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篇推送为《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特稿文章第2篇。如需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摘要

中国网络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底层化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的整体转型，本文尝试以“底层主体性时代”这一相对系统的解释框架，探索网络舆论场意见表达的时代特征与网络空间深层重构的长期趋势。研究发现，底层价值取向作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基准，成为网络空间好感度最高的指标，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相取悦的对象；底层群体作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正在以其声量和影响力，形塑着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转变，成为理解网络空间演进方向的新视域。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多级信息生产、平台商业逻辑与网络空间底层三者互动而成的深层网络机制。

一、引言

互联网的诞生，赋予研究者大量想象空间。从去中心化、扁平化到减少不平等，从话语空间拓展、媒介赋权到新公共领域建构、理性时代来临等等，研究者从多个层面研究了互联网及其社会影响。但是，互联网发展至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令人困惑的“互联网之问”。互联网本身是平等的，能促进减少不平等，但事实上互联网也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极化及撕裂；互联网能够促进宽容、理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也看到了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

大量研究聚焦“数字鸿沟之问”（互联网扩大还是缩小了社会的不平等？）、“公共空间之问”（互联网促进了社会的开放还是社会的封闭？）等，各有各的道理。跳出这些问题和现象，从更加长期的趋势和结构出发，我们发现了另一个网络空间演进的规律，即互联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取决于什么样的人在使用互联网。对于善用互联网的那一部分人来说，互联网带来了更为丰富、低成本的知识体系与更好的发展机会；对于开放、理性的那一部分人来说，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表达空间和公共交往领域。事实上，上述两类人在整体人口中是偏少的。在互联网发展早期，这种现象并不明显，但随着用户规模扩大，用户群体下沉，以及所谓的“互联网红利”的减少，网络人口结构特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网络用户认知与观念的差异性逐渐扩大。

不同于美国在跨入互联网时代伊始就拥有大量使用人群——2000年时互联网渗透率已达到52%（Pew，2000），中国同期上网用户人数约为2250万人，仅占当年国内人口总量的1.74%（CNNIC，2000）。纵观2000年至2019年的美国互联网使用数据可以发现，美国的互联网人口始终是学历越高，互联网使用率越高（Johnson，2021），其网络空间长期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作为关键群体，掌握着核心话语权。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人口结构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CNNIC近20年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互联网人口占比，2000年为84%，2003年将为57.2%，2014年降至21.4%，2020则为19.8%。

中国网络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底层化过程，表现在底层价值取向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底层群体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转变，成为理解网络空间演进方向的新视域。与此同时，多级信息生产、平台商业逻辑与网络空间底层性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从机制的层面，探索网络舆论场意见表达的时代特征与网络空间深层重构的长期趋势。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当前有关网络空间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聚焦在技术、政治、监管、资本等力量与网络空间的相互作用（Castells，2010；Hepp，Hjarvard & Lundby，2015）。例如，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政策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互联网平台、重要传播节点以及一般网络用户的行动模式，国家采取硬件基础管理和平台治理等多种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治（King，Pan & Roberts，2017），可以改变网络空间的主要话语生态（Tong & Lei，2013；Han，2015；桂勇等，2018）；商业竞争驱动不同平台占据不同的细分市场，出现不同定位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而影响网络表达；商业资本通过推荐系统、“水军”、机器人、虚假评论等方式渗透进网络空间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Damm，2007；Yu，Asur & Huberman，2015；罗教讲、刘存地，2019）；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向用户推荐有针对性的信息，从而带来平台的算法审查和特定偏向（方师师，2016），等等。

以上研究虽然在多元力量影响互联网的路径中部分展现了网络空间演进背后的规律和特征，但大部分研究结果无法解释引言部分提到的一些深层次的网络空间现象和问题，亦无法以一个相对系统的解释框架对中国互联网的长期趋势作出阐释。技术、政治、资本等种种影响网络空间走势的动能，最终都要汇聚到“人”（网民）的身上。中国互联网人口结构的变迁、演进，可能成为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规律的重要切口。 

