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5月13日至16日访问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三国，这也是他任期内首次正式出访。这一选择并非仪式性回访，背后的多重考量也揭示了美国新版中东战略的轮廓。不同于2017年“反恐+结盟”叙事主导的首次出访，此次中东之行更像一场精密的“海湾博弈”行动，围绕能源交易、军售扩展、科技合作乃至民用核能协商等关键领域展开。而深层逻辑，则隐藏于中东安全格局剧烈震荡的背景之下——加沙战火未熄，红海通道告急，伊核谈判前景不明。特朗普此行可谓“三线并进”：对外，试图以经济利益联合沙特等国协同制衡伊朗、压低对华技术合作风险；对内，则借助上千亿美元投资承诺与军售合同兑现“美国优先”承诺，为其选民重塑强人形象；而在地区层面，更意图通过有限介入推动“代理稳定”，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影响。此次访问亦点燃多重地缘政治“引信”：对伊朗的威胁性施压，使核问题解决空间趋紧；对加沙冲突的模糊表态，助长以色列极右冒进行动；而对沙特民用核技术的默许，可能激化地区军备竞赛。简言之，特朗普“金钱+军火+技术”三位一体的“海湾博弈”，或许在短期内制造出表面繁荣，但长远看，却可能为中东局势埋下新的战略不稳定因子。在全球格局深刻重构的今天，这场外表华丽的效果仍待时间验证。

特朗普以2万亿美元交易成果结束首访，自称“历史性的四天”，这番表述既体现其标志性的自信，也再次凸显他外交政绩的独特手法。访问成果以“破纪录”的经济承诺为核心亮点。沙特承诺四年向美投资6000亿美元，阿联酋宣布十年1.4万亿美元投资计划，卡塔尔亦承诺多笔能源、航空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巨额资金。特朗普高调宣称达成了“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协议”，并将此定义为其“美国优先”战略的胜利注脚。

这套外交策略的基本逻辑是：以安全承诺换取资本注入，以市场开放换取订单出口。特朗普精准把握海湾国家的三重诉求：第一，借由对美巨额投资强化自身战略安全感；第二，通过技术与军火采购实现国家现代化；第三，在全球经济多极化背景下，借美方支持稳固本国地位。特朗普则以一贯的实用主义回应：金钱优先于道义，投资胜于制度，兑现优先于规范。

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阿布扎比迎接特朗普总统。图源： Giuseppe Cacace/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本次交易的外观数字远大于其真实经济含金量。沙特与美国签署的1420亿美元军售协议，被称为“史上最大军火交易”；卡塔尔航空拟以960亿美元采购210架波音客机；阿联酋则提出构建全球最大人工智能园区。但这类“订单”多为意向性协议，或建立在谅解备忘录之上，实际交付期限跨度长达十年以上。这意味着，这些交易更多是一种“叙事资本”，而非实质性经济运作。例如，卡塔尔宣布的波音采购计划虽然数额庞大，但其前期款项、交付周期与就业影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白宫宣称该订单将“创造百万就业岗位”，却未提供细化的就业分布、时长或区域模型。

2025 年 5 月 14 日，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左）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接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图源：布伦丹·斯米亚洛夫斯基/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在2017年至2021年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曾高调宣布沙特已同意与美国达成4500亿美元的交易，但根据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汇编的数据，2017 年至2020年期间实际贸易和投资流量不到3000亿美元。 该报告的作者是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团长、现任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访问学者蒂姆·卡伦。 卡伦先生说：“所有这些（新）交易的成效都将由实践来证明。”此次“2万亿交易”的结构性虚胖，重演旧戏，难以被忽略。

这些耀眼的交易背后，是海湾国家实际财政能力与全球能源市场之间的复杂张力。当前，原油价格处于四年来低点，IMF已将沙特2025年GDP增长预期由3.3%下调至3.0%。作为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沙特如何在低油价与高支出之间同时兼顾“愿景2030”与美国承诺，是不可逃避的现实难题。

