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聚焦近二十年来拉美国家左右翼政府频繁轮替及其背后的政治结构变化。相较于将地区变局简单归结为“民主衰退”“民粹主义”或政党危机，费雷罗博士尝试从“再政治化”出发理解政治钟摆：意识形态竞争、社会诉求与不同发展模式重新回到公共讨论中心，政治极化、制度冲突与社会不满不断上升，但多数国家仍通过选举和代议制度处理政治竞争，并未走向政体崩溃。基于这一观察，他提出“后主导政治”分析框架，以解释拉美在旧有政治共识松动之后长期处于开放竞争、却难以形成新稳定秩序的状态。

讲座首先回顾了拉美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费雷罗博士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寡头政治，到40-60年代工人阶级等社会群体被逐步纳入政治体系，再到70年代军人独裁、80-90年代民主化与市场化并行的“双重转型”，以及21世纪初持续十余年的“粉红浪潮”，拉美政治始终伴随着代表关系、发展模式与社会包容方式的重构。进入2020年代后，过去相对稳定的政策与制度共识明显弱化，社会进入动荡流变状态，“后主导政治”成为理解当下现实的关键概念。

在理论层面，费雷罗博士将“后主导政治”与“后新自由主义”加以区分。后者主要指向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干预方式的变化，而“后主导政治”描述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政治状态：原有霸权性共识逐渐消解，多种竞争性政治项目同时存在，彼此挑战，却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建立新的稳定主导秩序。许多曾被视为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成为政治争议的中心，包括国家干预经济的边界、人权保障与社会治安之间的张力、性别与原住民身份认同、地缘政治立场以及宪法与制度安排等。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全球金融危机及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也进一步改变了社会动员与政治传播的方式。

基于近年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开展的45份访谈，费雷罗博士进一步比较了社会运动、政党与代议机构之间的互动模式。在阿根廷，社会动员与政党体系保持较强联结，抗争力量往往通过组织政治替代方案和参与选举寻求制度内竞争，社会冲突更多被现有制度吸纳。在巴西，传统政党和中介组织与基层社会之间的纽带相对弱化，政治动员更趋个人化，公众对制度性代表的信任下降，魅力型领袖的重要性上升；但在关键政治危机中，制度与军队并未突破宪政底线，显示出一定的民主韧性。在智利，2019年以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更直接地质疑既有转型模式和代表安排，社会动员与传统代表机制之间出现明显断裂，由此带来长期的代表合法性与治理不确定性。

费雷罗博士据此总结，不同国家的政治钟摆并非同一种危机的简单重复，而取决于社会动员与代表制度之间的连接方式：当社会运动与政党保持强纽带时，动员更可能转化为制度内的实质性竞争；当中介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政治更容易走向个人化；当社会动员整体拒绝既有代表安排时，则可能推动原有政治契约发生更深层的断裂。因此，拉美当前更适合被理解为一个持续的再政治化过程，而非从危机线性滑向民主崩溃。

互动交流环节气氛热烈，与会师生围绕案例选择的代表性、巴西政党“反向建制化”、代际政治分歧、“后主导政治”框架能否适用于墨西哥等其他国家、科研资助体系以及外部大国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费雷罗博士回应称，选择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正是为了呈现拉美内部不同的社会动员—政党—代议机构关系；未来计划将相关研究拓展为专著，并纳入更多国家案例，以进一步检验理论框架的适用边界。

谈及拉美地区未来，费雷罗博士指出，目前该地区尚未形成能够长期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方案，频繁政权轮替与发展绩效之间的落差也持续考验公众耐心。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下，拉美国家仍需探索更具自主性的本土发展道路，在自然资源开发、国家发展目标和制度安排等根本性问题上重建社会共识。

本次讲座从历史演进、理论建构与比较案例三个层面解析了拉美政治钟摆现象，呈现了社会再政治化与民主韧性并存的复杂图景，也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高度政治竞争时代所面临的代表、合法性与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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