已有部分研究关注到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资源、群体素质、人数规模等差异性因素显著影响着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的互动表达及其分化（Rains et al.，2017；Fu& Chau，2013；赵云泽、韩梦霖，2013；邵春霞、彭勃，2015；郑雯等，2017）；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与年龄、职业和教育水平等用户特征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桂勇等，2018）；相关研究虽然从丰富的面向探讨了相关问题，但相对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远未形成，亦缺乏历史的、动态的、随时间演进的研究视角。

笔者认为，底层在互联网人口结构中的重要演变趋势及其对网络空间演进的深刻影响，介乎结构、叙事与机制之间，值得高度关注。虽然“底层”本身的概念存在模糊性，在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中并非明确指向某个阶层、某种职业和身份，而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维度建构的复合型概念，但是就底层社会的基本样态来看，存在一些基本共识，比如生活贫困、经济诉求为主、持续性发展能力弱等（文军、吴晓凯，2015）。当下国内研究指称的中国底层群体/底层社会，主要由贫困的农民、进城务工者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构成（孙立平，2002）。这一社会群体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社会结构、社会层级方面的“高下差异”，与“中间阶层”“精英阶层”等概念相对，在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身份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特殊指向性。不同于文化概念中的“大众”，底层研究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及其权利的争取。在这一学术脉络下，互联网与底层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媒介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底层群体通过互联网赋权争取权益等方面（许向东，2008；李红艳，2016），对底层群体的观念认知、媒介接触与使用、网络素养状况、情感和生活行为等有一定关注（方晓红，2002；郑素侠，2013；陶建杰，2016）。

互联网在底层群体集体赋权（collective empowerment）以及构建弱势群体集体表达空间（deliberative space）等方面发挥作用（Qiu，2016；Yin，2018 ；Sun，2009、2014），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中被不断检视（Mehra et al.，2004；Mitra，2010；Jue，2016）。由于长期囿于“底层关注”“底层发声”的范式，既有研究多将底层研究限定在冲突性的关系结构中，遮蔽了中国底层群体和底层社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将底层作为社会弱者看待，忽视了底层对媒介生态的反向建构。事实上，在被互联网与新媒体赋权的过程中，中国的底层群体正以愈加成规模的表达声量和行动力，影响到网络舆论走势及其背后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思潮。在持续演进并重构的过程中，底层群体成为影响网络空间权力结构、力量格局、价值取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从更大的政治社会图景看，底层作为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变量，既受到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着网络舆论场，成为引言所述的理解中国网络空间多重问题的切入点。底层在被媒介赋权的同时，亦激发了社会变革特别是互联网演进的原生动力，它对社会结构、媒介环境、网络生态的反向影响正在加速凸显。

本文跳出底层研究的“媒介赋权”等传统路径，将底层看作具有显著、稳定、成熟的网络表达特征和群体价值属性的关键群体，以“底层主体性”的学术视角研究中国网络空间底层化过程中的网络表达、社会情绪、社会思潮、价值取向与平台逻辑，尝试描绘中国网络空间“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表征、机制及其发展趋势。

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主体性”比较流行的界定如下：主体性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等主体属性（陈海平，2006），其核心内涵是主体凭借和发挥其自身力量，通过对象性活动，按照为我的目的和倾向去把握客体（沈晓珊、李林昆，1991）。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推动本文对主体性概念的使用，即主体性主要显示出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

有学者指出，研究主体性首先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主体，一种是占多数且居主导地位意义的主体，主要从量的方面来划分，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另一种是主客体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是一对矛盾，是辩证法的一对范畴（刘守和，1992）。本文建构的底层主体性，既是在量的层面占多数的底层主体，也是在质的层面能够作用于客观对象的主体。底层群体在网络空间与精英阶层、中间阶层交往互动从而取得主体性的过程，一方面，受益于互联网不断下沉使其在量的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底层通过其自身在网络舆论场的深度浸入，在实践层面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网络空间进行机制性的重新建构，发展出底层自身的主体性。

与此同时，马克思交往实践观认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交往实践活动本身蕴含着双重关系：其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或主体间性（柴秀波，2011）。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网络空间进入底层主体性时代，也建立在这双重关系的讨论之上。底层主体性时代，既是讨论底层建构互联网生态环境所体现的主体性，也是他们在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交往实践中逐渐改造交往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的主体性。底层、中间阶层、精英阶层等各类群体以互联网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中介进行交往实践，发生交互关系的过程，也是底层在其中增强自身主体性力量的过程。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1）网络空间底层化如何从“底层客体性时代”走向“底层主体性时代”？

