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晓文 发布时间:2026-08-01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收藏本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孙立坚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解读经济结构性分化,分析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发力空间。发展研究院将本次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已不是“新动能快、旧动能慢”的简单增速差,而是演变为“新动能吃不饱、旧动能托不住、中小微主体转不动”的深层失衡:2026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8.3%,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融资覆盖率仅58%,普惠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较LPR仍高出1.7个百分点;传统制造业吸纳了58%的工业就业,但上半年利润同比下降3.5%,12.3%的中小微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种分化若不能通过政策疏通堵点,很容易从“转型之痛”变成“失序之险”,而货币财政政策的发力逻辑,核心是从“总量刺激”转向“精准滴灌”,同时守住不加剧分化的边界。
您刚才提到,当前分化已从“增速差”演变为“深层失衡”,尤其中小微主体“转不动”的症结之一就是资金传导不畅。那么货币政策在“精准滴灌”上,究竟如何打破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的困局?具体的抓手和落点在哪里?
孙立坚:货币政策的发力点不在“大水漫灌”,而在打通传导堵点。当前M2增速8.2%、社融增速7.8%,M2与社融剪刀差持续扩大,说明降准降息释放的资金大量在金融体系空转,并未流向实体薄弱环节。下一步的发力方向有三个:一是扩大结构性再贷款覆盖面,取消专精特新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抵押物要求,将科创再贷款、支小再贷款的额度向中小微企业倾斜,预计可覆盖1200万未获得低成本融资的主体,平均降低融资成本1-1.5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四川某专精特新工业机器人企业通过科创再贷款获得4.9%的低息贷款,融资成本较此前下降2.2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5%,新产品产值占比提升12个百分点,就是精准滴灌的直接成效。二是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建立“LPR-普惠贷款利率”联动机制,要求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低于LPR减50个基点,同时将服务实体经济的指标纳入商业银行考核占比不低于50%,预计可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0.5-1个百分点。三是扩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将北交所投资者门槛从50万元降至10万元,对专精特新、绿色企业实行“即报即审”,预计可将股权融资占社融的比重从4.7%提升至7%,降低科创企业股权融资成本2-3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重在打通资金堵点,但结构失衡的另一面是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财政政策如何在“不搞无效扩张”的前提下,补上这些短板,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
孙立坚:财政政策的发力点不在“无效扩张”,而在优化结构、补足短板。当前3.9万亿元新增专项债中,62%投向传统交通、市政等基建,仅38%投向数字经济、新能源、养老托育等新兴和民生领域,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比仅为1:2,远低于浙江将30%专项债投向新兴领域后实现的1:5撬动比。下一步的发力方向有三个:一是优化专项债投向结构,将新兴和民生领域占比提升至50%,同时将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从15%提升至25%,预计可撬动社会资本投入2万亿元以上。二是设立“中西部特色优势产业专项转移支付”,对贵州大数据、内蒙古新能源等中西部特色产业给予项目投资20%的财政补贴,当前这类产业增速普遍在18%以上,但配套财政资金仅能满足项目需求的40%,补上这个短板可直接带动中西部特色产业投资增长10%以上,缩小区域差距。三是简化减税降费申报流程,对年营收5000万元以下的科创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部分直接给予30%的现金返还,无需企业自主申报,预计可覆盖80%以上的科创中小企业,推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速再提升2-3个百分点。

货币和财政政策在“精准滴灌”上已经有了明确抓手,但政策力度加大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风险积累。您认为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守住哪些不可逾越的边界?
孙立坚:政策推进过程中必须守住三大边界,避免“为了稳增长反而加剧分化”的合成谬误。第一是避免“重新轻旧”的错配,不能为了扶持新兴产业就一刀切关停传统产业:当前传统制造业吸纳了58%的工业就业,上半年传统制造业失业人数占工业失业总人数的72%,必须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给予20%的财政补贴和低息再贷款支持,托住就业基本盘,否则分化会演变为社会问题。第二是避免债务驱动的泛化,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达120%,接近国际警戒线,35%的专项债项目为仓促上报的“政绩工程”,收益覆盖率仅1.2倍,低于1.5倍的监管要求,必须将专项债增速与GDP、财政收入增速挂钩,严禁投向无经营性收益的领域,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第三是避免“重东部轻中西部”的失衡,当前东部地区获得的专项债占比达58%,中西部仅42%,必须规定专项债的30%必须投向中西部的新兴和民生项目,同时将转移支付与产业梯度转移挂钩,对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产业的地方给予转移支付奖励,否则区域差距和消费分化将持续扩大,内需潜力难以释放。
本质上,中国应对结构性分化的政策逻辑,和发达国家“虚拟经济挤压实体、产业空心化”的路径完全不同:我们是在实体经济内部做新旧动能转换,政策的核心是让市场出清与政府托底形成合力,既避免“大水漫灌”催生资产泡沫,也避免“撒手不管”加剧分化失序。这种“精准滴灌、兼顾公平”的政策框架,不仅是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实践,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最确定的增长红利来源——当政策堵点被疏通,新动能的成长空间、传统产业的转型潜力、中小微主体的创新活力,都将被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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