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拓宽视角到三年的时间尺度上回望，这一结果既是延续，也是变化。2023年11月以来，两国元首的五次会晤都涉及人工智能（2026年5月北京会晤的通稿未提及，由外交部事后证实），但写进双方通稿的共同表述只有两处，即2023年旧金山会晤的“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与2024年11月利马会晤的“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后者是迄今最具体的一句。

此后近两年，专门的政府间对话没有开过第二次公开可查的会议，双边没有产生过一份联合文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两国在多边框架下共同接受的人工智能文本有五份，即联大相互联署的决议、2025年11月APEC庆州会议的《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2026年2月的《新德里AI影响宣言》、2026年7月APEC成都声明和2026年9月G20创新部长会的“卡罗来纳新兴技术原则”（下称“卡罗来纳原则”），其中庆州、新德里两份由第三方东道主主持，成都声明与“卡罗来纳原则”分别由中、美作为东道主主持，联大决议为相互联署。五次会晤，一次专门对话，一次嵌在经贸磋商里的对话，零份联合文件，两份平行的成果清单，五份多边文本，这笔账即是本文的起点。

伏笔是9月的转向。OpenAI与Anthropic在9月上旬相继要求为前沿模型设定约束性规则，xAI的马斯克9月12日公开支持阿莫迪，谷歌DeepMind的哈萨比斯同日称“方向正确”并重提其7月提出的由美国主导的前沿模型标准机构（Meta的扎克伯格9月15日则公开与协同放慢保持距离）。美国总统称之为“病态的阴谋”，中国外交部称之为“威胁叙事”。两国政府对企业诉求的回应方向一致，都没有接下这份议程，并对彼此的提法则各有保留。美方一面由贝森特9月16日表示“愿意讨论避免共同风险、避免两个体系分叉”，一面由萨克斯同月称中国“已经拒绝”放慢，“我们没有信任，也无法核查”。中方一方面由外交部9月9日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也于9月14日拒绝以风险叙事为前提的议程。换言之，美方不相信中方会放慢，中方不接受以风险为前提的合作框架，双方都愿意谈，但都希望掌握议题设定的自主权。

由此引出本文的问题。既然两国签得了同一份多边文本，为什么三年来签不了一份双边联合文件，而9月25日又各自写下了内容相近的一条？如果问题不全在意愿，那更可能在哪里？哪些领域合作程度可以很高，哪些可以商量，哪些只能有限合作，哪些暂时谈不成？本文分五步作答：先核对双边与多边两本账，再指出对手方在哪一层缺位，然后用两套判据把十六个议题分成四级，进而推理最可能落地的模式，最后提出一组可以被证伪的判断。

9月20日的纽约经贸磋商是这条轨道上的第一次实际对话。中方通稿仅有一句，即双方“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而美方的表述则具体得多。

贝森特会后称美方提议建立一个“通报机制”，按美国媒体的转述，即让两国相互通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事件。《连线》的报道把这一提议置于夏季事故（包括OpenAI智能体入侵Hugging Face）的背景之下，贝森特本人21日也把“不可控的智能体”列为需要讨论的危险之一。他9月21日在CNBC上的说法最完整：“我们现在把一个叫作‘美中人工智能对话’的东西正式化了。我们同意再次会面，大概两个月后，在深圳。第二件事，我们想开通一条沟通线路，一条事件线路……然后我们想开始讨论规程，让双方就主要的人工智能危险达成一致。”

中方的回应有两层，外交部9月22日被问及美方所称的通报机制时答“具体问题请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同日，《人民日报》国纪平文章则写道，“双方要用好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发挥工商界作为人工智能创新主力军的建设性作用”。按本文第四节的分类，美方提出的正是一级议题中的第四项（重大事故的紧急通报渠道）与第二项（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前沿模型能力），其触发因素更像是事故而非会晤。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这是9月20日磋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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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的白宫会谈是对这一提议的第一次检验，结果可以概括为三层落差。第一层是元首通稿。与5月北京会晤后“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表述相比，9月的措辞退回到了“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政府间”三字消失；利马会晤关于核武器使用决定由人类控制的表述也没有重申。第二层是机制。商务部把9月20日的对话定位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即它是第八轮经贸磋商的一个议题，而非独立机制；外交部24日被《纽约时报》直接问及“正式对话机制与安全事件应急联系渠道”时，回答仍是“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第三层是文件。会谈没有联合声明，中方通稿确认的只有双方“相互支持办好”11月深圳APEC与12月迈阿密G20，以及一份经贸“联合安排”，贝森特称其中包括把釜山休战延至2027年1月10日。9月25日双方各自发布的成果清单补上了人工智能这一项，两份清单都写入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美方称“超级智能对话”）与事件沟通渠道（中方称“人工智能事件”，美方称“SI事件”），中方清单还写明“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换言之，美方9月20日提出的事件通报机制，五天后以“沟通渠道”的名义进入了双方各自的文件，但触发条件、主管部门与对话层级都没有公布；两份清单一份叫“超级智能对话”，一份叫“人工智能对话”，外交部26日的回应是“尊重美方的提法”。也是在26日，特朗普以相当直白的方式表述了前文提及的这一边界，“当你领先时，你不会向对方开放”，“美国不会踩刹车”。

