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心并非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产物，其扩张引发的地方争议也由来已久。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前，美国北弗吉尼亚地区便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俄勒冈州达尔斯市（The Dalles）的谷歌数据中心也曾因大量消耗当地水资源而引发争议。然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显著改变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的规模与速度。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中心扩建推动美国算力基础设施进入新一轮规模化建设周期。美国商业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 Group, Inc.）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北美八大主要数据中心市场的已建成容量同比增长33.7%，在建容量则较2025年底增长24.8%，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尽管新项目不断投入使用，这些市场的空置率仍降至1.4%的历史低位，反映出旺盛的市场需求。部分大型数据中心项目也从传统的服务器机房向数百兆瓦乃至吉瓦级规模发展，并逐步配套建设发电、输配电和冷却设施。据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预测，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占美国总用电量的9.5%—15.3%。不断增长的算力需求不仅推动数据中心数量与容量扩张，也使其建设更加依赖大规模电力供应及配套基础设施。

这轮扩建潮既有科技企业的资本推动，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科技企业竞相扩大算力投资，将提前锁定土地、电力供应和基础设施视为争夺未来市场的重要条件。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及科技竞争优势联系起来。2025年7月23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America’s AI Action Plan），将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列为三大政策支柱之一。同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大型数据中心及其配套能源设施的联邦审批，并探索贷款、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支持措施。对州及地方政府而言，大型项目所带来的资本投资、税收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具有吸引力。

然而，数据中心扩张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对称。数据中心的算力服务通过光纤网络输送至全国乃至全球，为科技企业创造商业价值，也为政府带来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机遇；而支撑这些设施运转所需的土地、电力和水资源，却集中于具体的地方社区。当地居民要因此承受潜在成本与环境影响。有研究将数据中心概念化为 “物质性的、资源密集的、具有政治后果的基础设施”，而非虚无缥缈、无固定地点的“云端”资产，具有公私双重属性。随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种跨地域的经济收益与地方化的资源负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数据中心扩建成为地方政府与居民必须共同面对的公共议题。

“他不是在向犹他州居民推销，而是在向潜在租户推销。”谈及Stratos项目，犹他州科技行业组织“硅坡”（Silicon Slopes）负责人克林特·贝茨（Clint Betts）如此评价项目推手凯文·奥利里（Kevin O’Leary）对其规模的宣传。这也道出了数据中心开发的商业逻辑：为争取大型科技企业客户，开发商往往提前整合土地、电力和许可，再以快速交付能力吸引租户。这种开发模式被称为“带电土地”（powered land），即在土地开发之外，提前落实足以支撑数据中心运行的电力供应。它能够缩短客户的建设周期，却也催促着地方政府在项目最终规模、技术方案乃至实际用途尚不明确时，就对土地开发及配套设施安排作出决定。在这场科技博弈中，眼下的一切都只争朝夕。

然而，商业竞争所要求的速度，却与地方政府审议重大开发项目所需的时间发生冲突。在Stratos项目中，开发商将数万英亩的土地与庞大的发电规划作为卖点，并借助MIDA的特殊管理权限加速推进。面对短短数周的决策期限，县委员李·佩里（Lee Perry）抱怨，自己从政多年从未见过推进如此迅速的项目，“盖一栋房子都没有这么快”。尽管县政府有权拒绝将土地纳入MIDA项目区，但由于当地私人土地原本没有实施区划管制，县委员担心拒绝合作也未必能够阻止开发，反而可能失去约束项目的机会。最终，县政府同意调整土地开发管理权，换取噪音限制、基础设施资金等保障条件。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就此作出，而项目本身仍有大量细节尚未确定。

这种商业开发与地方决策之间的矛盾，首先反映的是美国基础设施审批权的横向碎片化。大型数据中心涉及土地规划、电网接入、水资源利用及环境许可等多个环节，分别由市县政府、公用事业监管机构、电网运营商和州级部门管理，各项程序缺乏统一衔接。纽约州东菲什基尔镇（East Fishkill）的居民便是在电网运营商公布的并网申请中，发现当地开发商计划建设一座用电需求高达1吉瓦的数据中心，而开发商当时尚未向镇政府正式提出数据中心建设申请。尽管项目仍处于初步规划阶段，当地居民已组织抗议，镇议会最终于2026年6月对大型数据中心实施三年审批暂停令。当项目能够在不同审批环节分别推进，地方政府便难以充分掌握开发进度，居民也可能直到项目进入某项专业审批程序后才意识到附近将出现扰害民生的大型基础设施。