阿联酋与卡塔尔虽财政相对稳健，但如此规模的投资计划需长期资本回流保障，而非短期政策博弈。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当美方已无力提供明确安全保障、特朗普政府对国际义务兴趣不高的前提下，海湾国家为何仍愿意“下注”？答案部分在于，海湾国家将“对美巨资下注”视为对未来技术获取与地缘政治再平衡的战略押注。

美国作为投资接收方，其制度风险并未因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而降低。特朗普此前解除了对中东国家的芯片出口限制，配合高调推动AI合作项目，令海湾国家燃起建设“中东硅谷”的希望。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关税政策、技术封锁、地区撤军等——反而增加了这些投资的政治对冲属性。这种投资不是因为“看好美国”，而是“不敢得罪美国”。

2017 年埃及总统塞西、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和特朗普总统。图源：班达尔贾卢德/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军售与航空订单构成此次交易的另一支柱。沙特希望获得F-35战斗机，阿联酋和卡塔尔也持续推进波音与通用电气的采购协议。这些交易往往金额巨大、周期超长，且受制于美国国会审批、国际人权审查等制度门槛。因此，短期内对美国经济的直接拉动效果有限，更多起到象征性“外汇流入”作用，服务于特朗普国内政治叙事。

简而言之，特朗普的“淘金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以国家信誉为交易筹码的政治经济杠杆操作。他用个人化的魅力将传统国家间合作转化为具象的资本交换，其短期收益显著，但长期稳定性存疑。

卡塔尔王室赠送的波音747-8客机成为此次访问最具争议的象征。据特朗普核心圈子人士称，卡塔尔航空的747客机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笔好交易，并可能成为他总统任期的持久象征。特朗普高调接受这架价值4亿美元的“空中宫殿”，不仅挑战了美国总统接受外国礼物的传统底线，也暴露出“权力-资本-私人利益”交织的新问题。

这一事件远超一次外交礼节，其深层意涵是一次对现代民主政治边界的试探。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今天是历史上黑暗的一天：美国总统正式接受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国政府贿赂。”

首先，这一行为将“交易政治”推向极致。卡塔尔以国家身份向美国总统个人输送资产，在没有正式招标、国会审议或独立安全评估的情况下，实现了某种对特朗普的“加冕”。特朗普则以“节约国家经费”为由接受飞机，试图将私人利益披上公共理性外衣。然而，这种交换并非等价，而是象征性不对称：卡塔尔购买的是影响力，特朗普输出的是国家的象征资产。

5 月 13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离开利雅得的沙特王室。 图片来源：Win McNamee/Getty Images

其次，这架飞机的政治象征性远超其实用价值。作为未来可能的“空军一号”，它承载的不是效率，而是权力形象的重塑。特朗普暗示这架飞机的所有权将移交给“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图书馆基金会”，试图将国家象征物归入私产。这种模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边界，实际上是在重写“公私分明”的政治伦理基础。

这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国家安全制度的权威。美国五角大楼于21日表示，美国接受了卡塔尔赠送的一架豪华波音 747 喷气式客机，并要求空军找到一种方法来快速升级它，作为新的空军一号来接送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五角大楼表示，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已接受这架飞机作为特朗普的公务机。未经过安全改装、尚不具备抗干扰和导弹规避能力的飞机，在未来竟可能被启用于总统级别的战略运输，反映出一种将国家安全问题简化为个人意志与政治象征的倾向。这种“总统中心主义”的危险，不仅在于行政权力的扩张，更在于通过物质象征削弱制度程序的合法性。

2025 年 2 月 15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车队停在一架卡塔尔拥有的 12 年机龄的波音 747-8 飞机旁，特朗普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参观这架飞机。

