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经典的经济结构转型理论，一个国家的发展通常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随着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逐渐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第二阶段，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因此，制造业就业占比通常呈现倒 U 型变化：先上升，达到峰值后再逐渐下降。

这一发展轨迹在美国和欧洲、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以及近年来的中国和越南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不过，经济学家一直存在一个争论：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究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

Peters 提出了两个理由，说明这种劳动力重新配置本身可能提升经济生产率。

首先，从 Arthur Lewis 开创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文献都注意到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存在生产率差距。简单来说，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通常低于其他部门。因此，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即使不考虑技术进步，也可能直接提高整体经济产出。

其次，制造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部门，不仅能够吸纳劳动力，还能够创造采用新技术、开发新技术的激励，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率提升。

Peters 认为，中国和越南可能是最后一批典型的制造业驱动型增长经济体。此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重复这一发展路径：制造业就业占比并未显著上升，劳动力也没有大规模进入工厂。

Peters 早期关于印度的研究首先揭示了这一现象。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类似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国家。

大约十年前，Dani Rodrik 曾提出“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这一概念，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充分完成工业化之前，制造业就业占比就开始下降的现象。

但 Peters 认为，今天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比“过早去工业化”更加特殊：

“我认为，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过早去工业化，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工业化。”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经历传统的工业化阶段，能否依靠服务业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律师、医生和投资银行家，也包括人力车司机和街头小贩。

Peters 的研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中规模最大的一类服务业：直接面向消费者、不可贸易的本地服务业（consumer-facing, non-tradable services），例如零售、餐饮、住宿以及小规模交通运输等。

以印度为例，这类服务业吸纳了约20%的私营部门就业，而整个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只有约12%。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业。

一种是可以跨地区、跨国界提供的可贸易服务业（tradable services），例如印度的 IT 服务业。IT 产业对于班加罗尔等城市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就业规模来看，真正吸纳大量普通劳动者的，仍然是面向本地消费者的零售、餐饮和交通等服务业。

因此，如果要解释一个经济体的整体增长，就不能只关注 IT 这样的现代服务业，还必须理解这些看起来并不那么“高端”的本地服务业。

这些服务业岗位往往具有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很多工作形式更接近个体经营或自我雇佣。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事这些工作的家庭收入一定很低。

研究者使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条件作为家庭财富的代理指标。结果发现，从事这类服务业的家庭，其住房拥有坚固屋顶和抽水马桶的概率，甚至略高于制造业从业家庭。

这至少说明，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服务业岗位理解为低收入、低生产率的就业选择。

这项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服务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增长叙事：服务业偏向型增长（service-biased growth）和服务业驱动型增长（service-led growth）。

第一种是服务业偏向型增长。

按照这一逻辑，餐饮、娱乐和旅游等服务本质上属于消费升级的产物。当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时，人们会将更多收入用于这些服务，进而推动服务业就业扩张。

但这里的关键是：服务业自身的生产率未必有所提高。换句话说，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其他部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独立动力。

Baumol 提出的“成本病”（Cost Disease）理论就体现了类似的逻辑：由于部分服务业的生产率难以持续提高，其相对成本会不断上升，最终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

第二种则是服务业驱动型增长。

按照这一逻辑，服务业自身的生产率提升，可以直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Peters 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制冷技术的普及改变了零售业的经营方式，使商店能够更高效地储存和销售商品，也让零售业员工的生产率得到提升。

这两种增长模式并不一定完全对立，现实中可能同时存在。但它们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能否跳过工业化、直接依靠服务业实现增长，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正如 Peters 所说：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服务业偏向型增长，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服务业驱动型增长，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至少在短期到中期内是如此。”

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的服务业规模是否扩大，而在于服务业自身能否持续提高生产率。

衡量服务业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难题。

传统方法通常依赖价格指数来计算实际产出和生产率变化。但对于不可贸易的本地服务业而言，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非常大。比如，德里和班加罗尔的餐饮价格可能相差很大，使用全国统一的餐饮价格指数，未必能够准确反映当地服务业的真实变化。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服务业的质量往往难以量化。

一顿饭的价格上涨，究竟意味着餐饮成本提高了，还是餐厅提供的服务质量改善了？一家商店的营业收入增加，究竟是因为商品价格上涨，还是经营效率提高了？如果无法区分价格和质量的变化，就很难准确衡量服务业的生产率。

这项研究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不直接依赖官方价格指数，而是建立一个服务业需求的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 of service demand）。

