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转向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引发全球关注。此前，全球数百位人工智能领军人物联名发表公开信，警告高阶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灭绝级风险”，呼吁把降低AI风险上升为全球首要任务。但业界倾向于优先开展技术探索形成突破，认为过度的安全规制可能对产业生态构建造成影响。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风险议题交织——如何在加速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同时确保安全可控，值得全球密切关注、深入探讨。

在人工智能治理路径上，美欧等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明显分歧。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中、法、印等61国共同签署《巴黎人工智能宣言》，倡导以开放包容、伦理规范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加强全球对话合作。美国和英国拒绝签署该宣言，凸显了不同的立场。美国表面上试图营造的叙事是，避免国际规则限制本国企业竞争优势，反对欧盟推动《人工智能法》等严格规制。但事实上，美欧之间的裂痕更多反映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规则的碎片化现状。以联合国框架为主线、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参与的多边机制，若不能有效调和重要利益，治理断层和规则散落将加剧，可能引发人工智能藩篱的高筑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化。

在全球人工智能版图中，发展中国家展现出越来越迫切的需求与期待。一方面，希望利用AI技术改善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包括智慧城市、医疗教育等领域，以应对城市化和公共服务挑战。另一方面，拥有庞大市场和人口红利，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经济跃升和工业跨越式发展。然而，受限于技术和资金，很多国家面临算力不足、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瓶颈，智能鸿沟亟待弥合。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在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代表性和发言权，不希望全球治理进程由少数西方国家垄断，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技术转移、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训合作，以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新局面

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上正加速构建产学研融合的创新生态，不断推出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在中国，参数规模10亿以上的大模型超过100个。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接近6000亿元。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大模型掀起风潮、席卷全球，让各国意识到有一个新选项。在政策引导和企业推动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商务运营、科研创新、工业制造等领域，为经济提质增效赋能。

在产业生态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同步发力完善治理规则，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比如，先后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为人工智能数据与隐私安全提供保障，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对算法推荐、深度合成、AIGC等新技术设定监管红线，对训练数据、内容安全、伦理要求作出明确规范。

有法可依之时，中国还积极制定技术标准体系。《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明确算法模型、安全评估、隐私计算等标准方向，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技术规范支撑，确保人工智能沿着可控、安全、可信的轨道前进。面向国际，中国还积极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系统性方案。在2023年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后，2024年联大通过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呼吁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平等权利，聚焦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共同缩小智能鸿沟。

在人工智能实践方面，中国一批核心节点城市勇立潮头，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打造治理与应用示范样板。上海在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进程中，依托较为雄厚的科创资源和产业基础，“聚全球英才、汇前沿成果”，将人工智能作为重点发展的先导产业。

一方面，大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人工智能芯片、算法、大模型等硬实力，孵化出MiniMax、傅利叶等创新型人工智能企业以及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

另一方面，在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强调共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必要性，同时确保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和公平性，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类社会发展。

通过“软硬并举”，基于核心节点城市的示范引领，中国正形成“点面结合”的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一地成功经验迅速向全国辐射推广，带动区域协同创新，为中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宝贵经验和鲜活范例。

新路径

一是进一步探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人工智能治理新路径。

可加速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从研发设计阶段就融入安全可控理念，在部署应用阶段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在运行反馈阶段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以更完善的技术工具强化人工智能内生安全，以更灵活的制度工具适配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新态势。

中国有条件也有责任先行先试，找到在高速创新与有效监管之间的平衡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新路径，为世界提供可借鉴的新范式。

二是深化全球合作，积极塑造国际治理进程。

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加强沟通，与发达国家就前沿风险、伦理准则进行多轨沟通，增进理解互信。强化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技术合作，破除部分国家人为设置的藩篱阻碍，促进模型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信息共享，寻求在关键治理议题上的共识与协同。

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AI领域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建立人工智能合作机制，推动联合研发和人才培养，常态化、高频次提供人工智能培训项目和基础设施援助，通过DeepSeek、通义千问、MiniMax等开源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制定兼顾各方关切的国际规则，让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中出现更多国家的声音。中国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可以在构建包容、普惠的人工智能治理生态中发挥关键的桥梁和引领作用。

三是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契机，加速构筑上海人工智能治理高地。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阵地，上海在治理新路径探索中承担特殊使命。每年一度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为上海走向全球、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要利用这一机会，推动从展示技术产品上升到贡献治理方案；巩固提升平台功能，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打造成汇聚全球智慧的议事厅，凝聚共识，加强规则对接和标准互认，扩大“朋友圈”。

真正的人工智能高地应当是“全方位的高地”，既在技术上领跑，也在产业上扩展，更要为世界提供治理经验。要保持清醒的思路和开放合作的胸襟，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释放技术创新红利，以“善治”促“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