（2）如何理解底层主体性时代背后的机制？

三、底层：作为网络空间关键立场的价值取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不仅表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还表现为中国人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的嬗变（沈杰，2003）。从结构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来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观念与心态的变迁，才能赋予转型研究以完整的意义（周晓虹，2011）。网络空间的底层化，渗透着代表精神层面价值取向的底层特质，不仅局限在社群结构的变化，亦表现在精神价值层面。

近20年来，中国网络空间的底层化，是逐步演进的过程，除了继承单纯的“为底层发声”等传统，网络空间的底层化更进一步推动底层作为关键的价值取向，成为网络空间好感度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相取悦的工具性符号和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

（一）“底层”成为代表网络空间好感度的关键指标。底层劳动者生存环境差，收入低，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时，他们勤俭质朴，辛苦劳作，为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样的网络形象为其吸引了大量关注和同情，使得底层关怀成为网络舆论场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推动了网络价值观高度偏向底层，他们的正面品质、生活际遇与社会贡献亦在网络话语中被突出。站在底层立场分析问题，以底层利益为首要衡量标准，使得底层成为网络空间好感度的关键指标。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对2014-2016年通过分层抽样随机获取的1.5亿条新浪微博数据开展了基于向量机的监督学习法大数据分析[1]，在涉及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经济政治信心、群体认知、对各类民生问题的满意度、对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理念政策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82个社会心态指标中，网民对“底层”的好感度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且在正负态度上呈现“单边倒”的正面倾向，几乎生成不出负面态度曲线。网络空间对底层的好感度指数2014年为1512.50，2015年为1224.51，2016年为1068.67，远高于其他各项指标且连续多年始终保持在好感度指标首位。这些数据说明网络空间对底层群体保持极高的关注度和正面态度，网络舆论场的主流言论趋向平民化与草根化，中国网络空间成为底层取向的网络空间。

（二）底层价值观成为工具性的传播符号，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夺定义权和阐释权的对象，也成为中国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当前国内舆论场错综复杂，但以底层价值观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底层”话语成为网络舆论场最为重要的话语资源，各类社会思潮在网络舆论场内争夺对底层价值观的定义权和阐释权。 

从具体派别来看，网络民粹主义左翼分析问题的角度多从“人民”出发，重视底层群体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推崇“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等革命传统价值观，反对权威和官僚作风，认同为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底层行动的合法性。网络民粹主义右翼分析问题则多以西方价值观为思想资源，运用多种口号吸引底层关注和围观。尽管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使用的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但两者均默认底层群体具有天然的道义制高点（桂勇等，2018），在对问题的定义方面存在广泛交集。不同群体均抓住公众对当下部分现象的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矛盾激化的担忧，争相利用中国网络空间的底层性，争夺话语权和舆论制高点（李良荣，2016）。底层价值观成为中国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

四、底层社群：作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

长期以来，聚焦网络意见群体的研究主要分为基于现实社会属性的普通网民群体研究与基于意见领袖或曰“超级参与者”的研究两类。不可否认，意见领袖对网络舆论场的形塑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他们的表达与带动引导其他网民发言、交流（Graham &Wright，2014）。与普通网民相比，意见领袖具有更高的信息寻求、动员和公开表达动机（Park，2013），但也有文献揭示出普通网民群体相较于意见领袖在形塑网络舆论场上有更为重要的作用。社会舆论与社会思潮的生产与传播不再局限于精英用户群，其生产主体日渐大众化和多元化（方付建、王国华，2010）。社交媒体中的普通网民群体在趋势创建的早期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意见领袖或许可以在小范围内展开传播，但是只有普通网民的参与才能创造广泛的覆盖面，更具扩散性，最终形成舆论趋势（Zhang etal.，2016；Harrigan，2012）。

中国网络空间的底层化，表现在网民表达方面的底层化趋势不断增强，底层群体影响力不断扩大。如前文所述，在现有研究中，虽然“底层”本身的概念存在模糊性，但总体围绕收入、教育水平、职业特征等存在一些共识。2015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调查报告显示，产业工人、商业和服务业中的打工者以及失业、无业等人群中的上网者已占网民总数的近一半（49%），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研究发现，底层群体正在成长为规模大、潜在发声人数多、舆论声量大的网络力量。