其次，在纵向政府关系中，州级政策进一步挤压地方自治空间。美国州政府为争取大型科技投资，往往通过特殊开发机构、立法授权等方式集中项目审批权限。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者贾斯廷·科拉尔（Justin Kollar）在研究论文中指出，近年来部分州通过法律优先适用原则（preemption）、公用事业监管和程序调整等手段，将原本由地方行使的规划权力向州级机构转移。以西弗吉尼亚州2025年通过的HB 2014法案为例：经州政府认证的高影响数据中心及相关微电网项目，不再受到市县有关区划、土地利用、噪音、照明及建筑许可等地方规定的约束。这些安排为开发商提供了更加统一、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却也限制了地方政府通过传统规划手段回应社区诉求的能力。地方官员仍需面对居民的质疑，却未必掌握相应的决策权限。

再次，既有监管规则未能充分适应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需求，也容易造成监管滞后。2026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座大型数据中心便依据既有工业用地规定，被归入“批发贸易或一般仓储” （Wholesale Trade or Storage, General）类别，无须经过专门的土地用途变更程序便获得建设许可。由于缺乏针对数据中心的专项规划规则，居民难以通过通常的区划审议程序参与决策。丹佛市议会随后通过暂停令，着手制定专门的监管标准。

最后，信息披露不足也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参与。弗吉尼亚州研究人员通过信息公开申请发现，在31个拥有或拟建数据中心的地方辖区中，至少25个曾与相关企业签署保密协议。这些协议的保密范围往往超出商业机密本身，甚至涵盖与社区利益直接相关的项目资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市（Fredericksburg, Virginia），市议会直到批准数据中心园区区划调整的当晚才公布开发企业名称，项目计划建设8至12栋数据中心建筑的信息更是在表决次日才公开。保密协议固然有其正当理由，但如果保密范围过于宽泛，居民便难以及时了解项目规模、资源需求及潜在影响，也无法在决策形成前充分表达意见。商业保密由此可能成为地方公共决策透明度不足的一个重要诱因。

面对这些困境，美国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尝试通过社区福利协议（Community Benefit Agreements, CBAs）以实现项目监督与社区保障。CBAs旨在让地方社区与开发商协商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就业、税收、社区健康等承诺转化为可量化、可追踪的指标，并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相关实践已在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开展，然而此类协议仍缺乏统一标准和公众透明度。社区福利协议为地方争取话语权提供了新的途径，但目前来看，这一方式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大型数据中心开发中地方决策空间受限的局面。

此类制度性困境暴露出地方政府的决策难题，也解释了所在社区为何反对数据中心扩建：项目开发跨越多个审批体系，州级招商政策可能改变地方权限边界，而旧有规划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又未能及时跟上产业变化。当居民既难以充分了解项目的真实影响，又缺乏有效约束开发行为的决策渠道时，对未来风险的担忧便容易演变为对政府决策和企业承诺的不信任。数据中心反对浪潮因而不只是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抗议，也成为部分社区要求知情权、参与权和地方问责的政治表达。

数据中心确实能给地方带来真金白银。支持建设的地方官员通常认为，数据中心项目可以带来投资、税收和就业。以弗吉尼亚州劳登县（Loudoun County）为例，当地县政府预计，2027财年数据中心带来的房地产税和设备财产税收入约达13亿美元，占一般基金收入的四成左右。过去十年，劳登县每100美元应税房地产估值对应的税率从1.145美元降至0.805美元。县政府明确表示，数据中心带来的收入使其有条件持续降低居民房地产税负，并改善公共财政状况。一座数据中心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通过学校、公共服务和税率调整惠及整个县。不过，收益进入公共预算，并不意味着每个居民都能以同样的程度感受到它。劳登县的特殊之处也在于，庞大的数据中心产业早已经形成集群，其财政贡献不能简单套用到一个刚刚迎来首座数据中心的小镇。有趣的是，即使在这个长期受益于数据中心产业的县，地方政府也开始重新收紧审批。2025年3月，劳登县取消了部分工业用地上数据中心的当然许可（by-right），改为须经特别许可和公开审查。税收红利并没有使地方政府放弃对项目选址和社区影响的管控。

