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助理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教授

作为讨论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在客观以及程序上，遵循美国内现有的法律基础，脸书、推特、谷歌、亚马逊这些拥有庞大法务以及合规团队的企业，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显然充分考虑到了自身行为在程序上的合法性：与外部观察者基于个体性认知和所谓直觉性的判断正好相反，这些企业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言论的封禁，恰恰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相关法律体系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体现，而非违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预防的“对言论自由的损害”，特指政府对个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于那些有充分的财产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体，发表言论自由的管制。推特、脸书等媒体运营商的权利，而非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作为独立自然个体的权利，才是美国言论自由制度保障的范围。此外，美国言论自由也有非常明确的边界，即所谓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和威胁。

或者更加直白地说，美国的言论自由不包括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国家安全核心利益构成挑战和威胁的自由；所以，当任何个体以任何方式，越过这条边界之后，相关的自由就会立刻受到限制。之前是泄露美军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罪行内部文件的曼宁、阿桑奇，接着是披露“棱镜计划”的斯诺登，现在是向支持者喊话诱发“国会山风暴”的特朗普。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角色和背景，任何对美国的体制以及机制构成威胁和挑战的，立刻就会触发美国制度的强烈反击。

这其实就是告诉了人们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美国的体制和机制是保护特定群体利益，而非抽象意义上“保护所有美国人”的。一个简单而鲜明的对比，就是新冠疫情肆虐美国造成几十万人死亡，这个体制也没有进行什么追究；国会山冲击造成的客观死伤人数与前者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但因为真正触及了美国精英的安全，所以整个机制就高效地展开了运行。脸书和推特对新冠疫情、香港黑暴，以及国会山风暴三件事情形成截然不同的态度，原因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这套逻辑上自洽的美国治理体系已经很难适应当下的需求。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个人以及政府发言人等方式明确表示，美国社交网站封禁美国总统特朗普账号的决定存在争议。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权利，“可以被限制，但要合乎法律，在法律框架内，而不是合乎社交媒体管理者的决定。”来自法国的指责则更加直接，也更加激烈。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表示了对推特、脸谱、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的担心：“数码科技巨头这样的大公司，有没有权力决定谁可以讲话，可以讲什么话？”同为国民联盟的科拉尔也表示：“虽然美国总统说的话我并不是都赞同，但我讨厌任何不走司法程序的封禁，这么做是赋予私立机构审查特权。”法国欧洲事务部长伯恩认为，对一家私营公司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感到震惊， “这应该由公民来做出决定，而不是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社交媒体对美国在任总统及其支持者实施生态级封杀，与新冠疫情在美西方国家出人意料的大规模散播，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完全基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市场理念构建的治理架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已无法继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技术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触及生产关系边界的过程中，上层建筑的有序调整和迭代就势在必行。如果简单凭借微观领域累积的优势，对变革的要求进行强势的压制，一如美国这次所做的那样，那么除了导致更加激烈的反弹和更加深刻的撕裂，以及更加彻底的内生性耗散之外，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对其他国家来说，以美国为镜鉴，积极着力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和结构的良性迭代，正当其时。

来源 |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