（一）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互联网平台用户的总体下沉，底层群体成长为规模大，潜在发声人数多，舆论声量大的网络社群力量。2020年12月，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显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比例高达80.2%。CNNIC近20年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网民的总体用户结构持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中等教育水平和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网络舆论场结构中的比例大幅下降，网络空间底层化的趋势显著。

从互联网人口结构和平台分布上看，以微博、微信、知乎为代表的传统互联网平台持续下沉，以抖音、拼多多为代表的新兴平台强势崛起。对比多个年度的微博用户发展报告可以发现：2014年以前，微博用户相对集中在北上广以及江浙一带，在地区分布上以华东、华南地区活跃用户最多。2017年之后，来自三四线城市的用户加速进驻，占微博月活跃用户50%以上。2018年以来，四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占比进一步上升，从2017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31%，微博用户呈现出整体下沉趋势。与此同时，曾经定位为精英问答社区的知乎，也在2018年开启“迈向普惠内容平台”的战略转型。根据知乎2020年联合艾瑞咨询公司共同发布的《知乎用户刻画及媒体价值研究报告》，从一线城市到五线城市都有知乎用户，其中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用户占比为41.4%，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占比达到58.6%。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则呈现底层强势崛起。2015年拼多多成立时，淘宝和京东已经基本瓜分了中国电商市场，拼多多并未被市场看好。然而根据QuestMobile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拼多多日活跃用户已经高达2.59亿人，超越手机淘宝App，登顶行业首位。截至2020年12月，拼多多年活跃买家数达7.884亿人，比阿里巴巴同期年活跃买家高出940万人，是京东的1.67倍。短短几年时间，拼多多成为中国电商用户规模最大的平台。

（二）相比于其他社会群体，底层社群对争议性议题的关注度较高，态度较为激烈，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以现实社会职业分类为标准，采用“职业群体-微博用户”两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3544名新浪微博用户，通过分析样本用户过去两年发表的所有博文，对新浪微博平台覆盖多元职业、多元社会群体的网络用户所发博文进行整体分析，研究发现，底层群体生活压力感较高，工作满意度较低，发展效能感较低，不公平感较强。

与此同时，底层群体对争议性议题的关注度较高，态度较为激烈。相比其他职业群体，底层群体的言论表达更为情绪化，倾向于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模式思考问题与发表言论。

五、“底层主体性时代”：作为网络空间关键演进的方向

底层始终是中国网络空间的重要存在，但其重要性和具体含义经历了从“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重大变迁。在网络舆论场的成长和网络生态的转型升级中，底层逐渐成为网络空间的重要力量，集聚发展能量。“底层客体性时代”阶段的底层，是大量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群体，对于此起彼伏的舆论事件“一哄而来，一哄而去”，关注热度高，但热点转变快，具有鲜明的利益诉求而非价值诉求。长期以来，底层群体作为“意见领袖”（或曰大V群体）的“追随者”而存在，常常是被关注的弱势群体或需要“被发声”的对象，也是网络舆论场中被解构的话题符号、被叙事的“客体”对象。这一阶段的舆论形势，往往由意见领袖而起，依托底层快速启动“同类聚集效应”，造成浩荡的舆论声势。总体来说，底层在互联网上虽然影响很大，却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和议题存在。受制于技术形态和互联网渗透率的限制，底层仍然是“被动”的底层，是作为“客体”的底层，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力量而非主导力量。在意见领袖占据网络舆论场中心节点的舆论结构中，底层注定只能成为被言说、被叙述的客体符号。

2014年以来，网络舆论生态中利用底层民众围绕少量中心节点一呼百应的“单中心”现象大幅减少，占据网络用户结构越来越多的底层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分散的平台、议题和人物上。与此同时，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大大降低了互联网表达的门槛，制作流程化、身体展示性强、全民参与度高等特点使得底层获得了建构主体性的基本条件，得以充分动员语言、传统、历史、文化、政治等各种在地资源，将互联网深嵌入其日常生活，在传播实践中逐步建立起具有底层特色的话语模式和文化样态，不仅在内容上高度再现底层议题，更初步形成一套具有底层价值立场的诠释框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文化特色。底层，从作为议题、话题和被消费对象的叙事客体，变成真正的网络空间叙事主体，不仅作为国家意志和社会精英推动的对象，也开始悄然作用于国家、社会，成为推动互联网的主体性力量。