图源：路透社/凯文·拉马克/档案照片

特朗普本次中东行的一个焦点是对人工智能和技术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外交战略的一次深度转向。传统上依赖军火与石油维系盟友的“中东安全链”，如今被“人工智能+芯片+数据中心”重构为“算力供应链”。特朗普政府高调宣布向阿联酋出口50万片英伟达芯片，同时支持其建设全球最大5GW级AI数据中心集群，这是美国首次有计划地将AI基础设施外包至海外。

唐纳德·特朗普在阿联酋。允许中东国家获得顶尖计算集群的决定是一个重大逆转。图源：Win McNamee/Getty Images

这一策略背后的动机复杂且深远：

首先，美国本土AI发展正面临“能源瓶颈”与“地价天花板”。而在其最新研报中，美银美林描绘了一幅更加紧迫的图景：美国的AI电力使用量预计将在2023年至2028年间以25%~33%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芯片设计公司Arm首席执行官更是直言，到2030年AI可能会用掉美国四分之一的电力。相比之下，中东国家能源充足、电价低廉、土地宽裕，成为部署AI基础设施的理想候选。

其次，中东国家正处于“后石油”时代的产业焦虑期。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AI国家战略、《GCC数字化转型蓝图》都明确指出，要用AI作为构建未来非石油经济支柱。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AI将为中东地区创造32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而美国的芯片技术、模型优势和品牌背书，正是他们迈向“数字主权”的跳板。

特朗普政府看准这一时机，用“解除芯片出口限制”作为地缘筹码，迅速达成数十项协议：在沙特阿拉伯，特朗普与AMD、亚马逊等公司的科技领袖宣布，将与沙特政府支持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初创公司Humain建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相关合作伙伴关系。英伟达表示，将为Humain正在建设的500兆瓦数据中心提供18,000块尖端人工智能芯片；美国和卡塔尔签署了一份意向声明，旨在“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安全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卡塔尔购买 MQ-9B 收割者无人机等先进的美国军事武器。美国量子计算公司 Quantinuum与卡塔尔 Al Rabban Capital达成合资协议，后者将协助卡塔尔进行量子计算开发；在阿联酋，特朗普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表示，两国将合作在阿布扎比建设美国以外最大的5吉瓦超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特朗普在中东行期间进行的“芯片超级订单”，正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内部对人工智能战略走向的一面棱镜。在“美国优先”与全球技术扩展之间，美国政策界自身呈现出矛盾与分裂，不少白宫内部和外部人士的观点出现分歧：特朗普政府热衷于在特朗普及其家族有经济联系的地区达成交易，是否正在把未来的产业外包给中东？一方面，以白宫人工智能顾问戴维·萨克斯为代表的群体主张以合作换市场、以扩张换领先，积极推动向阿联酋和沙特出口大批高端芯片和加速器；另一方面，对华鹰派官员则强烈反对，以“国家安全”和“技术主权”为底线，担心核心技术外流、中东设施成为潜在漏洞。

如果宣布和计划中的中东协议全部实现，美国仍将掌握全球绝大多数计算能力，但海湾国家将首次拥有由美国一流硬件驱动的重要能力。以阿联酋为例，一旦协议全面落地，阿联酋G42与沙特科技部门将在5年内掌握全球最具规模的AI训练资源之一。这也意味着，美国以往在算力方面的压倒性垄断将首次出现结构性松动。虽然目前80%以上的部署仍托管于美国企业手中，但这一安排的可控性和可持续性仍受广泛质疑。

2025 年 5 月 15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参观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 Qasr Al Watan。来源：白宫官方照片，丹尼尔·托罗克摄