数据中心目前展现的就业带动能力有限。Meta在堪萨斯城投资超过1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施工高峰期有约1500名技术工人进场，但全面运营后提供的长期岗位只有100多个。建设期的就业确实能带动建筑、设备安装和专业服务等行业，只是项目竣工后，大部分临时岗位也会随之消失。布鲁金斯学会2026年一项利用约1500座数据中心及已宣布但后来取消的项目进行对照的县域研究发现，一个县迎来首座大型数据中心后，数据处理行业和电信行业的就业确实会增长；但在典型县域，十年间增加的相关岗位大约只有100至200个，工资水平也没有出现明显提升。可见，数据中心不是不创造就业，而是其资本投入与长期直接用工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地方官员可以用投资额和施工岗位证明项目带来了经济活动，却还需要考虑这些工作有多少留给当地居民，以及项目投运以后又有多少人能够继续从中受益。

电费上涨，数据中心该背多少锅？研究者的结论对此莫衷一是。电价上涨诚然牵动人心。横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13州的PJM电网，2025年一季度批发电价为每兆瓦时77.78美元，一年后升至136.53美元。涨幅中有不少来自今年1月的冬季风暴“费恩”（Storm Fern），燃料和容量供需也在推波助澜；不过，PJM独立市场监测机构把近三轮容量拍卖中其他用户多付的约231亿美元，算在了现有和预期的数据中心头上。

数据中心扩张规模以及用电需求有没有可能被高估？美国电力研究院（EPRI）认为，2015年至2024年间，数据中心让电网固定成本摊到更多用电量上，总体略微拉低了零售电价。麻省理工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则估计，2010年至2024年数据中心落地使平均零售电价上升约2.7%，居民电价上升约2.1%，涨幅集中在投资者所有的公用事业公司。两项研究的样本与方法各异，数字不宜相互抵扣。电费具体涨幅取决于新增的发电、输电和配电投资的分摊主体。俄亥俄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去年批准了AEP俄亥俄公司的数据中心专用费率，要求25兆瓦以上的新用户至少按订购容量的85%付费，期限最长12年。白宫今年3月推出“电力用户保护承诺”，签约方数以百计，却没有法律约束力。

抛开耗电是否骇人听闻不谈，用水问题也使得数据中心建设遭到质疑。相关争执常常始于信息。俄勒冈州达尔斯市曾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谷歌的用水数据，与《俄勒冈人报》对簿公堂13个月才和解。据俄勒冈公共广播统计，2024年全市约三分之一的用水流向谷歌的三处园区。

此外，噪音问题也是数据中心工程周边居民的一大怨言。北弗吉尼亚的实地测量发现，距数据中心200英尺（约60米）的街区，环境噪声明显高于两英里外，声源是一种持续的低频嗡鸣。居民说躲进屋里也甩不掉，夜里难以入睡。

美国战略界近期对是否应该对人工智能征税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布鲁金斯学会10月27日发表的研究比较了五种AI税方案，包括对模型训练算力、数据中心用电、AI服务使用量、超额利润以及企业自动化行为征税。不同方案试图让AI产业在不同环节承担公共成本。但是，如果征税提高了算力建设和运营成本，企业可能减少美国本土投资，甚至将部分训练活动转移至海外。目前受美国商务部出口许可以及考虑到能源供应、网络延迟等客观限制，笔者尚难判断新增算力基建出海会否在未来成为科技巨头解决公众疑虑的潜在更优解。更何况，外资数据中心必须比本土企业更加谨慎地处理本地环境和经济影响才能获得社会许可。当前美国不能既希望AI企业为其带来的能源、环境和社会成本买单，又希望尽可能降低算力获取和基础设施扩张的成本，以维持本土产业竞争力。无论是哪一党执政，都需考虑如何在技术投资、公共财政与基础设施成本之间寻找平衡。

