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Getty Images）

在发表告别演说前，白宫在其官网上登载了一篇题为《特朗普政府的成就》（Trump Administration Accomplishments）的文章。这份“成就清单”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成就开始写起，开篇依然是这句，在“中国病毒”入侵我们海岸之前，我们建立了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其后，围绕减税政策、贸易政策、能源独立、抗击新冠疫情、重塑联邦司法机构、控制非法难民数量、改革退伍军人服务、降低社区犯罪率、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特朗普政府的成就清单》。图片来源：白宫官网。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特朗普政府在国内主打的“经济牌”获得了一定成效。综合白宫的“成就清单”以及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在2019年底，美国25％的低收入阶层实现了4.5％的收入增长，超过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幅（2.9%），全美失业率在2019年降低至3.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佳水平，而贫困率也降至11.8%，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在金融领域，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2017年首次收于20000以上，并在2020年突破30000。通过签署以《减税和就业法案》为代表的系列减税政策，中高产阶级的实际收入显著提升，而小型企业特别是制造类企业的信心指数则在2019年左右保持在了较高位。

但是经济政绩的背后并非是毫无风险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针对中高收入阶级的持续减税，导致美国国债在特朗普任职的四年间增加了近7.8万亿美元，其增长幅度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小布什时期以及林肯时期。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其任期内增长的国债几乎是美国人欠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以及除抵押之外的所有其他类型债务总和的两倍。2020财年，美国的国债总额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联邦债务总额约为23500美元。

新冠疫情的流行则将特朗普政府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经济成就反噬殆尽。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月19日晚6时，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24216856例，死亡401174例。而在2020年的最后几天，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已经相继发现了自英国传入的变种病毒毒株。虽然目前已有约900万美国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但与此同时，许多深红州的居民仍然拒绝在大型活动中佩戴口罩，部分美国民众对于新冠疫情严重程度仍然存在认知鸿沟。如此严重的疫情状况势必对最高权力交接时期的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疫情的持续加重则让美国财政赤字雪上加霜。美国财政部10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3.1万亿美元，约等于2019年财政赤字的三倍，创造历史最高纪录。

同时，疫情也使得就业形势呈断崖式恶化。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全美已经失去了1000万至20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制造业的岗位流失更加严重，不仅抵消了过去六年的增长，还造成了约20万个岗位净损失。

图：2020年7月，失业人群在游行中呼吁增加失业救济费（来源：费城论坛报）

除了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在司法领域的影响也注定较为深远。在任期内，他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三人皆为公认的保守派人士，这使得9位大法官中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比例史无前例地达到了6：3。鉴于这九位大法官都将终身任职，他们在性少数群体、移民问题、医疗保健问题、甚至2024年大选等重要议题上或将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此外，特朗普还任命了200余名各级联邦法官，包括53名巡回法院法官和162名地方法院法官。这两百余人中约有24%的女性和4%的黑人，但无一例外全是保守派人士。

德国之声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康菲尔德（Michael Cornfield）的话称：“他（特朗普）提名这些法官，是他与基督教右派和共和党精英们达成的协议”。根据2019年的一份报告，每四名巡回法院法官中就有一名是由特朗普任命的，他毫无悬念地选择了保守派，这是他向支持者做出的竞选承诺。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称，在他的任期内，“全美暴力犯罪率逐年下跌”，但事实上，从1999年到2009年，全美犯罪率就已经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数据的下跌与他的当选并无直接关系。

图：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巴雷特继任去年9月份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来源：德国之声）

特朗普最广为人知且最“具体”的“遗产”，便是横亘在美墨边境上“大而美丽”的边境隔离墙。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目前“边境墙”已经完工约453英里，几乎达到了他2016年竞选时声称长度的一半（1000英里）。修建工程已经耗资约150亿美金，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国会，剩下的则是挪用的国防部、禁毒署等机构的预算。

这堵墙的背后是四年来愈发紧缩的移民政策。此前，移民政策研究院（MPI）发布了一份长达9章142页的研究报告，称特朗普政府在2017-2020年上半年共推行了400多项针对移民的行政规定，基本履行了其竞选时期的承诺，包括限制穆斯林前往美国、限制中国等国的留学签证、驱逐非法移民、控制中美洲移民、拒绝更多庇护申请等。

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更是借防疫之名进行了更加极端的边境控制。研究报告称，特朗普政府“拆毁”并“重塑”了美国的移民管理体系，其推行的几百项措施中，虽然有一些可以被相对轻易地撤销，但相当一部分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可以被扭转。

虽然在1月6日的“国会暴乱”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被集体封锁，但是他曾创造的绝无仅有的“推特治国”方式在四年内为他聚拢了强大的政治能量。