此外，“超级订单”伴随的政治代价不可忽视。特朗普政府专注于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由此一些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不断质疑将如此大量的芯片运往美国境外是否明智。正如美国副总统JD Vance在今年2月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上所说：“特朗普政府将确保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在美国制造，并使用美国设计和制造的芯片。”台积电可能在中东设厂的讨论已被视为“战略红线”警告信号。如一位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所言，支持G42建设百万级GPU集群，“很可能在2029年让全球AI算力重心首次位于美国本土之外”。更令人警惕的是，美国政界认为G42曾被曝与华为存在密切联系，即使其宣布“去中国化”，美国政客仍未完全放下戒心。“我真的很困惑，一个自诩‘对华鹰派’的人怎么会声称特朗普总统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人工智能交易对美国没有带来巨大好处，”萨克斯在中东行结束后在X上写道，“你唯一需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希望达成这些交易？当然希望。但特朗普总统抢先一步，抢先了一步。”

唐纳德·特朗普（左）和白宫人工智能及加密货币专家大卫·萨克斯。

图源：Samuel Corum/Sipa/Bloomberg

尽管特朗普政府强调交易“抢先中国一步”，但鹰派人士则认为，“抢先”并不意味着“安全”。他们担心，美国可能正在用自己最敏感的战略资产换取一时的资本回流与市场扩张，最终反而助力了第三方国家在战略科技上的崛起。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lon Kitchen的批评直指要害：人工智能的主权基础设施正悄然被外包，而这将削弱美方对未来技术趋势的规则制定力。

这场围绕特朗普政府在中东人工智能大买卖的分歧，实际上暴露出当前美国在技术战略中的两难困境：若完全坚持本土主义，可能失去新兴市场的主动权；若过度依赖外部合作，又可能为潜在对手积蓄力量。萨克斯在中东出访时表示：“防止芯片被转移到令人担忧的国家，这一政策目标对美国来说绝对重要，但实现起来并不困难。事实上，只需要派人去数据中心清点一下服务器机架，确保芯片还在就行了。”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此次特朗普中东芯片战略，不只是“技术出口”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次试图重塑“全球AI秩序”的实验性尝试。正如冷战时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主导全球金融，此次美国试图构建“算力美元”体系——以AI芯片为核心货币，数据中心为清算网络，模型为信用担保，重建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铸币权”。长期以来，特朗普总统一直批评美国产业转移到海外，近几个月来，他反复通过对其他国家设置高额关税来吸引它们回归。但在他的首次重要外交访问中，他展现出一位“全球主义者”的意愿，允许美国人工智能公司通过海外扩张、蓬勃发展。

在这一体系下，芯片被特朗普政府视为地缘政策工具：谁拥有芯片，谁就能主导模型训练、数据归集和算法推送。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能源和资本换取芯片，实际上是以资源换取“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联盟体系”的入场券。特朗普政府或在试图以此构建类似当年的“石油换美元”的新秩序，即“能源换芯片，芯片绑定美元”。

这一逻辑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同时鼓励中东巨头向美国AI产业反向投资——OpenAI、Scale AI、Anthropic等初创公司均收到海湾资本的注资。G42、MGX等主权基金成为AI独角兽的幕后推手。资本路径完成反向绑定，技术路径则实现了控制输出。这种资本-技术协同，意在让美国维持“全球AI操作系统”的主导地位。

特朗普对中东的科技布局，是一次深层次的地缘博弈。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拓展，而是以芯片为锚的全球AI秩序重构尝试。它打破了拜登时代的出口限制逻辑，开启了交易主导下的“算力外交”新范式。这种“算力外交”能否长期奏效，仍要看三个变量：一是美国能否维持对芯片和模型技术的压倒性领先；二是中东盟友能否在政治上持续配合美国战略意图；三是全球AI规则制定权是否真正由“技术能力”主导，还是转向“治理模式”的多极竞争。

在特朗普本次中东访问行程中，以色列的缺席令人瞩目。相较于2017年首次任期首访中东时将以色列作为核心伙伴，这一轮访问刻意“绕过”以色列，释放出清晰的政治信号：美国正在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传统路径中抽身，转向以海湾国家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联盟”。

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交谈。美国总统对旨在确保以色列领导人极右翼联盟生存的军事行动漠不关心。图源：Avi Ohayon/Israel Gpo/ZUMA Press Wire/Shutterstock

