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把脉图

沈艾娣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关注的两个人物：徐适之与Domenico Cirillo。徐适之是甘肃甘州人（今甘肃省张掖市），生于1748年，是第一个在欧洲行医的中国人，曾在那不勒斯生活五年。Domenico Cirillo则于1739年在那不勒斯出生，是一位医生、科学家，最后成了意大利的革命烈士。Domenico Cirillo曾在那不勒斯与徐适之交往，并从徐处习得了中国医学的脉诊知识，由其学生整理形成《论脉搏》(Tractatus de pulsibus)一书，这本书被意大利南部的医生沿用了五十多年。

本场讲座的核心问题是“个人相遇与知识流通”。知识如何流通、为什么流通、如何跨文化流通，是科学史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往学者比较重视“相遇”（encounter）、“对话”（dialogue）和“跨文化共同制作”（co-production）等议题，研究对象以文本流通为主，也有部分关于药品、药物的研究。本场讲座关心的则是个人相遇对于知识流通的重要性。沈艾娣教授认为，个人相遇对于医学知识的交流尤其重要，因为医学知识虽然存在一部分能够通过文本传达的“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但大量的知识属于“隐形知识”（tacit knowledge），如触摸把脉等实践技能。这部分知识无法从书本习得，只能通过个人相遇流通。因此，沈艾娣教授希望借助那不勒斯东洋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徐适之书信，讨论徐适之与Domenico Cirillo的个人相遇对于中医脉诊知识流通的意义。

沈艾娣教授

此外，沈艾娣教授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与哈佛大学栗山茂久教授的《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的比较》一书对话。在沈艾娣教授看来，《身体的语言》一书重视阐发中西方医学知识系统和哲学理念的根本差异，然而，在过去的200年间，中医与西医一直存在双向的交流和影响，今天的英国医院也引入了中医的治疗手段，中西方医学知识的系统性差异虽然存在，但这不意味着中医与西医不能一同实践。当徐适之来到那不勒斯时，当地的贵族纷纷邀请他诊病，Domenico Cirillo吸收了徐适之带来的脉学知识，并将其运用到把脉实践中，沈教授希望通过研究徐适之与Domenico Cirillo的交际，重新理解中西方医学相遇的历史。

通过脉搏理解身体状况是一种跨文化现象，把脉是中西方医学自古以来皆有的诊断技术，但二者的脉诊方法不同。中国的脉诊技术将诊脉分为“寸、关、尺”三部，并依据《黄帝内经》的传统诊脉；十八世纪欧洲则有两个不同的脉诊系统，其一来自古希腊医生盖伦（Galen），盖伦有一套详细的诊脉技术，并以文本保存下来，但到18世纪时，欧洲的医生已经不太清楚如何使用盖伦的理论；其二是基于17世纪机械身体论和血液循环学说的脉诊法，这一诊法将身体整体看作机器，但18世纪的医生认为这套诊脉技术无法呈现身体的全部。

中国的脉诊技术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欧洲的。17世纪开始，欧洲人得以通过耶稣会士接触中国，17-18世纪的欧洲人尽管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却非常崇拜中国，将其视为理想的国度。受此影响，中国的医学也被欧洲人理想化，他们对中国医生仅通过把脉便能了解身体状况的做法非常推崇。由于脉诊技术是中国医学知识中比较接近西方医学的部分，一些欧洲人开始翻译脉诊类的医书，如明代医家张世贤的脉诊书籍就曾被一位波兰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但是，由于脉诊本身是不易言传的实践技术，将张世贤诸如“指下寻之，两头即有，中间全无，曰芤”等描述翻译为拉丁文存在困难，这位传教士的古代汉语水平很高，但是触摸原来就是很难用文字表达，所以欧洲人难以通过他的译著了解中国的脉诊。尽管如此，欧洲人对中国脉诊技术的兴趣依然持续着，17世纪的英国人Sir John Floyer还说他由此发明了脉冲计数器。