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有一个团队负责他的推特账号。每当他亲自发送推文时，都会在后面附上个人签名，以示个人与官方发布的区别。与前任不同，特朗普一直使用他的个人推特账户@realDonaldTrump，而不是美国总统职位的官方账户@Potus。据统计，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共发出超过2.5万条推特，平均每天17条，可以确认的是，这些推特都是特朗普亲自发送的，而非白宫的专业团队代为效劳。

一名白宫人员曾对《纽约时报》称，早些时候，白宫高层想说服总统放弃频繁使用Twitter的习惯，甚至考虑让推特后台对特朗普发布的每一条推特施加15分钟的延迟。但是许多官员不仅对特朗普频繁的推特已经养成习惯，甚至和他一样上瘾了，甚至有许多人为了帮助特朗普的“推特治国模式”更加顺利地运作，到媒体办公室提出了诸多改良意见。

在这种背景下，推特成为特朗普手上一件极为趁手的政治武器。《纽约时报》曾在2019年对特朗普的推文做了系统性的分析，详细地罗列了特朗普在11000条推特中发布的内容：5889条是攻击和批评某人某物的，表扬某人或某物的则有4876条。在攻击性的推特中，有2405条是对民主党人的攻击，2065条是针对各式调查的攻击，570条是对移民的抨击，851条是针对少数族裔的攻击（作者注：有的推特内容具有多重属性，可以被重复计算）。而在表扬性的推特中，有2026条是对自己的夸赞，有758条夸赞以福克斯新闻网为代表的保守派媒体。此外，还有1710条推送含有阴谋论的色彩。

对推特的依赖不仅反映了作为贴有“政治素人”标签的总统特朗普与美国政治传统的格格不入，更加剧了他与美国文官机构的不和。这些不和谐的关系也逐渐影响到了其团队内部，造成了内阁成员与政府机构人员的频繁调动。在其任期内，一共经历了4任国防部长、6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两任国务卿，而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事务部等重要部门更是经历了多轮“换血”。

从2017年到2021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一共从13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中退出，包括联合国系统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万国邮政联盟、《全球移民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全球性质的国际协议，理由几乎都是协议中的有关内容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对此，意大利左翼哲学家“贝弗”援引1992年老布什在里约地球峰会上的一句话评论道：“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谈判。”

尽管当选总统拜登已经多次承诺，上任后将带领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但一方面，这些过程涉及国内外大量的程序性和法务纠葛，需要耗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除了这些全球性的组织和协议外，另外一些双边或多边协议并不是美国想退就退、想进就进的。

例如2019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单方面退出美俄《中导条约》，2020年末，又宣布单方面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对此，俄罗斯方面皆强硬表示亦不再受这两项军控条约的约束。鉴于国际局势相对后冷战时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也难以与俄罗斯重新达成类似的军控协议，冷战后期军控谈判的成果就此付诸东流。

同时，“美国优先”原则伤害了曾被认为最牢固的欧洲盟国关系。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年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统斯坦迈尔都承认，特朗普从根本上伤害了北约。马克龙在2019年11月甚至表示北约已“脑死亡”，毫不掩盖自己认为美国应该为西方盟国的貌合神离以及盟国中广泛存在的混乱感负责。而2020年7月，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1.2万名美军，重新部署至比利时等北约国家。这又大大打击了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印太地区，以日美贸易谈判和日韩军费分摊谈判为代表，特朗普在贸易和安全方面与盟友们摩擦不断。盟友们开始质疑与担心，华盛顿保护它们的意愿与能力不如过去。

美国历史学家林赛·切尔文斯基（Lindsay Chervinsky）表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都失去了对美国政府和美国选举机制的信任。我们的国际地位确实受到了损害，这可能是特朗普最主要的遗产，因为这种事情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图：特朗普与默克尔在北约峰会上。此前，特朗普因为军费问题曾威胁退出北约（来源：德国之声）

作为选举承诺的一部分，特朗普在上任三天之内便退出了此前美国一手促成的TPP协议，让美国在接下来的四年内与自由贸易机制渐行渐远。虽然拜登政府承诺将在上任后重启自由贸易的进程，但是外界广泛认为，美国已经很难回到奥巴马时期以及之前的自由贸易时代了。外交官查莫罗（Chamorro）认为：“多边贸易自由化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美国来说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今天的美国，这（自由贸易）真的很难强行推销，无论你是众议员或参议员，无论你来自哪个政党，这都很难……我认为这件事优先级不会很高。”

与之相应的是，针对他国的贸易制裁持续增加。据美国格信律师事务所的统计，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美国共实施了3900多项制裁措施，平均每天实施3次制裁。而此前，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的制裁次数超过了700次。这些制裁涉及伊朗、朝鲜、中国、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企业及个人。特别是2018年，美国先是单方面退出《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又启动《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进口货物进行调查，并宣布加征部分中国货物的关税，拉开了中美贸易争端的序幕。

