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最重要的城市发展决策，正在此刻作出，而这些决策大多发生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城市。

如今，全球约有47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58%。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70%。然而，未来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不会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全球城市化的下一阶段，将由大量中小城市的快速扩张所推动，其中许多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这些地区恰恰面临着规划能力不足、财政资源匮乏等问题。这种情况值得高度关注。

关于城市生产率的传统论述，通常侧重于企业层面的优势，例如产业集聚、知识溢出和贸易成本降低。这些因素确实重要，但城市就业的优势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

城市能够为劳动者提供农村地区难以具备的条件：一个规模庞大、联系紧密的劳动力市场。

所谓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和厚度，意味着有更多企业参与劳动力竞争，劳动者拥有更多职业选择；当某个行业出现萎缩时，他们也有更多转向其他行业的机会。一个行业发展放缓时，城市劳动者通常可以在不离开所在城市的情况下转向其他行业。这种就业保障并不依赖正式劳动合同，而是来自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

当技术工人与拥有相似或互补技能、知识和经验的同行聚集在一起时，学习和知识交流的速度也会更快。这有助于提高城市地区的生产率，进一步巩固城市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这种优势并不只属于高技能劳动者。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即使是收入较低的城市非正规就业，也可能为劳动者提供技能提升、积累工作经验以及获得更好就业机会的途径。在非洲和南亚的许多城市，非正规经济往往可以成为劳动者向上流动的起点。

但关键在于，这条向上流动的通道能否继续延伸。如果城市缺乏充足的住房、交通和公共服务，劳动者就难以迈向更好的就业机会。原本可以成为发展起点的非正规就业，最终可能变成难以突破的困境。

城市工资溢价确实存在，但其形成机制并不简单。城市就业通常对技能要求更高，正规化程度和生产率也更高，因此往往能够提供更高的薪酬。

城市汇聚了规模更大、结构更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高技能行业，更多企业参与劳动力竞争。

但问题在于，城市工资的增长往往不足以抵消生活成本的上涨，尤其是住房租金的增加可能吞噬工资溢价。因此，从整体福利水平来看，城市就业能否真正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城市规划是否合理，能否避免住房和通勤成本侵蚀收入增长带来的收益。

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其中许多人居住在低收入国家。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这一比例似乎理应逐步下降。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贫民窟人口占比在过去20年间从60%以上下降至略高于50%。但自2020年以来，这一比例又开始回升。

真正值得城市规划者警惕的，是贫民窟居民的绝对数量。

从全球来看，贫民窟居民人数从2018年的约8.4亿增加到2022年的10亿以上，仅仅四年就增加了超过1.6亿人。这意味着，即使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贫民窟人口占比有所下降，居住条件不利的人口总数仍可能继续增加。

这一现象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容易被总体统计数据掩盖的问题：城市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均衡分配。

城市建成区是指被人工建筑和地表覆盖物占据的土地面积，包括建筑物、道路及其他铺装地面。预计未来25年，全球城市建成区面积将增长超过50%，增长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

真正能够实现发展潜力的城市，往往是在人口增长之前就着手规划并建设基础设施的城市。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有规划扩张与无序扩张并存的两种情况。

1975年，亚的斯亚贝巴的人口还不到100万；到2025年，其人口已经超过670万。城市部分区域通过有计划的扩张逐步发展起来，另一些区域则是在缺乏规划的情况下不断延伸。

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从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排水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居民是否拥有正式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看出。

当城市发展陷入碎片化状态时，住房、就业和公共服务之间便容易出现脱节，基础设施也难以覆盖居民实际生活的区域，而城市管理机构则可能缺乏有效管理城市扩张的能力。

这些问题会削弱城市集聚效应，使城市原本具备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难以充分发挥。

生产性城市与功能失调的城市，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类型。它们可能是同一座城市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由于治理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两种面貌。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也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城市化挑战。

与此同时，该地区城市扩张速度之快，也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城市空间尚未建成。因此，当前的城市规划和投资决策，将对未来的生产率和发展机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这正是当前全球城市化叙事中容易被忽视的紧迫性所在。

非洲城市今天所建设的实体基础设施、道路网络布局、土地权属制度和排水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50年的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

例如，如果2026年坎帕拉（Kampala）的街区规模规划不当，那么到2076年，这座城市可能仍要为今天的决策付出代价。

一旦非正规住区逐渐固化，土地利益格局围绕早期进入者形成，城市改革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今天仍有机会作出的选择，到了明天可能就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