在沈艾娣教授看来，另一需要注意的背景是，18世纪生机论学说（Vitalism）使得欧洲人对身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生机论者认为仅仅将身体视作机械是不够的，其关注人体内的“生机”，注重研究生理学与神经系统，如Albrecht Haller通过活体解剖小动物的方法研究刺激（irratation）与感觉（sensibility）；Théophile de Bordeu关注内脏与脉搏的联系，认为脉搏能够反映内脏的情况，日本学者寺田元一（Motoichi Terada）就此展开过讨论。生机论的兴起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医脉诊知识的兴趣，但由于脉诊既需要文本承载的“命题知识”，也需要文本之外的“隐形知识”，欧洲人无法通过文本理解中医把脉的技术。这便是徐适之来到那不勒斯前的思想空气。

沈艾娣教授指出，徐适之并非第一个来到欧洲的中国医生，根据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的研究，在徐适之到来前，另一个中国医生Zhou Meiye也曾以随行医者的身份陪同荷兰商人到达荷兰，不过，这位医生没有在欧洲长期停留，影响力也很有限。

徐适之举家信仰天主教。康熙年间，一位中国传教士去到甘肃甘州传教，自此天主教开始在徐适之的家乡传播。徐适之出生于底层士人家庭，少时大概科举经历不顺，连秀才也没有考取，但我们知道他对律令和医学的知识有所涉猎，就在甘州当地行医，还曾在当地教会担任会长，是位有才干的青年。

那不勒斯有一座中国学院，学院的创始人马国贤神父（Matteo Ripa）曾在康熙时期来华传教，雍正时期返回欧洲，并于1732年创办了这所学院。学院招收中国的学生，给与其欧洲精英式的教育，教导他们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及修辞学、历史、各类神学等。学院也会招收一些能够负担高额学费的那不勒斯当地贵族学生，与中国学生一同教授，以维持学院的开支。陕西渭南籍的传教士郭元性曾在这所学院学习，归国后，郭元性来到了甘肃甘州，希望为这所中国学院招收一些年轻学生。郭元性在甘州停留了三年，在此期间，徐适之担任了郭元性的秘书，并表示希望去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习。尽管徐适之此时已经24岁，不再是适合学习欧洲语言的年纪，且徐的家人已为他订婚，不希望他前往欧洲，但他已决心前往。最终，徐适之在1773年到达了欧洲。

18世纪后期的那不勒斯对中国依旧充满兴趣，那不勒斯女王有一个满是瓷器装饰的中式房间，中国学生来到那不勒斯时会受到国王的接见。国王听说徐适之是中医，就接见徐适之时询问此事，尽管中国学院的院长说明这只是传闻，但找他看病的贵族仍然络绎不绝。沈艾娣教授发现了一些贵族请求徐适之为他们诊病的书信，并展示了其中一封，此封信写作于1776年，彼时徐适之已经到达欧洲三年，依然有贵族请他看病，表明他的诊断没有辜负当地病人的期待。

接下来，沈艾娣教授以摄政贵族Tanucci妻子的病情记录为例，讨论了徐适之的诊断过程。虽然徐适之因脉诊技术而出名，但在实际诊疗时，他在依靠诊脉之余，也会听取病人对病况的描述，由于徐适之不擅长意大利文，往往会携带其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同学作为口译。需注意的是，那不勒斯的病人会使用当地通行的医学知识描述病情，如“痉挛”（spasm）、“刺激”（irration）等生机学理论，这与徐适之熟悉的医学知识很不一样。沈艾娣教授推测，负责口译的学生可能通过翻译连结了两种医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徐适之理解当地人的疾病认识。

在这一时期，由于那不勒斯, 当地反教权的氛围浓厚， 政府有人认为神职人员数量太多，很多神职人员也不虔诚，中国学院也受此牵连。沈艾娣教授认为，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院长本来不希望徐适之四处出诊，但由于学院面临危机，院长只得让徐适之给有权势的贵族无偿诊病，希望这些贵族帮助学院。院长也利用徐适之增进同罗马的关系，罗马教廷的传信部秘书Stefano Borgia对东方语言感兴趣，并往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与徐适之结识。Stefano Borgia对徐适之称赞有加，在给罗马写信时将他称为“protomedico徐格达先生”，这在当时是国王钦定的医生才有的头衔。尽管徐适之此时仍有婚约，不能成为神父，传信部秘书仍旧安排他去罗马觐见了教宗。徐适之还在书信中提到此事，称“（教宗）看到我的中国服装和礼仪很高兴”。