2020年1月，在经历了一年多互相加征关税的贸易冲突之后，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旨在缓解愈演愈烈的摩擦。然而，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将本已呈现出缓和趋势的两国关系拉下低谷。

一方面，中国的防疫抗疫成绩和抗疫援助提升了其影响力和公信力，这与美国在抗疫初期的自顾不暇、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不负责任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国内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担忧。

在特朗普任期的末尾，美国政府仍采取了多项措施以抑制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崛起。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加紧遏制中国在5G技术方面的发展，制裁以华为、TikTok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并联合全球盟友阻止中国企业在芯片制造等核心制造业领域取得突破。另一方面，美国继续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谋求和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合作，在南海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等敏感地缘政治议题上向中国频繁发力。

虽然美国两党在与盟国的关系问题上多有龃龉，但谈及遏制中国夺取美国的领导地位问题时则高度一致，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不会改变对于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且2018年以来美政府设置的其他非关税壁垒短期内也未见撤销的可能。而在地缘竞争方面，“印太战略”和针对中国的围堵从来就不是特朗普的专利，在可见的未来，这仍将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继2018年单方面退出《中程导弹条约》之后，特朗普政府2020年11月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至此，冷战末期美苏两国在限制军备上所做的努力皆化为泡影。2020年11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隶属于美海军第七舰队的“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当天侵入俄远东地区的彼得大帝湾附近领海，越过俄领海线“两公里”。俄“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随即向“约翰·麦凯恩”号发出警告，将其驱逐出俄领海。而美第七舰队发表声明称，美海军舰艇一直在国际水域活动，从未进入他国领海。

此次摩擦事件可以被看作是近年来俄美关系的缩影。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便断崖式恶化，而尽管特朗普深陷“通俄门”指控，他也并未在任期内缓解这一局面。《华盛顿邮报》在相关报道中称，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叠加影响下，俄美关系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如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极度缺乏人手，外交官们不得不亲自担任清洁工、消毒工以及电器维修工人，因为美方维修人员难以获得俄方的外交签证。自2017年以来，两国数次互相驱逐外交官、关停领事馆，导致两国之间的正常交流受到了极大影响。

在俄美关系中，“通俄门”的阴霾还未散去。虽然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完全洗清了特朗普的嫌疑，所谓“通俄门”调查不过是一场延续三年的闹剧。而在特朗普任期将尽的11月24日，他突然通过推特宣布赦免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此举被认为是特朗普在任期即将结束时密集使用赦免权的信号。而有关“通俄门”的争执，则将随着关键人物的卸任而成为一场“迷思”。

无论如何，俄美关系四年来一直笼罩在“通俄门”和黑客攻击的阴影下，持续呈恶化趋势。而新政府的上台似乎也不会对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做出根本性的扭转。

特朗普与普京，来源：美联社

当然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一味“退群”以及威胁盟国并不是过去四年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部内容，而美国并未与所有盟国都处于尴尬的境地，至少，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的关系一直是相当亲密的。

去年底，福克斯新闻网在一篇报道中将《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Abraham Accords）称为特朗普的三大政治成就之一，其余两项分别是“2016年选举中获得的极高支持率”，以及“仅仅花费9个月就研制出了新冠疫苗”。在美国的一手推动下，此次签订的《亚伯拉罕协议》将使得巴林和阿联酋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优化以色列的安全境况。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仅有两个中东国家承认以色列；而如今，已经有六个中东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无疑是特朗普政府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举措。

但这并不是复杂中东局势的全貌。自从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便急剧恶化。美国不仅在各方面对伊朗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制裁，还将伊朗的部分武装力量定义为“恐怖组织”。在2020年1月，美军直接动用无人机空袭使得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在袭击中死亡，该事件在伊朗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伊朗使用战术导弹对数个驻伊拉克美军基地进行打击，两国一度处在战争边缘。

虽然在11月初拜登赢得大选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甚至通过媒体向拜登喊话，呼吁其带领美国重回伊核谈判的进程。拜登也表示，只要伊朗遵守伊核协议的相关规定，他会重新加入伊核谈判。然而，在11月底，伊朗首席核科学家莫森·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遭到暗杀，而此前有过类似行为的以色列情报部门自然成为了最主要的嫌疑对象。这导致本已摇摇欲坠的美伊关系再次走到战争的边缘。

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了新一轮的制裁名单，数个伊朗企业赫然在列。对此，伊朗总统办公厅主任马哈茂德·瓦兹（Mahmoud Vaezi）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最新的制裁，虽然只是一场政治作秀，但又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罪犯本质。这个破产的政府即使在最后几天也不能抛弃对伊朗人根深蒂固的敌意。”