白宫资料图

图片来源：新华社

对这条渠道的性质，两国官员与学者的定性差别很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9月25日对CBS说，他把它想成“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红色电话”，“最重要的是有一条渠道”。曾任国安会中国和台湾事务副高级主任的杜如松9月25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简报会上则说，贝森特与何立峰之间的这条线“不是一条真正的危机沟通线，而是两个人用手机互相打电话”，对话“基本上没有制度化”。同一场简报会上，麦圭尔称之为“讨论风险的对话加一个热线协议的雏形”。中方的定性来自王毅9月26日谈访问成果的讲话：“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这是会谈之后中方官方文本第一次把新商定的对话称为“机制”。八点成果共识的附言还写明，“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驻美大使谢锋9月23日在《人民日报》署名文章中的表述则是中方的进一步框架性表态，“不能再设‘硅幕’，更不能搞人工智能‘星球大战’”。

2026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图片来源：外交部官方网站

会谈前后，联合国的一周为这一结果提供了注脚。

9月21日，芬兰总统与挪威首相牵头20国及欧盟委员会共22位领导人发表《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管控呼吁》，主张探索建立“能够设定标准、开展核查、并在能力跨过阈值时召集各国”的国际机构，联署者包括德国、加拿大与欧盟委员会，至9月24日增至28国加欧盟委员会共30位领导人（法国于23日加入），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印度都不在其中。

9月22日，古特雷斯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演讲中说：“拥有最强人工智能能力的政府，对人类负有最大的责任，要建立对话、透明、信任与合作的渠道，不是不顾地缘竞争，而恰恰是因为地缘竞争”。同一天，特朗普在同一讲台上称美国“完全拒绝任何构建全球主义方案来控制人工智能的企图”。

9月23日，安理会举行第一次专门讨论前沿系统安全风险的高级别通报会，阿莫迪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每个成员都能支持的狭窄协议，例如禁止用人工智能制造生物武器”“让各国能够相互核查承诺的评估与核查体系”，以及“测试失控与滥用风险的共同标准，和一个针对具有全球安全意义的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系统”。美国代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说，“这个论坛以及其他论坛中的国际对话，不能任其滑向全球治理”，“繁荣的未来不会由一个全球监管者来保障”。中国常驻代表傅聪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要“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成果文件。企业在联合国要求协调，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拒绝全球治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要求联合国主渠道，两天后两国元首的成果清单则把双边协调限定在“交流风险与收益”和“事件沟通渠道”两项上，其中后一项与阿莫迪在安理会提出的第三项建议方向基本一致，可以视作其双边层面的缩减版本。

企业界之外，盖茨9月21日在CBS节目中说，“这件事不会有单一的赢家……生物恐怖主义对我们谁都不好，让金融系统或电网瘫痪的网络攻击也是”；他此前也曾对路透社表示计划年内会见中国元首。

双边记录之外，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线，即两国在多边框架下已经五次接受或联署了同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文本（联大一项为相互联署对方的决议）。2024年利马会晤的通稿写明，双方“在联合国大会相互联署各自关于人工智能的决议”；2025年11月1日，APEC庆州领导人宣言附件《APEC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经21个经济体协商一致通过（《韩国先驱报》报道），韩国总统府称之为“第一份美中两国共同参与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协议”，其内容限于人工智能转型、能力建设与基础设施投资，不涉及前沿模型监管；2026年2月的《新德里AI影响宣言》有9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背书，2025年拒签巴黎宣言的美国，以及中国，都在其中；2026年7月23日的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据新华社报道由会议通过，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2026年9月1日至2日，美国主办的G20创新部长会通过“卡罗来纳原则”，白宫列出的20个与会方（含中国、非洲联盟与欧盟）达成共识。

这五份文本之外，第一篇讨论过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在8月增至37国，仍没有任何欧盟、七国集团或经合组织成员。9月21日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管控呼吁》则是迄今罕见的由多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联署、主张建立带核查权国际机构的文本，而中美两国都不在其中。

