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平稳转段之后，中国2023年全年的GDP实现了5.2％的同比增幅，经济进入了恢复轨道。尽管投资需求依然较弱，消费支出却实现了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为GDP增速贡献了4.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82.5％。

2023年家庭消费支出出现V型反弹，跟疫情期间较低的基数有直接的关系。基数效应衰减之后，2024年的消费支出增速大概率会慢于2023年，除非我们在政策上加大对家庭实际收入的支持力度。

因此，有必要在今年尽快推出中国版的“家庭收入倍增计划”。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疫情期间通过财政政策加大了对家庭的收入支持，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支出能力反而提高了。而中国在疫情期间没有启动大规模的家庭收入支持计划。受疫情冲击，为数不少的中小微企业和工商个体户至今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而他们背后是数量更大的家庭。基于这个现状，从2024年开始，建议政府启动大规模支持和提升家庭实际收入的计划，财政支出向家庭倾斜，帮助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增加针对家庭的转移支付额，包括政府提供的托育、基础教育、健康、针对儿童和老人的医疗的免费与补贴项目。除此之外，倍增计划也要覆盖农村，特别是6000多万个农村家庭的老人的基本养老金要实现翻番甚至翻两番。这一计划会有效缓解家庭越来越强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对保障家庭消费支出的恢复和持续增速至关重要。

执行家庭收入的倍增计划需要政府压缩不必要的投资支出。宏观经济在过去这些年来已受到过度投资和宏观比例失衡的困扰及债务拖累，因此，投资支出的方向应该以企业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为主。考虑到存量过大和边际回报率过低，2024年以及未来几年继续启动大规模基建投资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行。 

这些年，政府用于支持有效投资的信贷投放和流动性还是充裕的，央行创造了很多新的释放流动性的结构性工具，强调了政策精准和差异化，试图避免过度刺激投资的重演。有保有压，投资增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些新兴行业的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之前慢了下来。考虑到地方大多数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率不高，财务上难以收回成本，控制基建投资节奏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中央暂停一些地方基建投资总量的扩张在短期是必要的，这些地方已负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要鼓励有限的金融资源流入那些能产生新动能和新结构的领域；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拿出更大的预算支出份额去帮助家庭弥补收入缺口，帮助恢复当地中小微和个体工商户重回市场，恢复其经营，比一味上马大规模基建投资项目更重要。

由于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在一定程度上已制约了其支出扩张的能力，这就需要国家从整体上尽快考虑债务置换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在主要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方面。尽管债务规模不小，但中国不像日本，银行不参与交叉持股，金融传导的渠道狭窄，加上这些年国家监管当局致力于防止系统风险的形成，应该说债务和金融风险总体上被隔离在了不同行业和地区，不大可能酿成全局风险，更不会像日本那样形成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现象。但要减轻债务对总需求的拖累，中央政府需要尽快依靠发行更大规模的特别国债对地方债务进行置换，并尝试回购部分住宅存量房用于保障房和长租公寓的来源，同时缓解开发商的债务压力。 

长远来说，要促进内需和家庭消费支出的合理增长，中国需要允许名义工资有更快的增速，至少也要保持不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工资增长缓慢在宏观上也牵制了价格水平的灵活性。这些年宏观经济的一些指标，包括价格指数，扭曲的情况迟迟没有得到矫正。基础产业的价格，包括受管制的服务领域，比如能源、交通运输和城市基础服务的价格等，中长期变化幅度很小，若能允许更多的市场化，缓解价格扭曲，市场机制的调节会更有效消除一些宏观失衡，而且可以与工资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样的话，价格指数有望消除失真成分。 

最后，由于中国经济的分散和区域差异化，这些年遭遇各种冲击这么大，中国经济依然没有出现剧烈失速，在有些领域还获得扩张机会。我们如能利用好这一优势，建设好一个平稳和优化的政策环境，做对激励，制度上设置更大的容错空间，完全可以期待地方上有更多的政策创新、更多的市场化改革和对经济变化更直截了当的回应。我相信中国经济依然会凝聚来自底层的创业和创新活力，获得克服短期困难和挑战的势能，继续回到和保持稳健增长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