这一转变背后是多重政治考量。首先，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引发严重的国际反弹，造成5.2万人死亡，让以色列从“美国的民主盟友”逐步演化为“政治负资产”。特朗普深知，如果继续与内塔尼亚胡捆绑，将严重拖累他在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空间。

其次，以色列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与特朗普当下意图重启伊核谈判的策略构成冲突。特朗普政府已数次否决以色列提出的联合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建议，甚至在胡塞问题上与伊朗支持派达成协议。这种“交易性务实”政策，正在逐步削弱以色列作为美国地区战略轴心的地位。

但这种冷处理并不意味着美以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特朗普依然通过军售和情报合作维持战略黏性。区别在于，以色列不再被允许“绑架”美国的区域政策。特朗普的底线是止损：在保住盟友框架的同时，不再为其承担过度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对巴以冲突的态度具有强烈的交易性和实用主义特征。他一方面不再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军事冒险主义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未展现对加沙人道局势的真正关切。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促成人质释放、推进局部停火和重建计划（如“加沙里维埃拉”）换取外交成果，用最小投入达成政治胜利。特朗普对巴勒斯坦建国缺乏支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亦非出于道义，而是为削弱内塔尼亚胡对美国战略的掣肘，确保自己能主导中东事务中的“可交易议程”。

内塔尼亚胡拒绝结束加沙战争，严重阻碍了特朗普推进其第一任期标志性外交成就——《亚伯拉罕协议》的进程。尽管2020年在特朗普推动下，阿联酋和巴林已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沙特始终坚持，必须为巴勒斯坦建国铺设一条明确路径，才会考虑加入该协议。在利雅得，特朗普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时会场一片沉默，清楚反映出沙特在加沙问题未解前态度坚定。

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正积极配合特朗普在伊朗与叙利亚问题上的缓和举措。这不仅有助于区域稳定，也有助于塑造特朗普“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强化他结束冲突、重塑中东秩序的政治愿景。正如前以色列驻美大使迈克尔·奥伦所言，这一系列外交努力也可能成为特朗普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资本。

特朗普的冷落虽然让以色列在战略上感到孤立，但也迫使其重新评估自身在“亚伯拉罕协议”中的角色。沙特等国的明确表态表明，若无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性进展，《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展将举步维艰。

在此次中东之行中，特朗普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并公开会见叙新总统艾哈迈德·沙雷，引发广泛关注。过去二十年，美国始终以“政权更替”与“民主转型”为政策目标孤立大马士革，而今却转向“经济激励+安全协作”的现实主义姿态。

从左至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雷周三在利雅得。图源：SANA/AFP/Getty Images

这一重大转向的背后，是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利益权重的重新排序。随着俄罗斯在叙影响力减弱、伊朗面临区域反制压力、土耳其成为事实上的“代理权力”，美国发现自己既无意再投入资源推翻政权，也无能力在乱局中主导重建。相反，叙利亚本身的“边界稳定”和“去极端化”成为优先目标。

特朗普此次“重启对话”，本质是一种地缘对冲的尝试：通过与沙雷政府直接交易，迫使其驱逐伊朗势力、管理胡塞问题、稳定库尔德地区，从而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稳定。这种策略将美国在叙问题上的存在方式从“军事干预”转向“政治参与”，亦可视为“中东战略收缩”的又一现实体现。

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中）周三与沙特和叙利亚领导人在利雅得的沙特王宫会面。图源：沙特王宫/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此外，此举也是特朗普试图构建“中东新平台”的一环。如果叙利亚能被纳入《亚伯拉罕协议》框架，甚至在战后重建中与沙特、阿联酋形成产业协同，美国将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重塑地区秩序的结构性优势。