2026年9月21日，芬兰与挪威共同发起《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管控呼吁》（A Call for Control of Frontier AI Models）。

图片来源：芬兰政府官方网站

2026年下半年，这条多边线将出现两份东道主主导的文本。中方作为APEC东道主，已在5月第二次高官会上以书面提出领导人层级文件《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促进创新增长》，领导人会议定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美方作为G20东道主，把人工智能归入开拓性创新主题，峰会定于12月14日至15日在迈阿密举行。特朗普9月25日在Truth Social上写道，“我们将于11月在中国再次会面，然后是12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G20”，八点成果共识第二条也写明“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

多边线的含义有两层。其一，它说明两国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并非签署不了同一份文件，只是暂时无法签署双边文件。其二，它为11月和12月提供了两个现成的载体，双方成果清单把下一次人工智能对话定在11月，与深圳APEC同月。

但也要看到边界，庆州倡议的措辞是能力建设与投资生态而非安全机制，深圳与迈阿密两份文本各由东道主主导，出现两套并行叙事的可能性不小于出现一份共同安排的可能性。

对手方尚未到位，不等于无事可做，前提是有一把比“合作与否”更为细致的量尺。本文把中美人工智能治理议题分为四级，即高度合作、中度合作、有限合作与未及合作，分类依据两套判据。

学术判据来自国际制度与军控研究的四个经典变量。一是收益结构，即议题涉及的是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相对收益敏感度越高，合作越难，Snidal指出这在双边情境下尤为显著（Grieco 1988；Snidal 1991）。二是问题性质，即属于协议一经达成即可自我执行的协调问题，还是存在背叛激励、需要执行机制的合作问题（Stein 1982；Keohane 1984）。 三是可核查性，协定能否成立取决于违约能否被察觉，核查成本决定合作深度（Schelling & Halperin 1961）。 四是标准竞争，当合作以共同标准的形式出现时，“谁的标准”成为分配性争议（Mattli & Büthe 2003）。 技术判据来自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结构：合作是否需要共享模型权重、训练数据或核心算法；合作内容能否被表述为评测协议、通报格式、标识规范一类可互操作的接口；议题是否直接触及算力、芯片、训练方法等前沿能力的获取。两套判据合起来，得到表2的四级分类与图5的区间图。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中美人工智能治理的现状是“三年五会、两次对话、零份联合文件”，两国只在多边框架下签过同一份文本（五份）；2026年9月25日双方各自的成果清单第一次写入了人工智能对话与事件沟通渠道，但它仍不是一份共同文件，机制的层级与触发条件也未公布。第二，2026年9月暴露出的是一个双重错位。在美国国内，是企业要规则而联邦政府犹疑不给。在中美之间，是两国政府对彼此的议程各有保留，美方不相信中方会放慢，中方不接受以风险叙事为前提的合作。第三，合作的瓶颈更可能在于对手方的适配而非意愿，三年间持续链接在两国之间的是若干科学家，而非任何一个机构。

判断第五节的推理是否成立，可在2026年10月至2027年3月观察六项指标。

六项中若有三项在2027年3月前发生，路线B大体成立；若一项都没有，路线A 恐怕会沉淀为长期结构。截至2026年9月27日，第一项只出现了单方表述，即中方通稿记录的“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未进入双方成果清单，也未触及核武器决策，尚不构成对利马表述的推进；尽管第二项业已落笔，但其具体定义仍在盼复之中。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可以被证伪的判断。9月20日的纽约对话与25日的两份清单已经提供了初步的佐证：美方提出的第一个具体机制是事故通报而非评测标准或能力上限，部分报道（如《连线》）把这一提议与夏季的自主智能体事故相联系；国事访问留下的两份平行清单里，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两项都属于一级议题。据此可以初步预期，到2027年3月，中美之间若再出现双边的人工智能书面安排，仍将属于一级议题，内容是“防止最坏结果”，而不是评测标准或能力上限；11月的对话若产出文字，最可能是事件沟通渠道的触发条件与联络层级；深圳与迈阿密两份东道主文本中的人工智能条款，是否会停留在庆州倡议已有的措辞上，还有待观察。

总体来看，如果这一判断遭到现实的质疑，说明元首外交在具体相关部门的转化能力超出分析界的预期；如果这一判断多少得到现实的印证，则说明中美人工智能治理的合作逻辑与过往时期的军控相同，先有事故（可能不是事故，而是通报的事件），后有热线，最后才有条约。9月25日的两份清单写下的，正是一条热线的雏形。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9月24日那句“让它保持原样”和26日那句“当你领先时，你不会向对方开放”，与其说是立场，不如说是对这条路线上限与下限的美方立场的一种直白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