 （一）新媒介技术进一步降低传播门槛，推进更加多样化的职业展现、社会可见度与群体认同感，推动底层群体拥有更多基于平等和尊严的主体自信。文字时代处于信息生产机制边缘的底层，在视频社会化时代开始走向信息生产的前台。便于拍摄和自拍的高清手机摄像头、短视频应用程序，操作简单的“一键上传”模式和丰富的视频制作工具推动更多样的底层职业可见性，整体提升了社会“可见度”，从而激发社会情感共鸣，增进底层群体认同。

相较过去，借力于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形式，底层更便于在网络平台展现乡野田园、工地生活中的真实自我，展现平等、朴素、和谐的底层生活，实现区别于城市生活的底层叙事价值。特别是短视频形态以“我”为中心的特点，使得底层更多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出现在网络空间中，叙事主体性更加凸显。不同于过去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对“农民工”命名与称谓的不认同（陈刚、王卿，2019），主体性时代的底层群体在网络舆论场中有自觉而明确的身份认同。特别是活跃在短视频平台的底层短视频创作者，他们一方面在账号名称中凸显身份，如“农民王小”“农村阿凯”等（张爱凤，2019）；另一方面也会在内容创作的选题上对个体境遇保持自觉关注，从日常经验出发创造底层话语。底层表达不再是借助主流媒体发声的抗争式表达，或跟随意见领袖的被动参与，而是以自尊自信的姿态展示新时代全面脱贫、乡村振兴背景下底层崛起的尊严感和自信心，在与主流社会的交融互动中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二）底层不再满足于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消费者，而是积极发掘潜能，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引领者。过去，都市务工群体就有自办媒体的发声传统，但是受限于政策空间、资源支持和内容生产的三重制约，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吴麟，2016）。在自我生产内容匮乏的大环境中，底层只能去消费都市流行文化或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消费符号。 

在“底层主体性时代”，不同于传统专业媒体生产的文化产品从城市流向农村的路径，底层文化开始反向对城市产生影响。简单、短小、搞笑、日常化的“土味”视频勾起人们对底层生活的好感和好奇，更多地创造出可以接入主流舆论的内容。“扎心了老铁”“666”等流行语，体现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特有的底层文化。“草根逆袭走上人生巅峰”“农民搬砖成为健身达人”等主题，配合平台提供的模板化镜头语言，将个体与坚强、自立、热爱生活、吃苦耐劳等积极特质联系起来，进行正能量表达，成长为短视频平台的主流文化。

伴随中国互联网人口渗透率与社交媒体覆盖率的快速提升，底层群体逐渐发展出更为显著、稳定、成熟的网络表达特征和群体观念属性，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网络舆论场的叙事主体和主动性力量。此外，底层群体以其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认知创作出更贴近人、打动人的作品，成为引领网络流行文化的创造者。总体而言，底层群体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价值取向、关键意见群体和关键平台逻辑的体现者，推动中国网络空间进入“底层主体化时代”。

六、机制：多级信息生产、平台商业逻辑与网络空间底层性的形成

（图片来自网络）

注释：

[1]具体而言，以新浪微博随机博文大数据背后反映的思想价值观念为研究对象，针对2014—2016年通过分层抽样随机获取的1.5亿条新浪微博数据开展基于向量机的监督学习法大数据分析，挖掘网络价值观与网络社会思潮的相当数据，探讨了总体发展趋势。运用基于向量机的监督学习法，完成了82个社会心态指标的人工编码库，每条指标人工编码数量达5000条以上。在此基础上按照“人工编码——模型训练与评估——预测”的分析流程计算演进趋势，所获数据结果描述了网民对特定议题的好感度/反感度，其具体含义是：每万条微博中对特定议题或对象持好感态度或反感态度的微博数量。

作者  郑雯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副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

作者  施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  桂勇（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篇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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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雯,施畅,桂勇.“底层主体性时代”：理解中国网络空间的新视域[J].新闻大学,2021(10):16-29+117-118.