不过，居民没有恨屋及乌。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人无从直接对抗AI，只好拿数据中心出气。路透/益普索6月民调中，77%的受访者担心AI推高电价，愿意在家附近建数据中心的只有14%。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发现，反对本地建数据中心的比例四个月里升了12个百分点，达到61%；同期公众对AI的整体看法基本稳定。从不用AI的人与重度用户，反对比例相差无几。《The Verge》记者在犹他州也发现，居民提起AI，多半是在追问这个项目究竟为谁而建。

然而，反对声浪是否可以拖慢行业也有待商榷。据“数据中心观察”（Data Center Watch）统计，今年一季度至少75个项目、约1300亿美元投资受阻或延期。行业咨询机构CBRE在2026年上半年报告中已经将社区反对列为重要发展障碍，指出地方批准的重要性已与电力供应和光纤接入相当。然而，戴德梁行（Cushman & Wakefield）的数据却显示，2025年12月至2026年6月，全美在建数据中心容量仍增长了48%。市场研究机构Dell’Oro的分析师表示，开发商在一地受挫，多半会把需求挪到别处，外界不应高估地方抵制影响。还有研究发现，社区反对强度与州级限制政策之间并不存在一致的统计关联，真正与宽松政策相关的是该州提供税收激励的力度及其2024年特朗普得票率。换言之，州级政策更多反映了联邦与企业压力、州自身招商利益之间的结盟。

行业层面也已经感知到这场社会压力的现实分量。社会接受度已不再是开发商项目建设的外围问题，而是影响选址、融资和交付的实际条件。据媒体披露，中期选举落定之后，OpenAI计划发起一轮公关闪电战，比如将旗下大型AI数据中心重新命名为 “人工智能算力园区”（AI Compute Campuses），以便打消公众偏见。OpenAI发言人表示：“‘算力园区’更能准确地描述我们正在为人工智能建设的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作用。这些是对计算、能源基础设施和技能型人才的长期投资。”此外，Meta、亚马逊和微软这样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者也已经承诺向其数据中心周围的社区和学校捐赠数百万美元，并尝试游说态度强硬的民主党人，以防中期选举后国会加大对该行业的审查力度和监管压力。

美国新一轮数据中心扩张正向红州集中。研究机构Cleanview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美已投运的数据中心有68%位于红州，在建和规划项目中这一比例分别为75%和80%。红州向来乐于接纳大型能源和工业项目。当前在共和党同时掌控州长职位与州议会两院的州中，有税收优惠与无优惠之比为21:3，民主党州为9:7。其中，有优惠的州，2024年特朗普得票率更高。不过，不少州的优惠设立于本轮AI热潮之前。今天，当数据中心的用电触及居民账单、地方水源和土地，共和党官员也需面对选民质问。

特朗普的产业扩张议程面临地方共和党人的压力。连长期主张吸引科技投资的共和党州长也开始采取限制措施。得州州长格雷戈·阿博特（Greg Abbott）曾把得州称为“AI发展的中心”，却在反对声浪中转向：8月3日，他要求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和电网运营机构全面核查已进入并网流程的数据中心项目，审计完成前一律不得推进；9月21日，又要求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暂停发放相关许可，直至电力和水资源审计完成。特朗普8月7日公开批评此举是个“错误”。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吉娜·希诺霍萨（Gina Hinojosa）则更进一步，主张在州议会立下社区参与和监管规则前暂停所有新项目。

俄亥俄州的参议员选战把这一矛盾推上了全国舞台。民主党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抨击共和党候选人乔恩·赫斯特德（Jon Husted）任副州长时以减税招揽科技巨头，如今却让居民为电力和基础设施买单。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8月18日的内部备忘录直言，数据中心是“挂在赫斯特德脖子上的锚”，担心该议题若成为其落败的原因，且可能有连锁反应。赫斯特德没有转而反对数据中心，而是强调要让大型用电企业自担成本。10月3日特朗普在俄亥俄州万达利亚为他助选，仍坚持数据中心“不能说关就关”，否则就会转移到中国；美联社注意到，现场对这番话的反应明显冷于其他话题。