那不勒斯贵族名流对徐适之的兴趣，引起了本次讲座的另一个主人公Domenico Cirillo的注意。Cirillo的家族世代行医，在那不勒斯享有盛名。Cirillo年轻时在大学中学习医学，并对启蒙思想很感兴趣，后来又去往英国，加入英国皇家学会。回到那不勒斯后，Cirillo成了国王的医生，在当地的医院中教授医学。在当时，很多欧洲的贵族名流子弟不去上大学，而是被送往欧洲各国学习外语和贵族礼仪，由于那不勒斯发现了古罗马庞贝城的遗址，很多贵族子弟来到那不勒斯，Cirillo因此得以与一些贵族子弟交往。

沈艾娣教授表示，目前有关Cirillo与徐适之的交往历程资料较为有限，只有一份可靠性存疑的Cirillo传记提及了此事。根据该传记，Cirillo曾在一位女病人的邀请下，陪同她前往徐适之处诊病，Cirillo见徐适之仅靠把脉就能做出诊断，便要求徐适之为他诊脉。徐适之诊脉后称Cirillo的心脏有问题，Cirillo后来向其母亲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徐适之的脉诊技术引起了Cirillo的兴趣。沈艾娣教授推测，由于Cirillo在医院中教授医学，很可能在向徐适之学习了脉诊方法后，又在临床诊断中传授给了他的学生。Cirillo的三个学生各自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了三种《论脉搏》书籍并分别出版，可见Cirillo从徐适之处习得的脉诊方法对其学生影响之大。

有趣的是，根据一个1802年出版的《论脉搏》（Tractatus de pulsibus）版本，Cirillo似乎没有在讲授中区别“中国医学”和“欧洲医学”，而是将原本来源不同的各类知识融为一体，只有零星几处提及中国或中国医生。在介绍脉诊时，Cirillo是以西方解剖学的知识取而代之，并认为二者没有隔阂。如Cirillo使用“腕骨起点”(carpi inito)、“腕尺的关节联接”(ubi carpi cum ulna articulatio absolvitur)、“桡骨突”(apophysi radiali)的解剖概念翻译“寸、关、尺”。

沈艾娣教授指出，根据《论脉搏》，Cirillo接受了中国医学脉诊将“寸”、“关”、“尺”三部和左右手脉象分别讨论的思路。然而，中国的脉诊思路与机械身体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按照机械身体论，人的脉搏只有一种，三部、双手的脉搏不应有差别，但《论脉搏》没有记录Cirillo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医学理论体系的廓清相比，身为医生的Cirillo和他的学生们更重视诊断与治疗实践。

1779年，徐适之离开了意大利，其与Cirillo相遇的故事宣告结束。在这之后，Cirillo成了那不勒斯1799年革命后的国会会长，又在革命失败后被处死，成为意大利有名的革命烈士。Cirillo是著名的医生与科学家，一生著述颇丰，《论脉搏》不过是其中的一本小书，但对意大利南部的医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1823年，《论脉搏》被从拉丁文翻译成意大利文，所以我们能猜Cirillo的脉诊法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期，直到医学机械化的浪潮袭来，这种触摸把脉的技术才逐渐被医学仪器取代。而在故事的另一端，当徐适之回到故乡时，昔年与他订婚的女性已经另嫁他人，徐适之终于能够摆脱婚约，成为神父，又在1785年被和另一个擅长修理钟表的神父一同流放到伊犁地区，从此在伊犁行医。由于我们对新疆地区的医学活动了解有限，徐适之此后的行迹便不得而知了。

本次讲座主持金光耀教授

讲座末尾，沈艾娣教授总结称，徐适之与Cirillo的故事说明了“个人相遇”对于隐性知识流通的重要性。沈艾娣教授还提到了张嘉凤等学者对种痘术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认为中国医学脉诊技术的西传历程与种痘术在中国的命运非常类似，徐适之的故事为后者提供了一个传播方向相反的例证，也与今日中医依旧在西方医学机构中存在的局面遥相呼应。

