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分量极重的内容。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便已见诸报端和领导人的讲话。比如，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现代化。”此后，邓小平多次使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应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工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0.4%，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新式产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到2016年，中国很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从20世纪末以来，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2000年上升为6%，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高达19.8%，超过美国；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中国工业化前30 多年艰难起步，以年均8%的增长初步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旧貌；后40年靠改革开放在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内创造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和稳定器。70年前，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7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

还应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拓展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纯的数量指标问题，而是中国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对于人类现代化运动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是一个在历史提供多种可能性面前作出的道路、方向选择的政治哲学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包括五个特征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总量增长、科学技术发达的历史变迁，而且代表了一种深刻的革命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建构。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现代化的推进必须有一些关键因素作为支撑，缺乏这种支撑，现代化就难以成功。这些关键因素大概有四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构筑的自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决定要素。在霸权主义和扩张性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中，软弱的依附性的政权根本无法承载一国现代化的要求和使命，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权威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国，这个问题很自然地转化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家自主性的确立，即国家能否基于国民的公共的长远利益提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为短期的、临时的利益所限制；国家能否为贯彻公共的长远利益而有力地排除各种集团利益的干扰，而不被特权阶层和权势团体“俘获”。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前进的方向，是一个高度自主的政党，不会受制于任何内外强势利益集团。所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正是由党的高度自主性所决定的，国家的能力正是由党的强大的领导能力所加持的。

第二，具有强大回应性、问责性机制的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有效政府具有强烈的发展导向，承认和理解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机制，同时深刻认识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采取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实行市场和政府的双轮驱动，发挥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功能，充当经济导航机构，领导协调经济活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公共生活按照国家认为的最优方向前进。有效政府既是中国现代化所强调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在政府原理上的反映，也是解决超大国家条件下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和应对各种现代化风险的制度优势所在。

第三，深刻的社会革命创造的平等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基础。跨国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在比较平等的社会，后续经济增长较快。拉美和南亚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辗转反复、动荡波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以至于两极化的社会结构阻碍了广泛的经济转型。在一个相对平等而流动的社会，普通人通过奋斗也能实现梦想；而一个由少数人垄断资源的不平等的社会，普通人实现梦想的可能非常渺茫。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在于改变了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革命带来了平等，而平等对效率具有正向的激励。

第四，以治理中心主义支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战略目标，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一种根深蒂固的政策文化，可称之为“治理中心主义”。按照治理中心主义，评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否成功，政治上不仅在于人民是否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并得以按照法定规程对公职人员进行自由选择，而且在于人民能否实质性地、全过程地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参与权；经济上不仅在于市场经济法则是否确立了它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地位，而且在于市场经济机制能否为增强综合国力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最好的绩效；社会生活上不仅在于是否建构完整的公民权利体系以保证社会的自由表达、自由交往和自主创业，而且在于能否切实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和民族团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公共生活。

没有一个自主国家，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在既有世界经济政治结构束缚下的依附性发展；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受制于自然禀赋、依赖自发市场条件的力量分散的低水平发展；没有一个平等社会，现代化只能是一种被丛林法则支配的两极化发展；没有一个治理中心主义政策，现代化只能是一种非均衡的跛足式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

对于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民族来说，可以没有共产党领导，但要想摆脱外部经济政治霸权和内部利益集团的掣肘来谋求发展振兴，拥有一个自主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可以不搞社会主义，但要想发挥比较优势、动员资源进入快速发展赛道，依托一个有效的政府是事半功倍的成功关键；可以不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但很可能要容忍社会不平等对效率、增长的减损和畸形繁荣对国家的潜在危害；也可以不必把治理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政策，但恐怕得把经济转型和社会成长寄托于漫长的时间。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质在于，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人民至上的性质和组织特性造就了自主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支持了有效的政府，是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带来了平等的社会，是治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和政策推动了可持续的协调发展。换句话说，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革命的导向、平等社会的建立、治理中心主义的政策，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不难发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现代化的一般必要条件和发展逻辑具有内在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探索和经验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留给这个千帆竞发、充满机遇而又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的最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