犹他州共和党初选则显示了地方政治的反作用。6月，推动Stratos项目的州参议院议长亚当斯和两名投赞成票的县委员相继落选，当地观察人士视之为选民对决策过程和党内精英脱离基层的反弹。但这并非集体惩罚：其他支持相关项目的在任者仍有人过关，借反数据中心议题造势的挑战者也有人失利。数据中心可以惩罚在本选区作出具体决定的政治人物，却还不是一张全州通用的反对票。

MAGA阵营内部同样异声频频。前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MTG）多次在X上发文指责数据中心“占地、偷水、制造噪音、长期岗位少”；她还表示，特朗普若想要数据中心，就建在他的高尔夫球场和海湖庄园后院。与特朗普关系紧张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抨击科技巨头靠游说换取特权，批评特朗普对农村社区“缺乏同理心且具煽动性”。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反对让居民为科技巨头的能源成本买单，并推动立法取消数据中心在“机会地带”享受的税收优惠，斥之为“给富裕科技巨头的企业福利”。他专门推动立法，试图剥夺数据中心在这些区域的税收减免资格。

相比共和党，民主党选民对数据中心的负面态度更为明显，进步派也更愿意从环境风险、科技巨头权力和AI监管等角度提出限制要求。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于6月提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暂停法案》（H.R. 9442），主张在国会制定能够保护公众免受AI危害的法律之前，暂停新数据中心建设。该案得到拉希达·塔利布（Rashida Tlaib）等进步派议员联署，但此后仅被转交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尚未进入实质立法阶段。

但民主党内部并没有因此就支持全国性暂停令达成一致。一些州长和地方官员仅仅呼吁加强监管、改变成本分摊规则和保障社区参与，而非“一刀切”停止建设。宾夕法尼亚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签署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2026-05），实施“负责任基础设施发展”（GRID）要求，强调开发商必须自带/自建增量电力，并全额支付相关互联、输电、配电等成本，避免转嫁给居民和企业电费。这已经被多家媒体称作“全国最严格的护栏”，但仍不是暂停令（moratorium）。伊利诺伊州长J.B.普利兹克（J.B. Pritzker）今年也推动“POWER Act”等立法实行数据中心监管，但多次公开表态不想“绝对禁止”全州任何地方建设。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Amy Acton）亦主张有条件暂停。民主党阵营可以利用地方反对情绪向共和党施压，却仍无法否认数据中心是带来财政收入和产业机会的投资者。

两党在监管上的分歧也并不简单对应支持或反对数据中心。赫斯特德力推的《电力用户保护法案》（H.R. 9340）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制定大型用户成本分摊标准，让数据中心承担为其新增的发电、输电和配电设施成本。9月16日，该法案在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9月30日，参议院就启动审议的终止辩论动议表决，以57票对43票未达60票门槛——53名共和党人全部赞成，民主党人4票赞成、41票反对，两名独立参议员反对。民主党质疑法案只要求“考虑”，无法保证数据中心承担全部新增成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等人批评其缺乏实质保障；赫斯特德则指责民主党阻挠降低电费。这虽不是对法案本身的最终表决，但一项在众议院获压倒性支持的法案连审议都未能启动，足见两党虽都认同大用户应承担成本，却在强制力度上分歧明显。

首先，选民态度在趋近，却没有趋同，议题分量也有限。皮尤研究中心8月调查显示，共和党受访者中认为数据中心损害周边生活质量的比例从年初的24%升至42%，认为其不利于家庭能源开支的比例从33%升至44%。但9月NPR/PBS/Marist民调显示，58%的登记选民认为在全国继续建设AI数据中心弊大于利，共和党人却是唯一多数（54%）认为利大于弊的群体；问及本社区时，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的反对比例分别达82%和72%，共和党人则几乎各半（46%支持、44%反对）。皮尤9月底至10月初的调查发现，61%的登记选民不喜欢支持在本地建数据中心的政治人物（民主党选民75%，共和党选民44%），但84%的选民认为经济对投票非常重要，认为人工智能同样重要的只有44%。诉求本身也很分散：有人要全面叫停，有人要提高大用户电价，有人反对税收优惠，有人要社区公投权。数据中心因此是攻击对手的抓手，却难以单独决定选情，往往与电价、生活成本和地方自治交织在一起。

