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琴合作论文
Effective Maintenance of the Ten-year Fishing Ban in the Yangtze River,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发表于资源科学与生态学交叉领域国际学术期刊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长江十年禁渔是我国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随着禁渔进入常态化、长效化管理阶段，如何持续调动地方政府执行积极性、保障退捕渔民生计、提高非法捕捞监管效能，成为影响政策长期实施效果的重要问题。长江十年禁渔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退捕渔民等多元主体，各方在政策执行成本、生态效益、生计保障和行为选择等方面存在复杂互动，仅从单一主体出发难以全面解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问题。

该研究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渔民三方关系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鄱阳湖区实地调查数据，利用MATLAB对不同政策情景进行数值模拟。研究重点考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奖励与约束、地方政府对退捕渔民的帮扶，以及针对非法捕捞的执法频率和处罚力度等政策工具，分析不同政策组合对长江十年禁渔长期稳定实施的影响。

研究发现，对地方政府而言，奖惩措施需要达到一定强度才能形成有效激励。模拟结果显示，当奖励水平达到地方政策实施生态效益的一定比例后，地方政府主动执行的积极性明显提高；适当提高对消极执行行为的约束力度，也能够延缓地方政府由主动执行转向被动执行。研究表明，建立与禁渔实施成效相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保持地方政府长期执行政策的积极性。

对于退捕渔民，单纯扩大帮扶资金规模并不一定能够提高政策效果，帮扶资金能否精准转化为退捕渔民实际生计改善更加重要。当就业培训、转产帮扶等政策与渔民实际需求匹配程度提高时，渔民遵守禁渔政策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因此，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就业和生计支持的针对性，比单纯增加资金投入更为关键。

在非法捕捞治理方面，研究发现，提高执法发现和查处频率的震慑作用总体上强于单纯提高处罚强度。同时，执法处罚与生计帮扶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关系：当帮扶效率较低时，即使持续加大处罚力度，政策效果仍然有限；当帮扶效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配合中高强度执法和处罚，能够更快推动各方行为趋于稳定。由此表明，长江禁渔长效治理需要将生计保障与执法监管统筹考虑，形成多种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治理机制。

论文认为，长江十年禁渔的长期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精准对接退捕渔民就业和生计需求，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率，并通过数字化监测等方式提升非法捕捞发现和执法频率。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社会治理手段，有助于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退捕渔民多方协同的长效治理格局，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和流域生态治理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