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以失败告终，但他仍获得了7400余万张普选票。在这场胶着的选举拉锯战中，美国的民主制度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压力测试，暴露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和“特朗普主义”的杀伤力。这些遗产泛化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身份政治”的执着、甚至对于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以及基本事实的怀疑，随着社会裂痕的蔓延弥散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整个世代。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一篇文章中细数特朗普对美国政治造成的三大破坏，其罗列的第一条便是“破坏美国民主”。具体来说，1月6日的国会骚乱表明特朗普违反既定准则，散布谎言，质疑法院的权威，并拒绝承认总统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机制以及政治惯例。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通过持续妖魔化传统媒体，使得他的支持者们也坚定不移地怀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从而接着质疑司法系统、质疑联邦政府，最终对整个美国民主体制产生怀疑，造成了其支持者群体无视基本的政治秩序，而盲从于特朗普个人克里斯玛的心理。而这对于整个美国政治是危及根本的。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则对此有不同看法。福克斯新闻网的一位评论员近日写道，当人们提及特朗普的“政治遗产”时，他留下的制度性遗产并不重要，他“政治素人”的身份和商业运作的成功经验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特朗普“重视大约一半美国人口（即其支持者）的正当诉求”，这些诉求在过去“腐朽”的美国政治中被认为是“过于草根”且被政客们不屑于谈论的，这种潮流已经侵蚀了上一代美国人的自信心。然而，特朗普逆转了这一潮流，不仅重视这些诉求，还通过独特的方式将他们动员起来，增强了美国人的信心。

图：1月6日的骚乱中，国会大厦前的抗议者被警方使用催泪弹驱离（来源：华盛顿邮报）

自立国以来，美国社会的分裂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特朗普上任前的2016年，围绕移民和少数族裔美国人与白人之间的分裂便已经得到较多关注，彼时各界多以经济地位的高低来解释族裔间的裂痕，认为厌恶少数族裔的白人多是面临破产的低端劳动者，而驱使他们与少数族裔对抗的直接原因也是产业调整带来的失业，最终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选举之初，大多分析都将这样的“铁锈带”失业中年白人男性视为典型的特朗普“铁粉”画像。然而，对于这一简单结论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息过。《华盛顿邮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指出，在特朗普的初选阶段，他的铁杆支持者们都来自富有阶层，而非外界所普遍以为的白人工人阶层。

无论各类调查的结论准确与否，都证实了一点，即美国社会的裂痕早已不是经济差异可以解释的了。这一点在不久前的国会暴乱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大西洋月刊》指出，参与骚乱的主力并非是刻板印象中的低端劳动力人群或失业人群，而是包括了企业主、CEO、律师、警官、现役和退休军人、房地产经纪人、全职父亲在内的“中高端群体”。布鲁克林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之子被认出参与了抗议，几位休假中的警察甚至军人也在与警方的对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一名芝加哥科技企业的CEO则在示威中被逮捕。对于这些人而言，“经济上的绝望”不能解释他们参与骚乱的动机。

对于富裕阶层的特朗普支持来说，他们始终坚信“自己不可替代不可替代的统治权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而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极端团伙背后也都有富裕白人的身影。《大西洋月刊》另一篇报道援引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弗纳（Eric Foner）的说法，3K党的领导“包括种植园主、商人、律师，甚至传道人等原本令人尊敬的社会人物”，他们煽动低收入阶层的白人冲锋在骚乱一线，并故意制造出了“白人工人是骚乱的制造者”的刻板印象，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存在着“只有底层人民才会参与右翼势力煽动的暴力活动”的偏见，而事实却是，暴力抗争多是由中高层阶级引发的，而参与暴力抗议的主力也并不一定是底层工人。由是观之，美国社会的裂痕早已不与经济阶层的分割线重合，而是有着更复杂多元的分裂机制。

与此同时，政党层面的分裂与政治极化也愈演愈烈，Governing网站援引共和党顾问惠特·艾尔斯的话说：“我们有两个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的政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Governing网站将美国社会的裂痕称为“大政治”（mega-politics），这种社会裂痕是由经济地位、种族、宗教信仰、个人经历等多个分裂维度所复合决定的，并最后投射到对政党的选择上。在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逐渐下降的当下，“大政治”成为了人民寻找归属，划分敌我的第一标准。报道中援引作家毕肖普（Bishop）的话称，“一切都变得一致：你的宗教信仰，饮食，娱乐，地理位置，对一个好邻居的想法，衣服，家庭观念，音乐，工作等等，都与你的政党倾向保持一致。或者更确切地说，你每两年一次的投票选择与其他所有事项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