其次，地方动员能力强于全国组织能力。据路透社统计，11月3日，10个州的38个地方辖区将就至少41项延缓、限制或禁止数据中心的提案投票，俄亥俄独占21项。这类投票能直接左右具体项目，却难以转化为国会的统一主张；选址、土地用途和公用事业监管本属州和地方事权，保护本社区并不等于支持联邦统一限速，行业扩张也没有因此停下。

最后，联邦层面缺少“一刀切”的政治基础。主张暂停新建的H.R. 9442仍停在委员会，相对温和、只涉及成本分摊的H.R. 9340已在参议院受阻。共和党政府要保持AI基础设施投资速度，民主党内部又在全面暂停与加强监管之间举棋不定，双方都难以组成支持全国禁建或统一限速的稳定联盟，何况全国性禁令势必触及各州的土地规划、电力市场和地方财政。未来两年，国会更可能在大用户电价、用水披露、并网可靠性、税收优惠和社区参与等具体环节上拉锯，而不是通过一部全美统一暂停建设的法案。

特朗普则仍试图把地方争议重新诠释为大国竞争。9月10日，他在福克斯新闻访谈中称有人认为反对数据中心是“中国的公关行动”。PolitiFact采访的专家认为，境外势力或许放大了既有争议，但不足以解释各地居民围绕电费、水源和土地形成的广泛反对；奥利里曾把具体反对者指为中国代理人，随后也公开承认没有证据。把地方抗议纳入大国竞争话语可以为加速建设提供理由，却替代不了对居民现实关切的回应。乔治城大学一项研究指出，直接启动数字主权关切仅边际提升总体支持，统计上并不显著。

数据中心反对潮已是美国政治无法忽视的新议题，但眼下它更像一股渗入地方选举、州级政策和竞选话术的压力。社区可以借公投、选举和审批程序挡下某个项目，州长可以暂停许可，候选人可以借题攻击对手；可一旦进入联邦立法，限制到什么程度、由谁承担成本、会不会削弱AI竞争力，各方仍无共同答案。地方政治已逐步为算力扩张划定边界，联邦政治却尚未就边界划在哪里达成共识。

随着中期选举渐渐落幕，数据中心之争仍将继续。选票上的地方提案将直接检验选民的态度。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后，强制数据中心自付成本的提案或许卷土重来，但仍要闯过参议院60票门槛和总统否决两道关。主战场分别在五湖四海：得州议会明年1月复会，犹他州酝酿改革军事设施开发局，纽约的一年期暂停令明年夏天到期；截至今年夏天，各州监管机构批准的大负荷专门费率已有42项。开发商则在学着“自带电力”、签社区福利协议，或者另找阻力更小的县。两党政策中心警告，社区关切若得不到回应，开发商可能失去建设的社会许可。

截至9月底，犹他州的那片荒漠仍没有公布租户，土地也没有过户，三起诉讼还在法院排队；居民想把项目摆上11月的选票也没能如愿。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项目卡在了县政府、州机构和法院之间。美国AI竞赛的瓶颈未必只在芯片和电力。算力并非唾手可得之物，基础设施治理与联邦分权制的老题正在AI时代重新考验美国。

大洋彼岸，中国通过“东数西算”工程统筹算力设施与能源资源的区域布局。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姚旭接受NBC采访时表示，严格的选址评估使中国公众对数据中心建设较少表现出抵触。不同的治理路径如何影响算力扩张的效率、成本与社会接受度仍值得进一步比较。毕竟，AI竞赛比拼的不只是算力建设的速度，还有一个国家将技术投资转化为可持续公共基础设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