其基本思路是：假设研究者知道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面对特定质量的服务时，会有怎样的消费支出。结合当地服务业就业规模和收入分布等数据，就可以反推出与实际消费需求相匹配的服务质量调整后价格，并进一步推算服务业生产率。

当然，Peters 也坦承，这种方法依赖于一些较强的假设，尤其是关于居民消费偏好和劳动力市场的假设。

因此，他并不认为这一方法可以完全替代直接的生产率测量，而是希望将其作为一种补充。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不同方法，以更准确地衡量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化。

制造业驱动型增长之所以长期受到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让相当多的人口摆脱贫困。

但服务业驱动型增长可能有着非常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

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本地服务业具有不可贸易性，其收益很难扩散到其他地区。

Peters 举例说：

“如果德里或班加罗尔拥有了更好的超市，或者内罗毕和蒙巴萨出现了更多种类、更高品质的餐厅，这当然会让当地居民受益。但这些改善实际上很难惠及这些城市以外的人。”

这正是本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重要区别。

制造业生产的商品可以通过贸易流通到其他地区，即使工厂位于城市，农村居民也可能通过购买工业品分享制造业增长的收益。

但餐馆、超市和本地交通服务主要服务于当地消费者，其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福利，往往局限在特定城市或地区。

其次，服务业消费具有一定的奢侈品属性，富裕群体从中获得的收益更多。

收入越高的家庭，通常在餐饮、娱乐、旅游和其他消费服务上的支出越多。因此，当这些服务的质量和生产率得到改善时，富裕家庭也就更容易获得更大的收益。

研究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估计，与他们此前对印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服务业驱动型增长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富裕的城市居民手中。

相比之下，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很少消费这些服务，也就难以分享服务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好处。

因此，服务业增长虽然能够推动经济总量和居民平均收入上升，却未必能够像传统制造业增长那样，带来广泛的减贫效应。

当然，对服务业增长还存在一种更为悲观的解释：服务业可能只是那些找不到更好工作的人不得已选择的就业去向。

在这种解释下，劳动力市场或金融市场中的各种摩擦，阻碍了高生产率企业的扩张，也限制了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

那些无法进入有限的优质岗位的劳动者，只能转向街头摆摊、小规模经营等活动。这些人并不是因为市场对其提供的服务存在强劲需求才选择进入服务业，而是因为缺乏其他就业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未必意味着生产率提高，反而可能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配置障碍。

正如 Peters 所指出的：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部门具有创造价值的高生产率，而可能只是制造业驱动型增长受到劳动力市场摩擦阻碍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

Peters 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认为，未来可以借助更高质量的数据来区分真正的服务业需求与隐性失业。例如，巴西已经建立的雇主—雇员匹配数据（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records），就有助于研究者识别劳动者究竟是进入了真正具有生产价值的服务业岗位，还是仅仅因为缺乏其他选择而从事低效率的个体经营。

围绕服务业增长，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回答。

例如，服务业能否持续吸纳快速增长的城市劳动力？以南非为例，当地失业率接近30%，服务业是否足以承担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

再比如，人工智能究竟会成为服务业的补充力量，还是会取代原本被认为能够帮助印度等国家实现增长的可贸易服务业岗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过去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重要增长机会的 IT 服务业，未来也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在政策层面，Peters 特别提到了正规化（formalisation）的重要性。

例如，可以推动个体零售经营者和人力车司机进入更加规范化的零售和交通服务体系。由于典型的服务业从业者与典型制造业工人在技能结构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将他们从分散的个体经营转向组织化的企业就业，可能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让更多劳动者获得更稳定的就业机会。

不过，Peters 也强调，目前关于如何设计合理的政策组合，相关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

这项研究对一个长期以来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发展逻辑提出了挑战：一个国家是否一定要先经历工业化，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传统结构转型理论强调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渐进过程。但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验表明，现实中的发展路径可能更加多样化。制造业就业占比尚未显著提高，服务业就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和推动收入增长的重要力量。

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并非只能被动地承接其他部门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服务业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也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独立动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可以完全替代制造业。服务业驱动型增长可能面临两个重要约束：一是本地服务的收益难以通过贸易扩散到其他地区；二是服务消费更多集中于富裕群体，其增长红利也可能更多流向城市中高收入家庭。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或许不是发展中国家能否跳过工厂，而是：当一个国家不再沿着传统工业化道路发展时，什么样的产业和就业结构，才能让经济增长真正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这也意味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审视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过去，服务业往往被视为工业化之后才会兴起的经济部门；而在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它可能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起点，而不只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