美国财政部发布通用许可证，授权与叙利亚新政府、叙利亚中央银行以及多家国有企业进行特定商业交易。与此同时，国务院依据《凯撒法案》发布为期180天的豁免，覆盖电力、能源、水利和卫生等民用领域，以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和基础设施恢复。这些措施是在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和叙利亚新任总统沙雷会晤后宣布的，反映出美方希望通过解除部分制裁促进叙利亚战后重建，并为与新政府建立有限接触铺路。美国国务卿强调，此举是“探索新型双边关系的第一步”。尽管豁免获得叙方积极回应，但因豁免时效短、对象有限，且沙雷政权仍带有“前圣战组织”背景，国际投资者仍态度谨慎。

伊核问题依然是特朗普中东政治布局的最大难题。不同于拜登政府试图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策略，特朗普政府2.0的做法是“双轨推进”：在维持极限经济制裁的同时，开放有限谈判窗口，谋求一份更具美国主导性的“新协议”。

马斯喀特国际书展附近悬挂着美国和伊朗国旗，恰逢阿曼首都举行核谈判。 

图源： haitham al-shukairi/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这种策略延续了特朗普一贯的“交易性外交”风格：他并不追求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框架，而是在各个议题上寻找可交易空间。这也是为何他曾表示希望成为首位访问伊朗的美国总统的原因。

此次访问的一个潜在意图，是通过展示沙特、阿联酋等国对美国战略的支持，形成政治孤立伊朗的态势，逼其在核谈判中让步。沙特王储甚至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亲笔信，这在过去数年极为罕见，表明特朗普确实为区域外交打开了一个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外交“橄榄枝”在德黑兰却被视为“战术性收编”。伊朗深知，在没有对等让步的前提下，特朗普任何“交易”都可能被随时撕毁。2018年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伊朗如今已经积累足够生产多枚核弹的高丰度裂变材料，不会再轻易放弃战略杠杆。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一项政策，并且会继续推行。”他指责美国官员发表“无稽之谈”。图源：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WANA/路透社

但伊核问题不同于沙特、叙利亚所面临的结构性依赖。伊朗的政治结构、战略文化和对抗性记忆，使其对“让步换解除”的逻辑深感戒备。2024年伊朗政界已公开提出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显示其在战略压力下可能转向“核威慑”路线。这也使得特朗普“以威慑促和解”的逻辑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更关键的是，当前美国对伊朗的威慑效果正在递减。自2019年以来，美国在胡塞、什叶派民兵袭击等多次事件中都表现出克制反应，让中东各方逐渐识破其“边缘政策”的底线——敢吓不敢打。特朗普能否在不动用战争的前提下达成“遏制+协议”的双重目标，既取决于伊朗的战略定力，也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战略连贯性。

美伊第五轮会谈虽被特朗普渲染为“有进展”，但从目前的公开立场来看，谈判仍陷入一触即破的“红线对撞”状态。美方强调必须“彻底终止伊朗核能力”，而伊朗坚持其“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权”。这种零和博弈的外交格局，极易演化为互信破裂与军事对抗的导火索。

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参观阿联酋阿布扎比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期间，与清真寺管理者尤素夫·阿尔·奥贝德利握手。图源：美联社

特朗普的中东之行延续了其“交易外交”的风格，这种外交模式在获得短期财富的同时，也折射出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空心化。与其说他在重塑中东，不如说是在重构外交的定义：不再传递规则，而是交易筹码；不再建构同盟，而是交换利益。这一策略短期内或可赢得交易战果，如沙以建交新动能、伊核谈判的战术突破，或科技合作中的名义联盟。然而，从根本上看，特朗普的中东布局更像是一场“浮在市场与力量之上的博弈”，其最大风险在于无视结构性安全难题与地区国家主权诉求。特朗普的中东战略或许依旧掌握着美方主动权，但它也揭示出一个根本现实：霸权衰退之下，无法通过“交易”修复信任赤字，也无法靠“控制”重塑地区秩序。未来，美国在中东的角色，是仲裁者、推销员还是旁观者，将取决于这场高风险策略的最终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