在沈艾娣教授结束报告后，主持人金光耀教授点评道，沈艾娣教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西方知识如何传到东方，但沈艾娣教授关注了相反方向的、隐性知识的流通，讨论脉诊这一“关于触摸的实践”如何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传播，给了大家很多启示。

沈艾娣：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写作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时，我认为将翻译问题简单归为中英两国的交流太过简化，在政府间关系之外，还有东印度公司等组织，英国内部又有爱尔兰和不列颠的关系，翻译双方的人员也有不同的身份。人和人从来是不平等的，每一种交流都是个人交流，特别在18世纪，很少有“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的对话”，更多是人和人的交流。“文化平等”的问题在这里不一定是合适的。

沈艾娣：你说得非常对，问题在于资料太少了，此前没有人关注过徐适之，我也不是那不勒斯地方历史的专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研究那不勒斯史的专家感兴趣徐适之。那不勒斯的历史研究非常发达，微观史学者已有不少的成果，如果以后有人能发现更多材料，比如去某个贵族家里发现他们的个人档案，我们就能知道更多关于徐适之进行治疗的细节，但目前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沈艾娣：这是一个好问题，从18世纪到19世纪这一百年间，不只是对中国医学的认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整体认识都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几方面，其一，最初将中国建构为理想国的是耶稣会士，但耶稣会在18世纪后期被教宗解散，到19世纪才重新建立，此外新教传教士也对耶稣会士抱有敌意，耶稣会士的活动受到了打击，其对中国的认识可能也不再被普遍接受；其二，18世纪时欧洲人很少有人亲自前往中国，对中国的描述与讲故事无异，但19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到中国，对中国的认识也变得多元；此外，欧洲人看待中国态度的变化可能与英国在印度殖民的历史有关，英国殖民者歧视殖民地的人，以便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殖民政策，而在欧洲人看来，印度与中国都属于亚洲，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看法也因此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我没有研究过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沈艾娣：《论脉搏》不是面向一般的读者，而是专门写给医生的参考资料。此外，因为《论脉搏》只有零星几处提到中国，它的读者不会知道他们看的其实是中西医融合的资料，只会认为是Cirillo自己对脉搏的认识。

沈艾娣：Cirillo有可能看到过此前的脉诊书籍，这类书籍在当时很流行，作为知识精英的Cirillo很可能看到过这些书。但是，我认为Cirillo的脉诊知识不会仅仅来自文本，更多是通过与徐适之的交往习得。一些旁证是，《论脉诊》一书中没有提到其他的脉诊书籍，且Cirillo的同时代医生虽然对中国医学和脉诊感兴趣，但最终无法通过文本理解脉诊，转而认为这些知识可笑。Cirillo之所以与同时代人的看法不同，很可能是因为只有他真正接触到了一位中国医生。

沈艾娣：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只有一部Cirillo的传记提到了二人曾几次见面。我们只能从《论脉诊》的内容推断二人的交往，但这本书提供的线索也是隐晦的，因为学生只会记录对于医生而言重要的笔记，Cirillo可能曾经讲述过一些与徐适之交往的故事，但并未被学生记录下来。

沈艾娣：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医学思想中，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可以是分离的。我们今天不太能看到关于徐适之治疗、治愈病人的案例，只有他诊断疾病的资料。

沈艾娣：如果是我，应该从西方报纸开始研究，目前很多西文报纸资料已经数据化，可以很方便地检索姓名。很多历史人物确实难以进行个人历史的研究，在选择题目时最好从资料入手，而非在找到合适的研究资料以前就确定题目。

沈艾娣：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历史很长，有一些那不勒斯的当地学者研究这个学院，但他们不懂中文，且研究成果主要用意大利语写作，可能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有限。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收藏的资料确实很丰富，19世纪末期，政府要求那不勒斯中国学院选择成为修士院还是大学，学院选择了后者。一位郭姓学生在这一时期来到那不勒斯，成为这一学院最后的中国学生，又在学院改成大学后成为了这个大学的中文老师，他的资料目前还保留着，但也是用意大利文写作的。

沈艾娣：徐适之只是甘州当地的普通医生，他得到那不勒斯贵族和国王的青睐，并非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这一时期西方崇拜中国的医学与把脉技术，只要徐适之能够把脉，欧洲人就会推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