前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和缺乏社会托幼服务的社会环境下，延迟退休可能会冲抵生育政策的效果，1造成不同社会政策之间的冲突和磨损。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就应同时考虑大力发展社会化托育服务、适时出台如“男性产假”、家庭 税收减免计划及消除育龄女性就业市场隐形歧视等一揽子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通过整体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助力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推行。

最后，延迟退休还需要真正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起来。由于AI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培训体系已经无法帮助劳动力在其职业生涯期间能够持续地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并始终具有被雇佣的能力,终身教育就成为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途经。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对现行主要以休闲娱乐为主的老年教育体系进行适应性改革，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终身教育特别是老年职业教育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观点时提出，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要着力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2而退休年龄的延迟和相关配套政策的改革则从制度体系上保障了老年人工作权利的实现，同时也体现了一国的整体人口活力和社会对于全年龄段人口参与、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红利的开放姿态。3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制度设计还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实情，协调诸如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终身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和项目设计才能顺利完成，也需要全体国民的广泛理解和积极支持。延迟退休改革，是一场对于老年人文化状况、精神世界和劳动权利的观念审视与意象重构，亦是全社会对“老龄与老年”这一命题的深刻反察与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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